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夏，北京西郊的一处小院里，几位将军围坐在一张大桌旁，桌上摊着的不是作战地图，而是一份关于“导弹、原子能”的初步设想。那一年，距离新中国成立才过去九年，国内百废待兴，可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一点不小。有人轻声说了一句：“没有自己的尖端武器，总觉得底气不足。”席间的萧华若有所思，拿起电话，点名要人——“把空三军的政委栗在山叫来。”
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远在外地的栗在山接到了中央打来的紧急电话，被要求立即去北京。电话的内容并不多，只说“有重要任务”，他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恐怕不是普通的工作调整。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趟北京之行，会让自己从正军级一下子被提拔到正兵团级，更不会想到，他刚一到京城，就被萧华严肃地交代：“先去找孙继先。”
要弄清楚这句“先去找孙继先”背后的含义，还得从栗在山几十年前的那段经历说起。
一、从嵩山书生到敌后游击骨干
1916年，栗在山出生在河南方城一个普通农家。家境谈不上富裕，却也不至于挨饿，他小时候就算得上是村里认字早的那一批孩子。到了十七岁，也就是1933年，他考进了嵩山公学。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当时的中原地区，旧势力、军阀、日渐传播的进步思想交织在一起，一个读书青年要不被卷进去，几乎不可能。
在嵩山公学，他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的思潮。课堂上是教科书，课后却是各种秘密的小册子、讨论会。栗在山的性格看着文静，骨子里却有股子韧劲，不爱空谈，更在意“怎么做”。很快，他加入了共青团，接着开始做地下工作。
不久，他先后担任许昌工委区委书记、河南省委秘书等职务，在豫中一带穿梭奔走，往来于河南和北平之间，送情报、建组织、联络同志。有一次，他从河南带着资料赶往北平，中途差点在检查站被盘问到底，一个随身携带的“学生笔记本”救了他，那里面其实夹着的是秘密名单。
这段经历锻炼了他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的能力，也让组织对他越来越放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全面开始，地下工作也随之进入了更为紧张的阶段。栗在山受命化装成大学生，建立情报站，继续在白色恐怖的缝隙里活动。
为了方便掩护，组织又从师范学校安排了一位女学生“马沂”，让他们假扮夫妻共同工作。起初两人都是把自己当成“任务一部分”的同志，行事谨慎，言语寥寥。时间久了，在一次险些暴露的转移中，两人互相护着对方，才真正走近。战火之中，感情往往被压到最后，可一旦认定，就极少动摇。他们从假夫妻变成真伴侣，之后在枪林弹雨中相伴了五十多年，这在军中一度被当作佳话传诵。
然而，若把这段岁月只看作“爱情故事”就失了分寸。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栗在山被调任为豫鄂挺进纵队组织部部长，跟着司令员李先念转战豫鄂边区，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敌后游击生活。那是真刀真枪的斗争，白天打仗，晚上做群众工作，随时准备转移。
为了发动群众，他带着工作队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讲抗日道理，办夜校，拉队伍。敌人为了报复，坚持斗争的根据地频频遭“扫荡”。有一次，部队被围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坡上，连续几天被截断补给。没粮没水，战士们挖野菜、吃树根，等能吃的都吃光了，只能煮皮带、皮鞋充饥。马沂为了多捞一点吃的，顶着风险扮成道人进村化斋，一路心惊胆战，差点被敌人识破。
说来沉重，他们终于等到友军接应，突出重围，却在回到根据地后，发现托人照看在乡亲家里的两个幼子已经下落不明，家中老人也因病无人照料而去世。这样的代价，远不止“家破人亡”四个字可以概括。即便如此，栗在山并没有退缩，依旧在战线上一站就是十多年，把个人生死放得很轻。
二、“立在山上打游击”的将军
抗战胜利后，局势并没有迎来太平。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迅速调动重兵，企图控制中原地区，对中原解放区形成重重包围。那时栗在山已是中原军区参谋处长，主要任务是在桐柏山区组织部队机动，牵制敌军，为大部队谋求战略机动留出时间。
1946年初，为了争取和平，国共双方在延安、重庆和北平之间展开谈判。栗在山受派参加部分谈判工作。他在会上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很快就判断出国民党代表所谓“和平协商”更多是拖延和迷惑，实际上已在为全面内战做准备。
谈判一结束，他立即飞往延安，将观察到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听完之后十分重视，随即意识到中原部队被包围已成定局，突围刻不容缓。在这种背景下，著名的“中原突围”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那天在窑洞里，毛泽东拍了拍他的肩，带着一点幽默意味说道：“你的名字叫‘在山’，不就是立在山上打游击嘛，这次突围，你要担起重任，把部队安全带出来。”这句话半是开玩笑，半是托付，分量极重。栗在山当即立正敬礼，郑重表态，一定完成任务。
