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天的北平，天气闷热。考场里，一群刚满十八九岁的青年埋头疾书，窗外知了叫得正欢。就在这年，清华大学的一道国文考题，悄悄流传开去，后来居然一路传到了民间酒馆、书肆茶楼。这道题只三个字，却难倒了无数自诩“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上联：孙行者。
许多年后，人们记住了这个上联，也记住了最常被提起的那个答案：“祖冲之”。但有意思的是，当年那场考试里，拿到满分的，却不止“祖冲之”一个说法。出题人陈寅恪心中，还有另一个更让他拍案称绝的答案。这背后，牵出了清华、北大、燕京三所名校的故事，也牵出了几位日后在中国学术、科学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要理清这桩公案，先得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那时的高等学府格局，与今天人们想象的有些不同。
一、燕京、北大与清华：三种气质的名校
很多人提起“燕京大学”，脑子里立刻就浮现出北大的影子，好像它就是北大的前身。电视剧《亮剑》里，赵刚也是“燕京大学肄业”，这一设定更让不少观众误以为两校本就一体。可要是把时间拨回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这样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是英美教会大学合并而来。首任校长司徒雷登，是个在中国生活多年、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人。燕京校园建在北京西郊的海淀一带，靠近颐和园、圆明园一带湖山，环境清雅，带着明显的教会学校气息，重视英文、神学和西方人文传统。
北京大学的出身则全然不同。它前身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由戊戌变法时期创立。1912年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严复出任首任校长。北大承接的是清末新政以来的近代学堂传统，讲的是“新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之一。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在这里办刊演讲，掀起了五四风雷。气质上，北大更像是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阵地。
清华的起点则更特殊。它起初是“游美肄业馆”，用的是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所设的留美预备学校。1909年开始筹办，1911年正式成立，后改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才正式成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早期重理工与留学预科，校园管理偏西式，课程设置也更偏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但文科也并不弱，反而因为师资雄厚，渐渐聚起一批国学大家。
之所以后世常把燕京与北大混在一起，是因为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被裁撤。它的文科力量大都并入北大，部分理科并入清华、工科并入其他学校。燕京原来的校舍，也主要归了北大。于是到了后来的年代，人们走进北大校园，看到未名湖、博雅塔，自然而然就把许多旧燕京的回忆，加在了北大头上。
当年那位在清华考场上对出“胡适之”的少年，后来同时拿到了北大、清华、燕京的录取通知书，最后却转身投向北大中文系。正是因为在那时的眼光里，论国学氛围，论古典文献底子，“京师大学堂”改名后的北京大学，仍旧有一种别家比不了的积淀。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32年的清华入学考试，被赋予了某种“文、理兼备”的意味。陈寅恪这位既通中学，又深知西学的国学大师，被邀请出题，也就顺理成章。
二、三字上联：从作文题到“绝对”佳话
1932年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国文科目的出题颇有讲究。当时的考生后来不少都成了学界名流，他们回忆那场考试时，都提到过两道题。
一道是命题作文，题目叫《梦游清华园记》。这题一看便知，与政治、时局无关，重在考察考生的文字驾驭能力。有学生就老老实实写成一篇游记，有的则另辟蹊径，用古赋体来写。后来名震寰宇的钱伟长，当年就是在这道作文题上，显出惊人天赋。
