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大航海时代的前奏|大航海时代|好望角|郑和下西洋|麦哲伦

郑和下西洋可以视为大航海时代前区域航海的巅峰，英国地图史家彼得·怀菲特（Peter Whitfield）认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来说，都是非凡的壮举，假如郑和船队曾经在亚洲和非洲海岸建立起霸权，70年后欧洲人涉足亚洲与太平洋的历史铁定要改写了。杨斌以龙涎香为例，结合近三十年来国际学者关于欧洲在亚洲（特别是海洋亚洲）殖民主义之最新研究成果，强调欧人初来时借助了亚洲的区域网络、传统与人脉，而后逐渐掌握主动，建立霸权，并改造乃至“摧毁”了亚洲的传统，修正了欧洲殖民主义一开始就凭借坚船利炮建立霸权的线性化的简单论述。

长卷中国画《郑和下西洋》（作品局部）。中国网记者和海佳摄

一条新航道的发现与开辟，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要素来衡量：一是航海者驾船首次从出发地经前人未航行过，或虽航行过但未航行成功的海域到达了目的地。二是探险者从目的地航海重返出发地。如果不能重返，其发现的意义和价值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若不能重返，即无法有效地建立和保持两地之间经常、稳定、密切的海上交通与联系。我们说郑和下西洋发现并开辟了一部分或一段从西太平洋的中国到印度洋以至东非的新航线，也是因为郑和船队多次成功到达目的地并返回出发地。全世界都讲达·伽马率葡萄牙船队最终发现并开辟了欧印新航路，也是因为其船队成功返回了葡萄牙。否则，就没有完成开辟一条新航道的任务，后继者就需要重新开始同样的努力，亚洲—美洲间跨太平洋新航路的发现与开辟亦是如此。在1519—1522年的人类首次环球航行中，麦哲伦率西班牙船队于1521年从美洲南端的海峡横渡太平洋，到达亚洲的菲律宾群岛，从而初步开辟了美洲—亚洲间跨太平洋的新航道。1521年，麦哲伦在菲律宾（群岛）因参与当地居民的混战阵亡后，其船队在埃尔·卡诺（El Cano）的率领下并未返回美洲，而是向西南航行，在澳大利亚以北、马六甲海峡以南横渡了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再北向航行回到了西班牙，从而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

所谓“地理大发现”最初是指1492年由哥伦布开始的，达·伽马、迪亚士（ Bartolomeu Dias）、麦哲伦等航海家在欧洲以外地区所进行的地理探索，以后这个概念渐渐扩大，普遍地用于指从15世纪至17世纪期间，欧洲船队在全世界各个地区的海洋探险和寻找新的贸易航道以发展欧洲新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地理大发现”已在欧洲人的历史叙述中成为一个通行的专有名词，如《剑桥近代史》第一卷第一章的标题就采用的“（地理）发现时代”（The Age of Discovery）；《新编剑桥近代史》第一卷第一章的标题也是“（地理）大发现前夕的欧洲概貌”。有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地理大发现”指欧洲人第一次到达任何一个非欧洲地区。于是，这一“发现”概念还被衍生出“美洲的发现”“非洲的发现”“澳洲的发现”，以及“发现东方”“发现印度”“发现中国”等不同用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理大发现”等用语频繁地出现在全世界各国的中学教科书中，中国人自己所编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其实，类似“地理大发现”等所谓的各种“发现”，都是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立场上言说的，因为只有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关于美洲和东方的这些知识才是全新的。

