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等待中央政策”的制度依赖与超越
文｜刘忠、罗辑
作者简介：
刘忠：斯坦福博士后研究员，原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兼职教授。
罗辑：山东莱州人，曾任最高检察院第一任反贪总局局长；中国检察官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下行压力，民营股份公司普遍陷入“股东消极+债务高企+治理失灵”的三重困境。与常规时期的公司僵局不同，当下困境的宏观根源尤为突出：银行信贷“看得见却摸不着”的资金空转、市场信用传导机制失灵、企业“理性躺平”行为，共同构成自我强化的死亡螺旋。本文立足中国现行法律框架，结合2025-2026年度典型案例，系统梳理司法解散、存续式和解、强制收购、预重整等僵局破解路径，深入剖析美国公司法“期待利益落空理论”、股权没收条款、接管人制度等经验，提出：单纯“等待中央政策”属于被动的制度依赖，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法律框架内自救+司法能动引导+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三位一体模式。唯有如此，民营企业才能摆脱“等靠要”的被动局面，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突围求生。
关键词：公司僵局；资金空转；司法解散；存续式和解；纾困政策
一、引言：当“等待”成为无奈之选
2025年，全国法院受理公司类纠纷一审案件达17.53万件，同比增幅达51%。这一数据背后，是大量民营企业陷入“求生无门、求死不能”的治理僵局，生存发展遭遇严峻挑战。
笔者近期调研发现，当前民营企业的困境已超越单纯的经营难题，呈现出结构性“僵局锁定”特征：股东因资金枯竭相互指责推诿，银行抽贷断贷导致现金流断裂，债权人密集起诉引发账户冻结，留守股东无力独自维系企业运转。在此绝境下，越来越多企业家选择了一种看似消极、实则理性的应对方式——等待。
等待中央纾困政策出台，等待银行放宽信贷管控，等待市场环境回暖复苏。这种“等待”并非懒惰懈怠，而是面对系统性市场失灵时的无奈之举：当个体力量难以对抗整体困境，“等政策”成为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被动应对策略。
但需警惕的是，这种被动的制度依赖，恰恰会加速企业衰败。本文核心探讨的问题是：在资金空转、市场失灵、政策预期不确定的宏观背景下，深陷治理僵局的民营企业，除了“等待”，还能通过哪些法律路径实现主动突围？
二、困境的宏观根源：资金空转与市场失灵的双重桎梏
（一）资金空转：银行信贷的“看得见、摸不着”困局
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实施降准降息，着力释放市场流动性，年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6.51万亿元，同比增长12.06%。从数据上看，市场流动性供给充足，但大量民营企业却普遍反映“银行的钱看得见、摸不着”。
核心症结在于“资金空转”——信贷资金未真正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套利，形成“金融空转”与“实体缺血”的鲜明反差。瑞茂通案便是典型例证：作为曾经的民营供应链龙头，该企业未聚焦煤炭贸易主业，而是借供应链金融名义从银行获取低成本资金，再通过转手放贷赚取利差，形成“空转生意”。银行收紧信贷后，瑞茂通资金链断裂，不仅自身巨亏25亿元，还拖累陕煤集团等合作方陷入经营困境。
资金空转的危害不容忽视：其一，扭曲金融资源配置，银行出于风控考量，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有国企背书或资产抵押的大型民企，中小民企则被排除在信贷体系之外；其二，部分拿到信贷的民企因缺乏实业支撑，陷入“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加剧债务风险；其三，银行察觉风险后，往往采取“一刀切”抽贷、断贷措施，个别企业的流动性危机迅速蔓延为系统性风险，正如一位民营企业家所言：“银行就像一群羊，一头跑了，全都会跟着跑。”
（二）市场失灵：从“优胜劣汰”到“劣币驱逐良币”的异化
市场失灵的核心表现的是信用传导机制的断裂。正常经济周期中，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契约约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在经济下行期，这一机制彻底失灵，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柠檬市场”效应凸显。大量企业出现债务违约后，债权人难以区分企业是“暂时流动性困难”还是“资不抵债”，进而采取“一刀切”追债策略，导致优质民企与问题企业一同被“错杀”，正常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二是“囚徒困境”持续加剧。治理僵局中，股东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既不愿主动退出，因退出意味着承认投资失败；也不愿追加投入，担心新增资金“打水漂”，双方在相互内耗中共同走向衰败。