钱伟长生于1912年，那年参加清华考试时年仅二十岁。他把《梦游清华园记》写成《梦游清华园赋》，开头几段气势很足。文中有这么几句：“余观夫世人之所求，多止于财色权名。方其少年时，岂无畅游清华园之梦乎？”话说得直白，却有一种凌厉的清醒。后文又写：“智者善恒其志，愚者善易其志。”这类句子，用古文的壳，装进去的却是近代青年的焦虑与自警。阅卷老师当然看得出，这不是普通的八股式作文。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钱伟长被多所名校争抢的重要依据。那一年，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都向他递出了入学通知。他最终选了清华，从而走上物理学与力学之路，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力学、工程教育，其影响不必赘述。
但在很多国学爱好者心里，更津津乐道的，却是那年陈寅恪出的另一道题——“孙行者”。
对联这种东西，在过去的科考中十分常见。自科举时代起，八股之外，多半还要考一考应试者的对偶、声律、典故掌握情况。三字上联，看似简单，实际上暗藏玄机。陈寅恪偏偏只写“孙行者”三个字，没有任何上下文限制，更显得意味悠长。
考生拿到这道题时，大概都先是一怔，紧接着脑子里“嗡”的一下蹦出《西游记》。于是有的大笔一挥：“祖冲之”。也有人以为这三字不过是随便举了个唐僧徒弟，于是对了“猪八戒”“沙和尚”之类，甚至还真有人写了这些答案。由此也可见那时《西游记》在青年中传播之广，未必比现在差到哪里去。
从后来流传出来的阅卷标准看，“祖冲之”确实是当年的参考答案。这一对，算是干净、工整、简洁：孙对祖，行对冲，者对之，三字皆对，平仄基本也能说得过去。再加上“孙行者”一看就是猴王法号，“祖冲之”名列古代科学家的巅峰，所以这对联很快就在坊间被奉为“绝对”。
钱伟长当年就对了“祖冲之”。在形式上，这个答案无可挑剔，也完全配得上满分，起码从一位理工科天才的审美角度来看，这样的对法，准确、简洁、不拖泥带水，很符合他的性格。
不过，清华那场考试上，偏偏还出现了一个“异数”，让这道看似标准的对联，突然多出另一个版本，甚至在出题人陈寅恪那里，几乎可以与“标准答案”平起平坐。这个答案就是——“胡适之”。
三、“祖冲之”与“胡适之”：标准与新意
在同时参加清华考试的一众考生当中，有位少年后来同样名满学林。这人叫周祖谟，1914年生，参加考试时十八岁。此后他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极高成就，是近现代汉学界重要人物之一。
周祖谟在回忆那场考试时提到，拿到“孙行者”这个上联，他起初和许多人一样，也先想到“祖冲之”。结构对得整齐，典故也算稳妥，可以说是一眼就能过关的答案。但他转念又想，这样太容易落入俗套。三个字对三个字，如果只停留在“孙对祖”“行对冲”“者对之”的层面，那就只是工稳而已，还谈不上妙。
于是他换了个方向，写下了“胡适之”三个字。
这个答案，传到陈寅恪眼里，却让这位一向严苛的国学大家眼睛一亮。有传闻说，当陈寅恪看到“胡适之”时，忍不住拍案称道：“对得好，而且寓意颇深！”这评价，在那个年代，从陈寅恪口里说出，可不轻。
陈寅恪的看法，主要有两层。
一层是表面的文字游戏。“孙行者”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诙谐意味，它源自“行者”身份，又带着出家法号的味道。“孙”在古音里与“猢狲”的“狲”颇为接近，而“胡适之”的“胡”，可以联想到“猢狲”的“猢”。“胡”“孙”二字若连起来，暗含“猢狲”之意，恰好与“孙行者”的猴王形象在字义上扣合起来。陈寅恪的解释里，就有“‘胡’对‘孙’，猢狲也”的机锋。表面看是姓氏相对，实则是诙谐取义。
另一层则是思想与性格上的暗喻。孙行者是谁？《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敢于抗争，敢于破坏既有秩序，最后才被压在五行山下，又有机缘翻身成佛。胡适之又是谁？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他正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之一，提倡“文学改良”，鼓吹“我手写我口”，反对八股陈腐，主张以浅白之文字写新思想。
在当时的传统学界眼中，这种做法可谓“异端”。大量习惯于之乎者也、讲究骈俪辞藻的旧式学人，对胡适的文字改革极不买账。有人批评白话文粗俗，有人讥笑白话诗不成体统。舆论场上，攻击胡适的文章、言论不断。可以说，在旧文化的围墙里，胡适的确扮演了一个“闹天宫”的角色。
这样的形象，和孙悟空很容易对应起来：一边是手持金箍棒、翻江倒海的齐天大圣，一边是拿着笔杆子，在报刊上写白话文、呼吁启蒙的新文化旗手。两人都曾是不被主流接受的搅局者，都一度遭受猛烈攻击，却又都在历史长河里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
在这一层意义上，“孙行者”对“胡适之”，便有了极强的象征意味。上联人物出自古典神魔小说，下联人物则是当时正活跃的现代知识分子；一古一今，一虚一实，却在精神气质上暗自相通。这种对法，比起单纯讲究字面工整的“祖冲之”，的确要更深一层。
当然，从工整角度讲，“祖冲之”并不逊色。“祖”“孙”辈分相对，“冲”“行”皆有运动之意，“之”“者”字性互对，也符合对仗规矩。而且“祖冲之”作为南北朝时期的大数学家，以圆周率推算精确著称，这种严谨、精确的科学精神，与对联本身讲究平仄格律的严密要求也隐隐有些契合。