“地理大发现”是指欧人第一次看见的欧洲知识范围内未见地区的一种说法。张箭曾做过较为详细的界定：“任一文明民族的代表第一次到达了或最早了解了各文明民族均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率先确定了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这里所说的文明民族，指有了文字，形成了阶级社会，从而迈进了文明时代的民族”；也是“指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在各种原因的推动和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欧洲人大规模地或扬帆远航，或长途跋涉，发现了全世界的文明民族均前所未知的大片陆地和水域，对这些陆地和水域乃至地球本身有了初步的了解和一定的认识，开辟了若干前所未有、前所未知的重要航路和通道，把地球上的各大洲（南极洲除外）、各大洋、各地区直接地紧密地联系起来，极大地充实、丰富和初步完善了反映地球表面基本地理概貌的地图册和地球仪。所以，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便用地理大发现这个提法或术语来概括这方面的历史发展”。这一定义所强调的“全世界文明民族的代表”即指欧洲人，所谓“地理大发现”显然也是仅指欧洲人发现了“前所未知”的“新大陆”。众所周知，“新大陆”本身是有自身的原住民，有自己的文明与传统，强调“大发现”其实完全无视了这些上万年住在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及其土著文化。把欧洲人视为“文明民族”，而将所有欧洲人未知的地区和文化称为“发现”，明显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似乎是欧洲人的东来才使这些土地“被发现”及“被赋予存在”。张箭坚持“地理发现”“不应包括各个不同的开化的民族彼此通常的往来和联系。例如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绝大部分地区和航线，便不属于地理发现的范畴”。这里张氏比较谨慎地将中国称之为“开化的民族”，以与自己所界定的欧洲“文明民族”区别开来。15世纪的中国较之同时代的欧洲，究竟两者谁更接近于所谓“文明”，张氏的认识较之当年来华的耶稣会士似乎倒退了一大步。

“地理大发现”是指欧洲人第一次看见的欧洲知识范围内未见地区的一种说法。这一说法其实是完全无视了那些上万年住在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及其土著文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印第安裔学生就反对庆祝“哥伦布日”；2002年委内瑞拉总统还签署法令，将“哥伦布日”改为“土著民众抵抗日”，并公开呼吁美洲人不要庆祝这个节日，指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根本就是“莫须有”，美洲从来不是空无人烟的地方，印第安人在美洲的土地上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印加、玛雅等）。确实，把西人未知的地区和文化均作为欧洲人的“发现”，明显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似乎是欧洲人的东来才使这些土地“被发现”及“被赋予历史的存在”。

早在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已指出所谓“新航路的发现”或“开辟”这一历史名词歪曲了历史事实，抹杀了亚非人民在航海事业中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随着纪念哥伦布首航美洲即“地理大发现”开始500周年活动的展开，有学者提出采用“两个大陆的相遇”“两个世界的汇合”“两个文明的汇合”等提法，似乎较之“地理大发现”更为科学和合理。同时，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大航海时代”一词，台湾地区学者亦认为此词较之“地理大发现”要更“中性”和“温和”，或提出以“大探索时代”一词来代替具有强烈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地理大发现”。因为从知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5—17世纪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那么这种“探索”和“发现”，也应该是东西方之间互相的“探索”和“发现”。所以，笔者认为“大航海时代”这一用语比较合理。“大航海时代”是15—17世纪以欧洲人主导的欧、亚、非、美、澳五大洲的相遇，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四大洋的汇合，是欧洲基督教文化与中华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美洲古代文化等许多文化的交汇，也是世界从地域史走向全球史的历史开端。

笔者把郑和下西洋称为大航海时代的前奏，它与之后欧洲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共同开启了东西方海洋交流的新阶段。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即以位于印度洋中部、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古里为目的地。郑和七次下西洋，古里均为每次必到之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这些地区与海域都是在印度洋的范围以内。郑和下西洋的航程几乎覆盖了整个印度洋，所到达的港口城市可以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是从中国南海到达满剌加，再至爪哇、苏门答腊，即印度洋的十字路口；而从南浡里帽山航向“那没黎洋（即印度洋）”，到达印度洋中部的古里；从古里延伸的航线，直接到达波斯湾头的忽鲁谟斯，阿曼湾的祖法儿，红海口的阿丹、天方国，即到达了印度洋的西部。更重要的是“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明代国家航海和外交活动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亚非海路，为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贯通画了一个圆，为之后海路的全面贯通规划了交会之地就在印度洋。这正是明朝人的航海外交达于鼎盛时期的作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航路最为复杂，是乘护送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等十六国使臣返回之便，而往西洋诸国访问寻宝。这次出使航路与前五次不同，大䑸宝船到满剌加、苏门答腊后，再分䑸前往各国。经过五次下西洋航海实践的郑和船队，已掌握了丰富的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地理知识，在西太平洋、印度洋上形成了蛛网交错的船队航路，分䑸航行又具有较充分的海上行动的自由，所以这次船队采用由苏门答腊西南向印度洋，以及由满剌加东南向印度洋乃至太平洋未知的海域，往各远方国家和地区作扇面形远航的航路，较之前都有很大的发展。郑和船队中有一支的航程很有可能已到达“去中华绝远”的南纬20度的索法拉，而南纬33度以南已是接近好望角之地，这是历史上中国帆船从未抵达的热带风暴和旋流横行的航行禁区，可见郑和下西洋已经到达先辈不曾到达的未知之地，开辟了新的航路。可以说，没有郑和所开拓的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航路，大航海时代东来的欧洲人无法这么快地到达中国。

