我叫赵德柱，今年四十五。

二十年在运输公司开车，跑长途，拉货，什么苦都吃过。后来公司倒了，我失业了，经人介绍，给一个女总裁当司机。女总裁姓沈，叫沈若棠，三十七，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站在公司楼下等我，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裙，头发盘着，脸上没有表情。她看了我一眼，说：“赵师傅？”我说：“是。”她说：“走吧。”就两个字。我给她开了三年车，她说的话加起来，大概没有我跟老婆一个月说的话多。

她话少，但不难伺候。她从不迟到，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出现在楼下，我提前十分钟到，她已经在那儿了。她上车以后，看手机，看文件，看窗外，不说话。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去哪儿。我说好。到了，她下车，走了。下午六点，她出来，上车，回家。三年，天天如此。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应酬。过年的时候，别人家都热热闹闹的，她一个人。我送她回家，她下车的时候，说了一句“赵师傅，新年快乐”。我说“沈总，新年快乐”。她笑了笑，上楼了。那个笑容很短，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波纹还没荡开就消失了。

2020年春天，疫情来了。封城，封路，封小区。公司停工，所有人都在家隔离。沈总给我打电话，说她要回公司拿一份重要文件，让我送她一趟。我说好。路上几乎没车，整个城市像一座空城。到了公司楼下，她上去拿文件，我在车里等着。她下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说：“小区封了，我进不去了。”我说：“那怎么办？”她站在那儿，想了很久，说：“去公司宿舍吧。那边应该还能进。”

公司宿舍在开发区，一栋旧楼，平时没人住。到了以后，保安不让进，说没有通行证。她打了几个电话，打不通。天黑了，起风了，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薄外套，有点发抖。我说：“沈总，要不先回车上？”她没说话，跟着我回了车上。车里暖气开着，她坐在后座，抱着胳膊，看着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没有太阳，也没有云，就是灰的。

我说：“沈总，要不你去我那儿？我那儿在城乡结合部，管得不严，应该能进。”她看着我，犹豫了一下，说：“方便吗？”我说：“方便。就我一个人。我老婆孩子在老家，过年没回来。”她说：“好。”

我开着车，往家走。她坐在后座，不说话。从后视镜里看她，她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眉头皱着。她累了。当老板也累，跟当司机一样累。到了我家，她跟着我上楼。六楼，没电梯，她穿着高跟鞋，爬得很慢。我走在前面，不好意思走太快，等等她，再等等。到了门口，我开了门，开了灯。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有点乱。她站在门口，看了看，说：“打扰了。”我说：“不打扰。你住主卧，我住次卧。被子都是干净的，上周刚晒过。”她点了点头，进去了。

那天晚上，我给她下了碗面。清汤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滴了两滴香油。她端着碗，吃了一口，说：“好吃。”我说：“凑合吃。我只会做这个。”她说：“够了。”她吃完了，把碗洗了，放在厨房。她做这些的时候，很轻，没什么声音。她回屋了，关了门。我坐在客厅里，听了很久，没有声音。她大概睡了。大概没睡。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在厨房了。她熬了粥，蒸了馒头，炒了一个青菜。她围着我的旧围裙，头发扎着，脸上没有妆。她看见我，说：“吃饭了。”我愣了一下，说：“沈总，你做饭？”她说：“嗯。以前会做，后来忙了，不做了。”我坐下来，喝了一口粥，稠，不烫不凉，刚好。我说：“好喝。”她说：“那就多喝点。”她坐在对面，也喝。她喝粥的样子很安静，低着头，一小口一小口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她的头发上有光。那一刻，她不像什么总裁，像一个普通的女人，在普通的早晨，喝一碗普通的粥。

隔离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一天，两天，三天，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像两个被关在同一间屋子里的人，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习惯。她不再穿西装裙了，穿我的旧T恤，太大，像裙子。她把头发散下来，披在肩膀上，偶尔用手拢一拢。她不化妆了，素着脸，皮肤白白的，眼角有细纹。她不叫我“赵师傅”了，叫“老赵”。我说“沈总”，她说“别叫总了，叫若棠”。我叫不出口，还是叫“沈总”。她笑了，说“随你”。

