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场由英国和美国在背后支持的政变推翻了时任伊朗总理。这一事件为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以及随后美伊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敌对状态埋下了伏笔。如今，这种敌对情绪已然演变成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全面战争。
许多美国人对伊朗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那种源于上世纪中叶的愤怒与紧张关系上。作为一名深耕伊朗考古领域逾50年的学者，基于对伊朗游牧民族历史变迁的长期研究，笔者认为，回顾两国曾经那段截然不同的交往史，显得尤为必要。
19世纪，美国传教士远赴当时仍被称为波斯的土地。他们在当地协助建立了一批重要的社会机构，涵盖中小学、高等院校、医院以及医学院。其中许多机构历经岁月沧桑，至今依然屹立。
约瑟夫·普拉姆·科克伦是一名精通波斯语、土耳其语、库尔德语和亚述语的美国医生。1879年，他在乌尔米耶创立了一所医院，并牵头建立了伊朗历史上的第一所医学院。1905年，科克伦在伊朗西北部的乌尔米耶与世长辞，当时有超过1万名当地民众自发前往参加他的葬礼。
这一历史画面，无疑与当今大多数美国人对伊朗及其民众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也与华盛顿几十年来持续输出的反伊情绪格格不入。事实上，伊朗与美国之间曾积淀了深厚的相互尊重与友谊。
自1834年首个美国新教传教团在乌尔米耶扎根，直至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深度干预伊朗内政，将两国推向冲突的深渊。在这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美国人在伊朗人眼中始终扮演着“善意者”的角色。
多年来，美国民众早已习惯了伊朗人高呼“打倒美国”的抗议画面。美国唐纳德·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也以强硬姿态予以回击，誓言要给伊朗带来死亡与毁灭。
2026年2月28日，经过数周的武力威慑与军事部署，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导致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身亡。这场战火至今仍在蔓延。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当美国人还被视为友善力量的年代，真正在幕后操弄局势、对伊朗施加过度干预的，其实是其他国家。
给伊朗带来最深重苦难的外部势力，当属俄罗斯与英国。这两个国家通过持续的外交施压、军事威慑以及经济胁迫，不断对波斯进行经济剥削，以满足其自身的帝国主义扩张野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干预有时竟是应伊朗统治者之邀而进行的。
经历了两次决策失误的对俄战争——即第一次和第二次俄波战争后，波斯被迫向沙皇俄国割让了大片领土。此后，俄罗斯又找到了另一种操控波斯王室的手段。他们向波斯统治者提供数以百万计的卢布贷款，例如1896年至1902年在位的穆扎法尔·丁·沙阿。这位君主急需巨额资金来维持其奢靡无度的宫廷生活。
相比之下，除1856年至1857年爆发的英波战争外，波斯与英国之间的公开敌对态势相对较弱。英国在军事干预上的克制，却通过变本加厉的经济掠夺得到了补偿。
到了19世纪末，波斯国王将从电报线路到烟草专卖等各个领域的独占特许权，悉数拱手让予英国。甚至连伊朗的石油开采权，也被全盘交给了英波石油公司。
英国与俄罗斯对波斯的掌控可谓有恃无恐。1907年，两国悍然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英俄协约》。该协定在波斯议会及广大民众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波斯强行划分为俄罗斯势力范围、英国势力范围以及所谓的“中立区”。
这一秘密瓜分计划曝光后，立刻激起了波斯普通民众的强烈愤慨，并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
与英俄两国截然不同，伊朗与美国的早期交往呈现出另一番面貌。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俄两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与深度干预，迫使伊朗沦为这两个大国附庸与被剥削的对象。美国传教士以及随后受邀赴伊的美国技术官僚，其存在性质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些美国人带来了实质性的援助，且并未企图借此为美国政府谋取任何官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美国长老会的在伊传教活动始于1834年，其核心重点放在了教育领域。截至1895年，他们已在乌尔米耶周边地区建立了117所学校。此外，他们的工作还广泛涉足医疗与社会福利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均属于非政府性质的民间行动。在这一时期，美国官方在伊朗及其内部事务中几乎完全“隐身”。
到了19世纪末，长老会海外传教部已在伊朗北部的多个城市拓展了新据点，足迹从德黑兰一路延伸至马什哈德。美国与波斯直到1883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十年后，约翰·G·维沙德在德黑兰创办了美国长老会医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长老会设立的男女学校在伊朗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1925年建校的德黑兰美国男子学院，以及专为女性设立的伊朗伯特利学校。
1910年，深知国家财政已陷入混乱的波斯议会，主动向美国发出邀请，希望美方能推荐一位“不带政治偏见的美国专家出任财政总长，以重组并管理国家税收的征缴与支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朗的财政状况依然岌岌可危。由于美国身上没有那两个欧洲超级大国所背负的殖民主义历史包袱，伊朗几乎将美国视作解决国家沉疴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伊朗末代国王的父亲礼萨·汗，任命了美国人亚瑟·C·米尔斯波担任波斯财政总管。
1922年，当米尔斯波抵达德黑兰时，当地一家报纸的社论曾这样向他致意：“您是这位病入膏肓的患者在临终前请来的最后一位医生。如果您失败了，患者将必死无疑；如果您成功了，患者便能重获新生。”
尽管礼萨·汗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时常表现出急躁与抵触，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米尔斯波率领的美国财政使团是“波斯最后的希望”。
尽管该使团的最终成果远称不上完美无缺，但这并未削弱其历史重要性。与贪婪的俄罗斯和英国相比，美国在伊朗人心目中作为“诚实中间人”的良好形象，也并未因此而大打折扣。
当然，这一时期伊美两国之间的互动也并非毫无摩擦。1924年，美国驻德黑兰领事罗伯特·英布里惨遭杀害。据称，起因是一名狂热的宗教领袖指控其为巴哈伊教徒，并在水井中投毒。随后，礼萨·汗借此事件大力镇压异见人士，并对公众集会实施了严厉的管控。
1953年，美国在伊朗的温和形象彻底破灭。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联手策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此前，摩萨台刚刚推动了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进程。
尽管推翻摩萨台的行动严重破坏了伊朗民众对美国的信任，但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前的几年里，赴美留学的伊朗学生数量依然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
1977年，在海外攻读大学学位的约10万名伊朗留学生中，有超过三分之一选择前往美国。两年后，当伊斯兰革命席卷伊朗时，留美伊朗学生的数量已攀升至51310人。这一数字使伊朗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占全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7%。相比之下，位居第二的尼日利亚仅占6%。
尽管眼下正在燃烧的战火，似乎让人觉得美国与伊朗的良好关系已彻底走向不归路，但美国过去在伊朗留下的善意、私人友谊以及正义之举的遗产，并未完全消散。
一段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深厚友谊，往往能够承受巨大的冲击。当政治风暴肆虐时，民间积蓄的善意与情感或许会暂时蛰伏，但绝不会凭空消失。伊朗和美国在历史上曾是亲密的朋友，且这种友谊有着坚实的基础。笔者深信，对于今天的美国人而言，铭记这段历史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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