郑和下西洋作为大航海时代前奏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有几点值得加以阐发。

第一，郑和下西洋第一个贡献是在时间上的超前性和规模上的空前意义。

从规模与时间线上考察，郑和船队（200余艘船只、2.7万余人）远航七次，抵达东非、阿拉伯半岛和东南亚，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1498）早近90年，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1492）早近90年。其航海技术（如星象导航、船队编组）和船舶规模（宝船可能长达120米）远超同期欧洲水平。《郑和航海图》详细记录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线、岛屿与海岸，在地理认知上大大拓展，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地理信息，客观上拓宽了当时欧亚大陆对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亚非区域世界的认知边界。郑和航海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和世界视野，所谓“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元明时代，南洋、西洋的分界线是文莱，大体上，南海四周为南洋，再往南，尤其是往西进入印度洋，则为西洋。此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多在菲律宾群岛、中南半岛，最远到爪哇岛；郑和下西洋多次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阿拉伯半岛，最远至东非。郑一钧推测郑和船队的第六次下西洋不仅完成了探索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而且所到之地还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带的热带岛国。其航路的探险活动，不仅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大西洋海域，而且也极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沿海岛屿的范围。这些猜测也见之于西方汉学家的著述。光绪二年（1876），澳洲学者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郊外曾经发掘出一个高约四寸的中国寿星石像，英国学者费吉罗认为是郑和自爪哇、帝汶岛南下在澳洲修船时遗留下来的。1879年同样在澳大利亚西部的达尔文港曾经出土了一尊石制寿星像。因此就有学者认为郑和船队到过澳洲。可惜这些信息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学术影响非常有限。

第二，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拓展了东亚天下秩序，将明代和平外交的方针从太平洋沿岸的东亚海域扩展到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亚非世界。

郑和下西洋为明朝构建了以海洋为通道的“天下秩序”，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第一次进入印度洋，并贯彻了朱元璋开国之初确定的“修文德以安天下”的基本外交方针。朱元璋得天下之后，洪武元年（1368）即颁诏于安南国王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事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远，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拥戴，已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域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太祖秉持天下观念，相信天子当抚有天下，故即位之后通告各国，望其恢复朝贡，并对各国承诺，大明与其通好，目的在于维持和平的合作秩序，共享太平之福。太祖对大臣也再三申明和平外交方针，并将其写入具有宪法意义的《祖训》之中，列在首章：“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郑和下西洋贯彻了上述和平外交的方针，并将之落实到了实践之中，开创了亚洲的贸易网络，促进了民间贸易的发展，是宋元以来巨大的历史进步。

第三，历史关联性与间接影响。

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船队和精良的航海技术没有给后世的航海业留下多少具有连续性的直接影响，而成为昙花一现的政治宣示的泡沫，谈不上有促进海上贸易的直接贡献，反而压制了本来已经较为发达的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从中华海洋史和明人对海洋认识的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可谓重大。它不仅开创了横渡印度洋直航非洲的纪录，同时也横渡了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往返于东南亚、南亚与阿拉伯诸国之间，积累了丰富的解决和判断船舶的地理位置与航行方向的经验。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虽然终止，中国人却继续下南洋、西洋，且民间南下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们活跃在太平洋、印度洋，开展国际贸易，且有不少人口移民南洋各地。海外贸易刺激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同时也参与塑造了现代世界生产与贸易体系。

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从全球史角度出发，其在印度洋区域海洋网络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多元文化间的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郑和下西洋打通了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航路，朝贡贸易规模虽然有限，国际贸易的大头仍是民间营利性贸易活动，但朝野大批航海专业人士参与下西洋，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造船技术水平，增进了明人的海外知识和海洋意识，国人了解到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了解到可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海外产品之地理分布，并对海外各国政治和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凡此种种都为明清民间跨洋贸易的快速兴起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本文选摘自《季风亚非 : 文化交流与郑和下西洋》，邹振环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转载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