随后，他参与指挥并组织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千里突围”。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在敌人重兵合围下数次强行突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突破一重又一重封锁。部队在向西北和山东方向转移的过程中，多次遭遇围追堵截，有的部队必须“白天打、晚上走”，翻山越岭一走就是百十里。
突围过程中，栗在山既要考虑作战部署，又要随时注意部队士气。有一位团长曾回忆，当时大家又累又饿，看到身后追兵不依不饶，心里难免打鼓。栗在山在前线简短地说了一句：“怕也得走，不怕也得走，走出去还有一条路，趴下就只有一条路。”话不长，却说到大家心里。最终，中原突围取得成功，部队保存了骨干，为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场突围，让上上下下都看到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坚韧性格。毛泽东对他也更加器重。战争后期，他继续在部队任要职，攻打敌人据点、稳固解放区，一步步走上更高的指挥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编制调整不断进行。随着国防形势变化，一个新的任务摆在中央面前——建设空军。那时候，中国几乎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现代空军，既缺技术也缺经验，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中央决定出兵援朝，同时作出一个关键决策：临时组建空三军，准备在朝鲜战场与敌人进行空中较量。空军是个新生事物，谁来管，怎么带，是个大问题。各方权衡之后，中央选定了栗在山担任空三军政委。这一点颇有意味，当时他已经是第二十一兵团副政委，按行政级别算是副兵团级，现在却要到军一级的新部队去“从头再来”。
一般人遇到这种“降格使用”，心里多少会感到别扭。但栗在山接到命令后，没有提任何条件，立即赴任。他懂这一点：级别高低是表面，任务轻重才是真正的考验。
到了空三军，他面对的是一群刚从各地抽调来的干部和新兵，其中不少飞行员还是从零开始培养。对空军，他是外行，可他没有摆架子，而是天天扎在一线，参加训练、开学习会。试飞环节风险极大，他为了给飞行员壮胆，也经常坐上机舱，陪着上天。有战士悄悄嘀咕：“政委真不怕死啊。”有人回了一句：“他打游击时见过的险，比这个多得多。”
在他的推动和全体官兵的努力下，空三军只用了半年多时间，硬是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一定战斗力。随后，这支年轻空军就被推上了朝鲜战场。栗在山担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前方指挥所政委，与邓华等人一起，组织指挥中朝空军与美军进行搏杀。
那时，美军拥有丰富的空战经验和先进装备，中朝空军却是新兵为主。可有意思的是，越是在这种巨大差距面前，越能显出部队的韧劲。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法和顽强作风，中朝空军逐渐扭转不利局面，据统计，整个抗美援朝空战期间，我方击落击伤敌机三百余架，其中还包括多名王牌飞行员，如戴维斯等。美军飞行员一度感叹，说志愿军空军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所谓“一夜之间”，不过是外人的惊讶之词。背后是日日夜夜的摸索、总结和训练，是干部战士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空三军的战绩很快传遍全军，在不少将领眼中，栗在山的名字与“敢打、能打、会打”三个词紧紧连在一起。
三、西北大漠中的“新战场”
朝鲜停战后，许多参加过战斗的将领陆续回国，准备投入新的国防建设。就在1958年前后，中央作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在大西北建设国防尖端武器试验基地，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导弹、核试验的大本营。
这项任务，极其关键，也极其艰苦。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将建设任务交给了第二十兵团，并任命时任副司令员孙继先负责此事。孙继先是从淮海战场、渡江战役一路打出来的老将，战斗经验极其丰富。但听到“导弹基地”这几个字，他心里也有点没底。因为，这已不是单纯的“打仗”，而是国防科技与军队建设结合在一起的系统工程。
接到命令后，他没有多说什么，归拢好随身物品，就立即从朝鲜赶回国内。抵达北京后，他见到有关领导，拿到任务书，心里清楚，这是国家下的一道“军令状”。他开始到处联系工程技术人员，组建初步领导班子。可是，当时很多人对导弹、原子能既陌生又忌惮，加上戈壁滩条件艰苦，不少干部一听要去大西北，心里难免打鼓。
有意思的是，孙继先的“组班子方式”很直接。原广州军区参谋长李福泽，就是在他反复做工作甚至半带“强拉”的情况下，决定出任副职。一些年轻技术干部，在他的劝说下，也下定决心加入这支队伍。