所以在当年的阅卷标准里，“祖冲之”作为“标准答案”，得满分无可厚非。“胡适之”则在标准之外，构成了一个“出奇制胜”的例外。这两种答案，一种代表着工稳、规范，一种代表着新意、机敏。在一个强调国学功底，又开始接纳新文化的年代，这种并存本身，就很有意味。
周祖谟后来回忆，当时考后并不知道自己这“胡适之”究竟得了多少分。直到成绩放榜，三校同录，他才从老师、同学的闲谈里，隐约知道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兴趣。陈寅恪甚至专门约见过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若来清华，各系任择。”这句话背后，是对他国文功底的肯定，更是对他那一丝“不肯随大流”的机灵的赏识。
周祖谟却婉言谢绝。他的理由很简单：北大中文系更符合自己的志趣。当时北大中文系云集不少学者，国学氛围浓厚，对经典文献研究投入甚深。在一个准备一头扎进文字、音韵与训诂世界的年轻人眼里，这样的环境显然最合胃口。
可以说，在1932年的那间考场里，围绕“孙行者”的这场对联游戏，侧面展现了当年的学界格局：有重理工的清华，有重人文的北大，有兼具中西的燕京；有走实证科学道路的钱伟长，有苦钻文字之学的周祖谟；有守着国学根基出题的陈寅恪，有被当作“新文化闹将”的胡适。这些人在那年夏天，在一副三字对联中，暗中发生了一次交汇。
四、对联之外：从科举传统到文人趣味
说到对联，很多人想到的是庙堂、牌匾上的严肃对句，其实在历史上，它既是严肃的考试内容，也是文人日常玩笑的重要部分。考场里有“对子”，酒桌上也有“对子”。
清代的纪晓岚，就是对联高手中的一位。他在朋友间酒酣耳热之时，常拿街上铺号招牌取乐。比如北京有家老二酉堂，是书店，他就对出“大六壬馆”，暗指算命摊；“经蒙并授”，是学堂的招牌，他对出“糟倒俱全”，变成客店；药铺的“干湿脚气四斤丸”，对成了“偏正头痛一字散”；还有“自制川广云贵生熟地道药材”之类长联，竟然还能对出“揭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上用的是同仁堂的招牌，下对的则是荣宝斋的看板。这样的对法，既押平仄，又讲名实，满是机智与俏皮。
到了近现代，许多名人的姓名，也常被拿来当作对联材料。比如“闻一多”，就能对“钱三强”；“张恨水”，有人对成“戴爱莲”；“穆铁柱”，可以对“陈金刚”；乃至“韩擒虎”对“李攀龙”，“俞通海”对“殷开山”，这些组合，既讲究声律，也借助戏谑意味，读来颇为有趣。
“孙行者”“祖冲之”“胡适之”这几个名字被放在同一对联中，实际上也正是这种趣味的一种延续。只不过，陈寅恪出这题，绝不是在考“幽默感”，而是要看考生对字音、字义、典故、人名的整体掌握。三字上联，考出的却是整套“读书识人”的底子。
更值得留意的一点，是这类对联题在考试中的位置。
在科举时代，对对子是常常出现的题目，有的难到连进士出身的名士都要皱眉。到了民国，虽然八股已经废除，但诸如清华、北大这样重视中文基础的学府，仍旧习惯通过对联、仿古文等方式，来筛选有扎实文字功夫的学生。《梦游清华园记》的作文题，加上“孙行者”的上联题，看似轻松，实则严苛。既要写得一手上乘古文，又要妙对三字人名，这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是不小的挑战。
钱伟长在作文里能写出严厉批判“畏难而退”的句子，周祖谟在对联里敢放弃标准答案，另取“胡适之”，这些不只是文字技术上的问题，也反映了他们在青年时期的精神面貌。在战乱未起之前的1932年，他们还不曾预料到此后十多年中国将经受的风雨，但在这年夏天，那些笔下文字与对仗之中，已经隐约露出各自的人生方向。
从清华考场，视线再拉远一点，会发现中国近代考试制度的一条连续线索：从科举的八股与对子，到民国大学的文言作文与对联，再到后来的新式高考，考查形式不断变化，但对语言表达与思维能力的重视，始终没有断掉。只是到了后来的年代，对联这类题在正式考试中渐渐淡出，人们更多是在兴趣场合才会提起。
有时候，老一辈读书人聊起这些旧题目，会忍不住感慨。当年为了对出一副上联，在油灯下翻工具书、查韵书，甚至拿人名、地名作文章，反复推敲一个平仄。现在再看，似乎不过是三五字的游戏，然而在那个时代，这种游戏本身，就是训练心性与记忆的一种方式。
至于那个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上联——“烟锁池塘柳”，也曾引出不少下联版本。有读者曾对出“炮镇海城楼”，看上去五行俱全，意象也算壮阔，但较真一点，平仄与意境总觉得差了半分火候。烟锁池塘，是静景，是朦胧；炮镇城楼，是战景，是杀伐。二者放在一起，用作趣对可以，若要当作工整佳联，多多少少显得有些不搭。
这也正好映照了“孙行者”那道题的妙处：同样是对名字，看似只要三字对三字就行了，但要兼顾音义、典故、气质，多想半步，立刻就分出高下。钱伟长的“祖冲之”，扎实、端正，不出任何差错；周祖谟的“胡适之”，则在端正之外，再添一层含笑的锋利。两个回答各有姿态，拼在一起看，反倒真像一副对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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