她发现了我书架上那些旧书。金庸、古龙、梁羽生，全是武侠小说。她抽出一本《射雕英雄传》，说“你喜欢看这个”？我说“嗯。从小就喜欢”。她说“我小时候也喜欢。后来不看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忙”。她坐在沙发上，翻开书，看了起来。看了一下午，看完了一本。她说“还是好看”。我说“当然好看”。她笑了，说“你这个人，说话跟书里的人似的”。我说“像谁”？她说“像郭靖。笨笨的，但靠谱”。我笑了，她也笑了。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发烧了。三十八度五。我吓坏了。那段时间，发烧就是大事。她躺在床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我说“去医院”。她说“不去。去了就隔离了，不知道关到什么时候”。我说“那怎么办”？她说“没事。可能就是感冒。你帮我倒杯水”。我倒了一杯热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放下。她的手在抖，杯子差点掉了。我接住，说“你躺着，别动”。我去找了药，退烧药，感冒药，家里常备的。她吃了，躺下来，闭着眼睛。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她床边，守着她。

她半夜醒了，看见我坐在旁边，说“你怎么不睡”？我说“睡不着”。她说“你怕我死了”？我说“别胡说”。她笑了，说“你这个人，不会撒谎”。她的烧退了，脸上有汗，头发湿了，贴在额头上。我拿毛巾给她擦，擦到额头的时候，她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她的手很烫，很有力。她说“老赵，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因为他不管我。我发烧的时候，他在外面喝酒。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你多喝热水’。多喝热水。我喝了，喝了一整夜，烧到三十九度五。第二天他回来，看见我还躺着，说‘你怎么还不起来’。我说发烧，他说‘你不是吃药了吗’？他不知道，药是我自己买的，水是我自己倒的。他在不在，都一样。”她松开手，看着天花板，说“后来我就离了。一个人过。一个人，挺好。至少不用等谁倒水”。

我坐在那儿，说不出话。她闭上眼睛，说“老赵，你老婆有福气”。我说“什么福气”？她说“你这个人，会倒水”。我笑了，她也笑了。笑着笑着，她睡着了。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睡着的样子。她的眉头不皱了，嘴唇不干了，脸不红了。她睡得很沉，呼吸很匀，像一个小孩子。我给她盖好被子，关了灯，坐在黑暗里。窗外有月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白白的，亮亮的。我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回了自己屋。

后来的日子，我们越来越像一家人。她做饭，我洗碗。她拖地，我擦桌子。她看书，我看电视。她嫌电视吵，我戴耳机。她嫌我抽烟，我阳台抽。她给我泡茶，我给她倒水。那些日子，很慢，慢得能听见时间走过的声音。但那种慢，不让人烦，让人安心。安心到有时候会忘了，她是总裁，我是司机。忘了我们只是被隔离在一起，迟早要分开。

有一天，她在阳台上浇花。我养了几盆花，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就是绿萝、吊兰、仙人掌。她浇得很仔细，一盆一盆地浇，叶子一片一片地擦。她说“你这仙人掌，快死了”。我说“不会吧。我养了好几年了”。她说“你浇太多水了。它怕涝”。她把花盆搬出来，换了土，剪了烂根，重新种上。她的手沾满了泥，指甲缝里黑黑的。她说“以后别浇那么多。一个月浇一次就行”。我说“记住了”。她笑了，说“你这个人，什么都不会”。我说“我会开车”。她说“除了开车呢”？我说“还会煮面”。她说“对。你会煮面。你煮的面好吃”。她说完，低下头，继续弄花。她的耳朵红了，很轻，但阳光底下看得很清楚。

隔离解封的那天，是个晴天。阳光很好，天很蓝，风很轻。她站在门口，拎着她那个包，穿着来时的西装裙，头发盘着。她回过头，看了看这间屋子，看了看阳台上的花，看了看沙发上的靠垫，看了看我。她说“老赵，谢谢你”。我说“谢什么”？她说“谢谢你收留我”。我说“不是收留。是搭伴”。她笑了，说“对。搭伴”。她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高跟鞋踩在楼梯上，笃笃笃，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我站了很久，然后关上门，回到屋里。屋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嗡嗡响。阳台上那盆仙人掌活了，绿油油的，胖乎乎的。她换的土，她剪的烂根，她说的“一个月浇一次”。我记着。

