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蒙古人和明朝人打了两百多年。
你可能会说：这难道还有假？
而事实表明，明朝人主要不是在和蒙古人打仗，而是在和自己打仗。
先看一个文献。
臣闻虏寇之入境也，鸱张乌合，动号十万。然其间真为彼之种类，劲悍难当者，十之四五耳。余皆吾中国之赤子也。盖以昔年大同叛卒，转相诳诱。近日两镇军民，累被俘囚。 一受驾驭，皆成劲敌。或为之向导，或为之探听。我中虚实情状，山川险隘，虏俱备谙。用中国之人以攻中国，是虏中长策。近东奴亦然。是我不能以夷狄攻夷狄，而彼能用中国攻中国，事体倒置，一至于此。（《题为陈愚见以裨边务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 265）
这是胡宗宪在嘉靖年间因为边事的上疏。他在其中说，“虏”动辄十万，来打我们，但其中的“真虏”只占到四五成，而剩下的都是明朝人。因为大同叛卒数千投靠过去，他们又引诱更多的明朝人过去。到了最后，他们用明朝人来打明朝人。
所以说，明蒙战争，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明朝打大明朝人。
那胡宗宪的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呢，是否又夸张呢？
正德时期，给事中毛宪在奏疏中说：
“臣又闻虏中多半汉人，此等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离此患。”（《陈言边患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 190 ）
毛宪在这里说，虏中很一多半都是汉人。
再来看一个文献。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御史赵炳然奉命前往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巡视后，向嘉靖帝上奏说：
臣等从事宣大，自春徂秋，每遇降人，虚心款问，所接益众，所闻益详。其言虏地太半吾人，又闻择我华人住虏年久、身有妻孥者，潜入内城，作为奸细；若欲南犯，又择华人精壮者先锋，幼小者牵马，及至堡下，尽呼富民之名，数之曰：“与我买卖，我贳汝堡。不者，合力攻之。”是以一堡之内，大小惊惶，富者捐财，贫者给草，如就熟路，如责乡人。（《题为条陈边务以俾安攘事》，见《明经世文编》卷 252）
在赵炳然的描绘中，蒙古境内大半都是明朝人，一些明人成为蒙古人的奸细；健壮者还成为蒙古军的先锋；幼小者则帮助牵马。这些人又利用熟知内地情况的优势，逼迫边军与他们开展贸易。
后来就连嘉靖帝知道，来犯的蒙古人中，大多都是汉人，
“昨入犯之魉，华人为多。”（《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未）
看来，这种情况已经是当时的一种共识。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跑到“虏地”去呢？
一是大同的叛卒。
在两次大同兵变中，有数千明军士卒叛逃蒙古，他们去之后，又想办法接自己的妻儿过去，合计超过万人。
二是掳去的明朝人口。
蒙古人每每南下，都要掳走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没有办法统计，但其多年所掠夺，总人数不会低于10万。
比如，嘉靖二十一年（ 1541 年 )，蒙古骑兵入山西，六月十八日侵入边境，直到七月二十二日才撤离。38 个州县遭受掳掠，杀掳男女多达 10 万人，抢劫的马牛牲畜、财物器械更是不计其数。
三是主动叛逃过去的军民。因为蒙古没有税收，很多在内地生活不下去的明朝人就逃跑至蒙古。
三边总制王琼在《北虏事迹》里面记载了嘉靖八年七月，一个板升汉人与明朝守军的一段对话。
一日早，虏贼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 答曰：“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 贼曰：“套内多多达子有里，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 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 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
所以，明朝跟蒙古打了两百多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跟自己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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