三是“理性躺平”现象蔓延。政策不确定性高企时，企业家难以形成稳定经营预期，放弃主动投资、扩大生产，选择“观望等待”。这种个体理性选择，汇聚成集体非理性结果，直接导致民营经济活力下滑，进一步加剧市场低迷。
（三）僵局中的“死亡螺旋”：自我强化的衰败循环
资金空转、市场失灵等因素相互交织，形成自我强化的“死亡螺旋”，具体传导路径如下：
股东分歧 → 决策瘫痪 → 经营恶化 → 债权人追索 → 账户冻结 ↑ ↓ ← 股东更加悲观 ← 自救意愿下降 ← 资金链断裂 ←
在这一循环中，企业如同陷入流沙，越是挣扎，陷得越深。当企业最终进入司法程序时，往往已沦为“僵尸企业”——资产被查封、核心人员流失、主营业务停滞，仅存法律主体空壳，丧失任何救治价值。
桂林某科技开发公司的案例极具代表性：该公司自2020年起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主营业务早已转移，两名50:50持股的股东逾两年无法召开有效股东会，公司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即便如此，企业仍需承担基本存续成本，不仅无法创造利润，反而持续累积债务、消耗存量资产，正是民企陷入僵局后“僵尸化”的典型写照。
三、法律框架内的主动突围：现有路径及其局限
针对民营企业治理僵局，中国现行法律体系提供了多种救济路径，但在经济下行期的特殊背景下，这些路径均存在自身局限，难以完全满足企业破局需求。
（一）司法解散：最后的救济，双刃的利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31条明确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且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司法解散是破解公司僵局最彻底的救济手段，也是企业陷入绝境后的无奈选择。一旦法院判决解散，企业主体资格消灭，随之引发员工失业、债权清偿中断、供应链断裂等连锁反应，对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冲击。因此，法院适用该制度时始终秉持“谦抑性”原则，仅在“穷尽其他救济途径”仍无法破局时，才依法准许解散。
前述桂林某科技开发公司案中，法院最终判决解散公司，裁判理由明确：该公司“经营业务长期停滞，却需持续承担基本存续成本，不仅无法创造利润，反而可能不断累积债务、消耗资产，进一步加剧负债风险”。这一裁判逻辑，精准体现了司法解散制度的核心价值——当企业存续成本远高于解散成本时，解散成为更具效率、更符合公共利益的选择。
但司法解散的局限同样显著：一是程序周期漫长，通常需6-12个月，甚至更久；二是清算成本高昂，清算费用、律师费、资产评估费等进一步消耗企业剩余资产；三是资产贬值严重，漫长的诉讼和清算过程中，企业核心资产易因闲置、市场波动大幅贬值。对于尚有存续价值、具备救治可能的企业而言，司法解散无疑是“杀鸡取卵”。
（二）存续式和解：谷城法院的实践与启示
湖北谷城法院审理的骆驼海峡公司案，为破解公司僵局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存续式和解，成为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范本。
骆驼海峡公司由骆驼集团（持股60%）与宜昌海峡公司（持股40%）合资设立，经营期限届满后，双方股东就续期问题无法达成一致，陷入治理僵局。若按常规程序进入强制清算，公司1.07亿元资产将被迫低价处置，169名员工面临失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等核心资质也将失效。
谷城法院未采取“一清了之”的简单处置方式，而是充分发挥司法调解职能，反复组织双方沟通协商，最终促成存续式和解：骆驼集团修订公司章程延长经营期限，宜昌海峡公司以股权转让方式有序退出。该方案既保住了企业主体资格和核心资质，保障了员工就业，也实现了股东利益平衡，达成多赢效果。
该案例的核心启示的是：法院处理公司僵局案件时，不应局限于“清道夫”角色，更应成为“企业医生”。司法介入的终极目标，不是“分尸”式清算，而是“救治”式帮扶——让愿意继续经营的股东获得重整机会，让希望退出的股东平稳离场，最大限度保护企业价值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预重整与重整：债务化解与治理重构的双重路径
对于负债累累且陷入治理僵局的民营企业，单纯的股权收购或存续式和解难以解决核心债务问题，此时破产重整程序成为重要破局路径，其核心优势在于实现“债务化解与治理重构”的双重目标。
破产重整程序中，通过制定重整计划，可一揽子解决债务减免、债转股、战略投资者引入、治理结构调整等问题。与司法解散相比，重整的核心目标是“救活”企业，而非“淘汰”企业，能够最大限度保留企业核心资产、经营能力和市场价值，兼顾债权人、股东、员工等各方利益。
但破产重整的适用门槛较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企业申请重整需证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这意味着，对于尚未资不抵债但已陷入严重治理僵局、无法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难以通过重整程序实现破局。
四、美国经验镜鉴：从“期待利益”到“股权没收”的制度启示
