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腾
《万历的紫禁城》，徐腾著，光启书局，2025年12月出版。
公元1572年，年仅十岁的朱翊钧承继大统，即明神宗，年号万历，大明王朝的统治逐渐进入倒计时。在很多历史叙事中，“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是一个不称职的皇帝，也是明朝走向崩塌的重要责任人。而在“皇帝”的身份之下，作为“人”的朱翊钧有怎样的个性与情感，却往往为人所忽略。
近日，徐腾的新书《万历的紫禁城》由光启书局出版，该书以建筑学者的独特视角跳出宏大历史叙事，以紫禁城的空间为线索，还原了万历皇帝被“怠政”标签遮蔽的真实人生，也为晚明宫廷史与建筑史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解读维度。
从“奶奶庙”到紫禁城研究
很多读者认识徐腾，并非始于严肃的学术研究，而是源于数年前刷屏全网的“奶奶庙”研究。2017年，这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青年学者，开创公众号“不正经历史研究所”，以幽默跳脱的表达、脑洞大开的语言拆解河北易县“奶奶庙”的民间野生建筑群，打破了大家对建筑学者“只关心高大上建筑”的固有认知。从乡野间的野生建筑到市井里的空间趣闻，徐腾总能跳出刻板框架给出新鲜解读。
新书《万历的紫禁城》脱胎于他的博士论文，通过梳理《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等宫廷档案，开创性复原万历朝紫禁城空间布局，以及万历在紫禁城中的行动轨迹:朱翊钧住过哪些地方?名义上坐拥天下的他，真正的活动范围有多大?不上朝如何管理这么大的国家?紫禁城布局设计体现了皇帝的哪些私心?皇帝不上朝，官员们在做什么?万历朝的政治风波，对紫禁城的空间规则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恰恰写在紫禁城的柱础之间，藏在人的身体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之中。
不论是“奶奶庙”还是紫禁城，徐腾始终关心的是“人与空间的关系”。传统建筑史聚焦建筑形制、营造技术、礼制制度，而徐腾发明了一个词叫“空间使用”。他认为，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能提高历史观察的“分辨率”。
找回历史人物的“活人感”
书中记录了一些极具“活人感”的朱翊钧细节。例如，从朱翊钧分配给各位帝后的亲祭次数中，可窥探其内心的偏颇；他前往奉先殿的时段差异，还能反映出不同年龄段对生死的态度。这些细节勾勒出朱翊钧的个人性格，让他不再是抽象的皇帝，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作者更以皇帝居所与内阁仅600米的物理距离，却形成难以逾越的沟通壁垒这一空间细节，拆解了朝堂君臣对峙的政治生态。甚至从文华门、思善门相继成为官员集体抗议的固定场所，厘清了建筑空间对朝堂权力博弈的影响，为大众理解晚明历史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鲜视角。
朱翊钧是历史上著名的懒惰皇帝。在徐腾看来，如果看待历史人物只以角色化的标准去评判高低对错，势必会忽视人的个体差异，进而对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处境漠不关心。当我们跟随他的叙述走进这座宏伟的皇家建筑，我们看到，即使贵为一国之君和辅国大臣，他们也有各自的烦恼与无奈。管理庞大帝国的皇帝，几乎一生困于深宫之中，厌倦于礼制的约束，痛苦于亲人的远离。而官居内阁的大臣们，面对皇帝的“任性”同样无可奈何，夹在皇帝与士大夫群体之间难以应对，进退两难。数百年过去，唯有紫禁城屹立于此，沉默地见证一切。
访谈
“野路子研究”也有独特价值
南都:以建筑学者视角做微观历史，你认为自己和传统历史学者的切入角度和具体方法有何不同?和历史学者有过哪些相关交流?
徐腾:开展这项研究前，我的明清史基础几乎为零。建筑学是我的本专业，核心研究的是人和环境的关系，会考虑空间内的使用者行为，以及不同使用场景的差异，比如十个人和两百人的场合，空间使用逻辑必然不同。所以我做历史研究时，也会以设计的思路思考，关注过去的建筑实际被如何使用。
传统历史研究更多聚焦制度，比如官制、官僚机构的组成、运转模式以及各自的职责等。建筑史研究也会探讨紫禁城的建造形制，分析其与天象的关联、形式背后的权力象征，这些也都属于制度史的内容。还有另一类视角是技术史研究，探究古人如何运用不同材料营造建筑，但这些研究在涉及具体的“人”的时候，讲得都比较笼统。正因如此，我的研究和历史学中当下流行的微观史有了相近的关联，总体来说就是微观视角与空间视角的结合。
撰写这本书时，我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晋宏逵老师的指导，他很认可我的研究视角，认为很有趣，关于皇帝的空间活动轨迹，这是此前很少有人关注的方向。但他也指出，我的研究在政治史层面比较薄弱。我做博士论文时，有一段内容探讨了政治风波对空间秩序的影响，后来我在书稿里对此做了补充。不过我也很受益于自己这种“野路子”的研究思路，如果我读了很多政治史相关书籍，受传统历史学研究框架的影响，这本书或许就写不出来了。
“懒惰”表象下，万历是典型社恐I人
南都:《皇帝上班》《皇帝失联》《内阁翘班》《内官得势》等章节都写得非常生动、有故事感，你说用了POV的视角尝试还原历史人物当时的处境。从你的研究结果来看，公众对万历“三十年不上朝”的历史认知中存在哪些误解?