不过，仅有工程技术型干部还不够，还得有一个懂部队、能做思想政治工作，又有实战经验的政工主官压阵。孙继先想来想去，想到了栗在山。在他看来，这个人有几条特别合适：一是出身游击战，吃过苦、经得住折腾；二是建设空三军时，从零起步，敢于在陌生领域摸索；三是在朝鲜战场上指挥过空战，见过大场面，有足够威望。
于是，他在给上级的建议中，明确提到希望由栗在山前来担任基地政委。这份建议被层层上报，最终得到批准。于是就有了那通打往空三军政委办公室的电话。
那天，栗在山接到通知，匆匆赶到北京，一进门就被告知要去西北，参与导弹试验基地的建设。更出人意料的是，他的职务级别也从正军级直接提拔为正兵团级，担任新组建的“第二十训练基地”政委。
听到这样的安排，他一时有些沉默。导弹、核试验，对他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他坦率地说：“我不懂这些东西，怕耽误工作。”萧华听后笑了一下，又认真说道：“当年我们打仗，不也是边干边学？现在你也是一样，没有经验可以学，但人得到位。你这个人肯下功夫，我相信你能干好。”
说到最后，萧华写了一张纸条推给他，上面简单几个字：“即日动身，西北，找孙继先。”语气虽不多，却是再明确不过的命令。栗在山看了纸条，点点头，只回了一句：“那就去干。”
不久，第二十兵团改编为“第二十训练基地”，孙继先担任司令员，栗在山担任政委。组织上也随之作出调整，他的行政级别正式提升为正兵团级。
来到西北戈壁滩，他才真正感受到这项任务的难度。放眼望去，漫天黄沙，夏天热浪滚滚，冬天寒风刺骨。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吃的是粗糙粮食。很多战士到这儿的第一反应是：这还怎么生活？
四、“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
到了戈壁，栗在山很快进入角色。他清楚，这不再是那种短期作战，而是长年累月的系统建设，人的意志能不能撑下去，比技术是否精通还要要紧。他经常到连队住地，跟战士们一起挖地窝子、修简易房，端着搪瓷缸喝带苦味的水，站在风沙中跟大家聊天。
有人抱怨吃不饱，菜更是难见影子。他就跟几个干部一块研究“就地取材”，组织人打沙枣、挖野菜，还鼓励在有限条件下尝试种植蔬菜，再配合后方补给，尽可能改善伙食。水源紧张时，他和工程技术人员一道跑现场，讨论打井、修渠的方案。许多干部后来回忆，政委并不懂水利技术，但他肯在一线，大家干起来就有劲。
在这样的环境里，光靠硬撑是不够的，还得有一股共同的精神支撑。基地里渐渐流传起一句口号：“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听上去有些悲壮，却最能说明当时大家的决心——既然来了，就不打算后退。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并不只是修营房、挖水渠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片荒漠上完成极为复杂、对安全要求极高的试验任务。导弹试射周期长、准备环节多，每一环都有风险。栗在山作为政委，负责的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还要配合技术部门保证试验条件与部队纪律。他经常在动员会上说：“咱们以前打仗，子弹看得见，现在这东西看不见，可危险一点不少，心要更细。”
在两人搭档下，孙继先主抓军事和工程建设，栗在山重点抓队伍与保障，两条线紧紧扣在一起，基地建设的节奏一点点加快。萧瑟的戈壁滩上，帐篷多了，后来有了土房，再后来树苗一点点扎根，简易道路逐渐铺到各个试验场区。很多老兵后来回忆，初到时眼里只有黄沙，再回头看时，已经有了一片绿洲。
经过数年的努力，“东风一号”导弹终于在西北的天空划出那道决定性的弧线，圆满完成首飞任务。这次成功，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工程兵、试验部队的心血，也凝结着这些从传统战场转到科技战线的将领们的转型之功。
导弹试验成功后，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周恩来专程前往基地慰问官兵。在检阅部队时，安排车队缓缓驶过队列。按照通常规矩，周总理应该站在中间位置，但他坚持让栗在山站在中央，自己站在一侧。有人好奇地问原因，总理笑了一下，说站在边上更方便同大家接触。
话说得轻松，栗在山心里却明白，这是一种特殊的尊重，也是对他这些年付出的认可。他没有多言，只是把这份分量悄悄压在心底，在之后的岁月里继续埋头干事，不声不响地守在这片曾经荒凉的戈壁滩上。
从河南方城的少年，到敌后游击的骨干；从中原突围的参谋，到朝鲜战场的空军政委；再到大西北导弹试验基地的政委，级别的变化、岗位的转换背后，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在每一次新的国家需求面前，他都被摆到了关键位置。而那句“到北京后，萧华急令：先去找孙继先”，说到底，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几位将领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接力——有人开路，有人稳阵，有人扛旗，共同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看上去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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