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回味。

七十年代，鲁北平原上的村庄，像棋盘上码着的格子，村村离的不远，方方正正地。后刘村在小清河北岸，我家在村的北头，兄弟四个，我排老幺。总有人讲“小儿大孙子”，是长辈们的心肝，但我总感觉到在家人的眼里，我就是个小尾巴，可有可无的尾巴。

父亲常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打小我就知道，只有学习考上大学，什么都会有；要想在这个家里站住脚，得靠自己去拼。有时侯总有一种被认可，被肯定的冲动。六岁时，我就踮着脚尖去挑水，把扁担钩子挽起来，双手扶着扁担去村外水井挑水。有一次，水桶磕在水缸上咣当响。三哥吼我：“一边去，净添乱。”

我含着泪、咬着嘴唇没吭声，等他走了，又偷偷挑起那副小水桶。井台上的石阶滑得很，我趴着把水桶放下去，胳膊细得像麻秆，摆着水桶，一下，又一下。每次只能打半桶。挑着水往家里走，摇摇晃晃，水洒一路。妈妈看见了，也没说什么。没有夸，也没有骂，转身去喂鸡了。

每次周未，抢着扫院子、割猪草、拾棉花。有时手被棉花壳扎出血，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可是家里人论事时，老大提意见，老二说点看法，总不问我有什么想法。总有一种“老四还小”可能可无。好像“小”字就是一道符，把我整个人排除之外了。

九岁那年冬天，村里村西头有家娶媳妇。要摆三天流水席，全村每家去一人拿着喜面钱上账，坐席。一大早，妈妈在灶房里喊我：“老四，你拿着这五块钱，去坐席。”

我愣住了，说不出话，是那种喜悦时的紧绷。一张皱巴巴的毛票裹着五块钱，妈妈递过来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我家的规矩，如果一家去一个人，向来是大哥去，再不就是二哥。轮不到我。可那天大哥去东营古岛打工去了，二哥三哥不想去。“叫你去你就去，换上那件干净褂子。”妈妈说。

有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是用几个哥改小的中山装。我从柜底翻出来，最上面扣子有一颗没了，也能这样了。五块钱攥在手心里，出了门就往村西头跑。看到邻居的狗也跟它打个招乎。整个空气也是甜的。不是为了去坐席，是跑着去告诉全村——今天，我家是我来坐席。

院子里已经摆开了六张八仙桌，长条凳上坐满了人。管事的正张罗着安排座位，看见我说：“哟，老四来了，当掌柜的了，那边坐。”他把我按到了靠门的位置，不是小孩那桌，是正经的桌子。我坐上去，腰挺得笔直，两条腿悬在凳子上够不着地。

桌上先来了一盘四喜丸子、再来一盘红烧肉，炖鸡、烧鱼也跟着摆上了。每一道菜端上来，大人们都客气地让一让，可谁也没真把我当回事。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吃什么，就是高兴，比主家结婚还高兴。才不在意肉是什么滋味，只记得一个感觉——我被看见了。我不是那个还跟在后面的老幺，是拿着五块钱来坐席的话事人。这顿饭，我吃的是认可。

四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没有哪一顿饭，能比得上九岁那年冬天的那次流水席。那份被看见的、被认可的喜悦，像鲁北平原上的老槐树，根扎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