徐腾:我此前对万历的了解也仅停留在“三十年不上朝”这个标签上，但除此之外，他还有过哪些经历?这也是我的研究和传统历史学研究的不同之处，传统历史学研究常以道德评判为核心，评判历史人物的好坏、昏庸或贤明。对我而言，抛开价值评判后，看待历史人物的心态会更平和一些。我一直强调，万历只是我的研究对象，我既不是明粉，也不是万历粉，研究的核心是人和环境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皇帝、大臣与紫禁城的空间关系，所以万历是个好皇帝还是个坏皇帝，对我的研究而言并不是太重要。
做完研究后，我最先发现的认知偏差，就是关于早朝的争议。大家对万历的批判总围绕“不上早朝”，但这只是被拿来上纲上线的一个说法而已。实际上，在当时的背景下，皇帝不想上早朝，大臣也同样不愿参与，因为早朝就是形式化地走个过场。大臣每天凌晨四点多就要排队，五点到七点进行早朝，官员依次上奏，交流并无深度，也不会开展公开讨论，众人大多只是到场撑场面，文献里常有早朝缺员的记载，有失仪态、大声喧哗、咳嗽吐痰、肆意走动等行为也屡禁不止。从身体与建筑空间的关系去研究就会发现，早朝的过程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折磨。所以后来万历不上早朝，其实大家都觉得轻松，不用早起，只需早上八点到“单位”上班即可，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但出于道德评判的需要，大家便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作为批判点。
后来我也好奇，皇帝不上朝时，大臣在做什么，于是查阅了他们的上班考勤记录，发现大臣也经常缺勤，整日待在家中不去办公。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南都:从你的角度分析，在万历消沉颓废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怎样真实的性格底色、人性挣扎与时代困局?
徐腾:他明显是个“I人”。万历小时候被众星捧月地长大，生活就像身处《楚门的世界》。但他亲政后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政治风波就是立储之争，这场风波过后，他就变得消沉，不愿再和朝臣接触，相当于亲政后的第一战就落败了，之后便选择退缩，I人的性格特质彻底显现，典型的打不过就躲。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和他的爷爷嘉靖截然不同。嘉靖是天生的君王，十五岁到京城，就将官场的老油条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但朱翊钧不一样，他不愿与人起冲突，一生从未杀过大臣。即便特别生气，也只是发发牢骚，最多贬官、罚俸，把人发配充军已经是他做过最严厉的事，而他的爷爷动辄会打死人。所以这样一个性格温良的人，遭遇政治挫折后，便选择逃避，这是非常典型的I人特质。
三十年深宫避世，万历日常成“未解之谜”
南都:“明代晚期的紫禁城空间布局是一笔没人搞得清的糊涂账。”经过八年研究，你现在对这笔“糊涂账”有哪些全新的认知与梳理?目前还留下哪些尚未解开的空白与疑点?
徐腾:这笔糊涂账目前在文献层面已经梳理得差不多了。我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梳理史料中记载过的紫禁城宫殿数量。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对紫禁城建筑有过详细的系统性介绍，明末清初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中的《附载宫殿额名考》，也记载了当时紫禁城内各类宫殿的名称，这两本史料中明确记载名称的宫殿，有两三百座都是能从文献中考据、找到痕迹的宫殿。但研究空间布局最核心的遗址考古资料，只有遗址才能明确建筑的基址位置。清代在明代紫禁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整体改建，如今能发掘出的明代建筑基址非常少，所以空间布局这部分内容依旧是一笔糊涂账，估计永远也搞不清楚了。
这本书留下最大疑点，是万历不上朝的三十年里，他深居宫中究竟在做什么，这部分内容相当于空白，我目前只能掌握他出宫活动的记载。他躲在深宫中的那些年，只有一处行踪能通过史料考证，那就是他前往奉先殿行礼。奉先殿中供奉着诸多先祖的牌位，每逢祖先忌日，他都要前往上香行礼，而这些仪式需要外朝官员撰写文书、做记录，所以能知晓皇帝前往奉先殿的具体时间频次，这也是史料中唯一记载的。其余时间的活动只有野史记载了，可信度自然要打个问号。
南都:你提到紫禁城的设计是仪式性大于实用性，实际居住体验并不好，却很适合皇帝“摸鱼”。如果你能回到万历朝的紫禁城，你觉得哪个角落最适合摸鱼?
徐腾:我特别想做紫禁城的门卫，倒不见得会想着摸鱼，更多的是好奇看看有哪些不该进入紫禁城的人混了进来，他们是如何进入的，又在宫里做了什么。因为我从史料中找到了十几条记载，讲述当时有人在紫禁城内偷窃，还有人在宫中行不法之事，甚至有记载说清代还有外人进入紫禁城摆摊，很难想象这样一座传说中戒备森严的皇家禁地，会发生这些离奇的事，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明代的紫禁城经常发生失窃事件，仅内阁就至少被偷过三次，还有一次发现有人手持前朝内阁的关防，也就是当时的门禁卡，这些事情都很有趣。万历有一次上朝，从乾清宫出来坐在轿中，迎面遇到一个腋下藏着两把刀的人，这件事把他吓得不轻。还有很多这样离奇的事情，这些内容都不是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因为它们只是花絮，只是历史中的小插曲。但恰恰是这些小插曲，让历史变得更生动、更真实。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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