她又忙起来了。开会，出差，应酬。我还是给她开车，还是七点半到楼下，还是问“去哪儿”，还是说“好”。但有什么东西变了。她会在我等她的时候，给我带一杯咖啡。她会在我开长途的时候，说“累了就歇会儿”。她会在我送她回家的时候，说“老赵，早点回去”。她叫我“老赵”，不叫“赵师傅”了。我叫她“沈总”，她不应。我说“沈总”，她看手机。我说“沈总”，她看窗外。我说“沈总”，她说“你叫谁呢”？我说“叫你”。她说“我不叫沈总。我叫若棠”。我叫不出口。她叹了口气，说“你这个人，比郭靖还笨”。

去年冬天，她病了。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发烧。她打电话给我，说“老赵，你来一下”。我去了她家，她躺在沙发上，盖着毯子，脸红红的。她说“帮我倒杯水”。我倒了一杯热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说“还是你倒的水好喝”。我笑了，说“水都一样”。她说“不一样”。她不说了，闭上眼睛。我坐在旁边，守着她。跟那年隔离的时候一样。她睡着了，呼吸很匀。我看着她的脸，她老了，眼角有皱纹了，头发也有白的了。但她睡着的样子，还是跟那年一样，像个孩子。我给她盖好毯子，关了灯，坐在黑暗里。窗外有月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

她醒了，说“老赵，你还在”？我说“在”。她说“你回去吧。我没事”。我说“好”。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她在后面说“老赵，那盆仙人掌还在吗”？我说“在”。她说“活了吗”？我说“活了。绿着呢”。她说“那就好”。我走了。下了楼，站在楼下，回头看了看她的窗户。灯亮着，暖黄色的。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今年春天，她突然说要请我吃饭。我说“为什么”？她说“谢谢你给我开了四年车”。我说“不用谢。那是我的工作”。她说“不是工作。是别的”。我说“什么别的”？她不说了。吃饭的时候，她喝了一点酒，脸红扑扑的。她说“老赵，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开了四年车”？我说“因为我开得好”。她说“不是”。我说“因为我准时”。她说“不是”。我说“因为什么”？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光，很亮。她说“因为你煮的面好吃”。我愣住了。她笑了，说“骗你的。因为你会倒水”。我看着她，说不出话。她低下头，手指在杯子上画着圈，画了一圈又一圈。她说“老赵，那年隔离的时候，我发烧，你守了我一夜。我醒过来，看见你坐在旁边，椅子上，睡着了。你手里还攥着那个毛巾。你守了我一夜。我从来没被人守过一夜”。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但没有掉。她说“老赵，你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说“我知道”。她说“但你会做事。你会倒水，会守夜，会煮面，会养仙人掌。这些，比说话重要”。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说“老赵，我不叫你老赵了。我叫你德柱”。我说“好”。她说“你叫我若棠”。我张了张嘴，叫不出来。她等着，等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说“你这个人”。我深吸了一口气，说“若棠”。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跟那年她在阳台上浇花时一样，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她说“嗯”。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亮亮的。她老了，我也老了。但有些东西不老，比如那盆仙人掌，比如她说的“一个月浇一次”，比如我手心里那个毛巾的温度。那一年隔离，我们被关在同一间屋子里。没有工作，没有应酬，没有总裁和司机。只有两个人，两间屋，一盆快死的仙人掌。她教会了我养花，我教会了她煮面。她知道了我会守夜，我知道了她会脸红。那些日子很短，短得像一场梦。但那些日子很长，长得够我记一辈子。

那盆仙人掌还在阳台上，绿油油的，胖乎乎的。我一个月浇一次水，记着。她有时候来，看看花，喝杯茶，坐一会儿。她忙，不常来。但来了，就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摸着仙人掌的刺，说“它还活着”。我说“活着”。她说“你养得好”。我说“你教得好”。她笑了，说“你这个人，学会说话了”。我说“跟你学的”。她不说话了，看着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一道一道的，照在她身上。她眯着眼，像一只晒太阳的猫。我坐在旁边，也眯着眼。我们都不说话，但不需要说话。那些话，那年隔离的时候，都说完了。说完了，就不用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