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访学期间对跨文化艺术实践的几点思考
蔡翠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期间，我有机会在较短时间内连续接触到几组彼此关联、却又呈现出不同面向的中美人文交流实践：一方面，是围绕中美关系展开的学术论坛与政策讨论；另一方面，则是以艺术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包括在卡特中心举行的“音乐绘画”音乐会，以及中国艺术家易茗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美国亚洲文化学院所展开的一系列访问、讲学与交流活动。
这两种路径，一种属于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一种则更接近经验与感知层面的文化互动。也正是在这种并置之中，我开始更清晰地意识到：艺术在国家间交流中的作用，并不只是“补充性”的，它在某些层面上，甚至构成了一种与政治和学术不同、却同样重要的沟通机制。
卡特中心的“音乐绘画”音乐会，是我此次感受最为直接的一次艺术经验。作为2026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期间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这场演出将歌唱、钢琴与中国水墨置于同一空间之中，并未以“展示差异”作为目的，而是在一种更为自然的艺术结构中，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进入同一感知场域。
当晚的舞台上，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歌唱家邱曙苇与美国钢琴家 Zachary Deak 共同演绎多种语言的艺术歌曲，既包括西方经典艺术歌曲，也包含取材于中国古代诗词的中国声乐作品。与此同时，舞台视觉空间中同步呈现的，是中国水墨画家吴立民的作品。墨色、线条、气韵与音乐并行展开，使观众不只是“听见”旋律，也仿佛在旋律中“看见”东方水墨的节奏与情绪。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场演出并没有将绘画简单处理为舞台背景，也没有把音乐理解为单向度的叙事工具。恰恰相反，它们在同一时间结构中彼此影响、相互生成。邱曙苇的声音所传达出的情绪层次，与吴立民作品中水墨的流动气息之间，形成了一种不依赖语言解释的审美对应；而美国钢琴家 Zachary Deak 的演奏，则使这种跨文化结构获得了一种真正“共创”的维度，而不仅仅是“陪伴式合作”。
这种体验与我此前参与的学术论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学术语境中，交流往往依赖于概念的清晰性、逻辑的严密性以及立场的可表达性；而在艺术语境中，交流则更多发生在“尚未被完全言说”的层面。它不以说服为目标，也不以达成共识为前提，而是在共享的感知之中，建立一种更为基础的理解可能。
我尤其注意到，在“音乐绘画”的现场，并不存在明显的“文化解释机制”。观众并不需要预先理解中国水墨的历史，也不必完全掌握多语言艺术歌曲的语言背景，但依然能够在整体氛围中获得某种情感上的共振。这种不依赖翻译的理解方式，恰恰构成了艺术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优势。
与此同时，艺术家易茗在美国展开的一系列交流，则呈现出另一种更具思想性的路径。如果说邱曙苇与吴立民的“音乐绘画”更侧重于感知层面的共鸣，那么易茗的交流实践，则更接近于通过艺术观念与东方哲学进入跨文化对话的深层结构。
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美国亚洲文化学院的相关交流中，易茗围绕“留白”“无相”等东方美学与思想概念展开讨论，将中国艺术传统中的深层精神资源带入国际语境。他所提出的，不只是关于书法、绘画或视觉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具当代性的命题：在一个被速度、图像与技术不断填满的时代，艺术如何重新为“精神空间”留下位置？
在这一思路中，“留白”不再只是传统绘画中的构图方式，而成为一种关于感知、节制与意义生成的结构性观念。它意味着，真正有力量的艺术，并不总是来自“填满”，而往往来自“未被说尽”的部分。也正是在这种未完成、未封闭的状态中，观者才得以真正进入作品，并与之形成精神上的关系。
与“留白”相呼应的，是“无相”这一更具哲学意味的命题。它所指向的，并非形式的缺失，而是一种不执着于表象的观看方式。在当代视觉文化日益表面化、符号化的背景下，这种思想显得尤其重要。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创造，并不只是不断制造新形象，而是通过对形式的超越，重新逼近那些更深层的存在经验与精神问题。
如果将这两条线索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共同揭示了一个事实：艺术最深的力量，不在于“表达了什么立场”，而在于它能否让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个空间里，重新感知彼此。
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这种能力尤其珍贵。因为在政治与舆论之外，人们往往更需要一种不带对抗性的接近方式。艺术无法替代制度，也无法解决所有现实问题，但它能够在最基础的人性层面，重新唤醒理解、好奇与尊重。它不是宏大的答案，却常常是通往答案之前，最先出现的那道微光。
在这段访学经历中，我也因此更能理解美国亚洲文化学院院长 R. Mallory Starr, Jr. 所说的那句话：“艺术那种藐视疆界的沟通力量，并不逊于国际政治外交和学术研讨。”
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这样的判断或许带有一定修辞意味，但如果将其理解为对“交流方式差异”的强调，它却具有相当的现实指向。政治与学术，更多处理的是制度、利益与认知框架的问题；而艺术，则更直接地作用于情感、感知与经验层面。两者并不互相替代，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它们所承担的功能并不相同。
艺术之所以重要，或许正是在于它能够在尚未形成明确立场之前，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以先彼此感受”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差异并不会立即被转化为对立，而是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可以被体验的存在方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天然具有“化解冲突”的能力。艺术同样可能被误读，也可能被工具化。但在其最开放的状态下，它确实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制度性话语的可能性——一种更为缓慢、却更具持续性的理解路径。
回望此次在美国的经历，我逐渐意识到：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真正稀缺的，或许并不是对话的机会，而是对话的方式。艺术所提供的，正是一种尚未被完全制度化的交流形式。它既不完全属于外交，也不完全属于学术，却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必要的中间地带。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邱曙苇、吴立民、易茗这样以不同方式参与跨文化交流的艺术家，其实践不应仅被理解为个人创作的延伸，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公共意义的文化行动。它不一定能够立即改变现实，但却可能在更深层的时间尺度中，影响人们如何看待彼此。
这种影响，往往是温和的，却并不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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