美国公司法在处理闭锁公司僵局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虽无法直接照搬至中国语境，但其制度逻辑和价值理念，对我国破解民企治理僵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期待利益落空理论：重新界定僵局本质
美国公司法处理公司僵局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期待利益落空理论”（Expectation Interest Frustration）。该理论认为，股东加入闭锁公司时，不仅期待获得投资回报等经济性利益，更期待享有参与企业管理、担任企业职务等非经济性利益，这些合理期待是股东投资的核心动力。当这些期待因大股东压迫、股东分歧导致治理僵局而无法实现时，法律应给予受损害股东相应救济。
这一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公司僵局的本质并非股东之间的“对错之争”，而是合作基础的彻底丧失。因此，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不应过度纠缠于股东过错认定，而应聚焦“合作关系是否可修复”。若合作已无可能，与其让双方持续内耗、共同受损，不如通过司法干预，推动一方退出或公司解散，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二）股权没收条款：合同约定的僵局破解工具
纽约州上诉法院2025年判决的Ribeiro v. Libutti案，为通过合同约定破解僵局提供了全新视角。
该案中，Craft Master Hops LLC的经营协议包含“股权没收条款”，明确约定：任何一方股东出现“重大违约”，将自动丧失1%股权及相应表决权。双方因经营决策分歧陷入僵局后，一方主张对方构成“重大违约”，并依据该条款要求没收其股权。法院最终支持该主张，认定违约方股权被没收后，公司表决权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僵局自然破解。
该案例明确启示：僵局破解并非只能依赖司法解散这一公权力介入方式，股东可通过合同约定构建更灵活高效的破局机制。除股权没收条款外，强制收购条款、买/卖期权条款、“墨西哥式决斗”条款等，均可在僵局发生时发挥“破局者”作用。这也提醒我国民营企业，设立之初制定公司章程、签订股东协议时，应提前预设僵局破解条款，避免陷入僵局后束手无策。
（三）特拉华州经验：50:50僵局的司法破解逻辑
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在In re GR BURGR, LLC案中，处理了一起典型的50:50股权结构僵局案件，其裁判逻辑极具借鉴价值。该案中，名厨戈登•拉姆齐与合伙人各持50%股权，后因合伙人被判重罪导致公司经营许可证吊销，双方陷入无法协商的僵局，企业无法正常运营。
特拉华州衡平法院依据《特拉华州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8-802条，以“公司无法合理开展经营”为由判令解散公司，其核心裁判逻辑为：当公司同时满足“股东在董事会或股东会层面陷入僵局”“经营协议未预设破局机制”“财务状况无法维持正常经营”三个条件时，司法解散是适当的救济措施。
（四）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调适
需明确的是，美国制度经验不能直接照搬，需结合中国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和民企发展实际，进行本土化调适。具体而言，可借鉴三项核心原则：
第一，明确“股东压迫”的救济路径。可在《公司法》修订或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大股东利用控制地位排挤、欺压小股东，剥夺其参与管理、获取合理回报权利的，小股东有权请求法院判令大股东强制收购其股权，或直接判令公司解散，为小股东提供明确救济渠道。
第二，引入“临时接管人”制度。对于陷入严重僵局但仍有存续价值、具备救治可能的民企，可由法院指定临时接管人，代行企业经营管理权，负责维持企业正常运转、梳理债权债务、推动股东协商，直至僵局解除，为企业争取救治时间。
第三，完善“强制收购”估值机制。僵局中，股东往往对股权价值争执不下，成为破局障碍。可借鉴美国“公允价值”评估规则，由法院委托中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公正评估，明确强制收购价格标准，避免因估值争议导致僵局无限期延续。
五、突破“等待”：三位一体的破局组合方案与政策期待
破解民企治理僵局，不能单纯依赖“等待中央政策”，而应构建“企业自救、司法能动、政策支持”三位一体的组合方案，实现从被动等待到主动破局的转变。
（一）企业自救：从“等靠要”到主动破局
等待政策支持的同时，民营企业可通过三项措施开展自救，主动破解僵局：
1. 章程层面的预防性设计。许多僵局源于设立之初未预设应对机制，民企设立时，应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中提前约定僵局破解条款，如“墨西哥式决斗”条款、股权没收条款、强制收购条款等，实现“防患于未然”。
2. 运用分层谈判策略。僵局形成后，股东易陷入“立场式谈判”误区，互不相让。更有效的方式是“利益式谈判”，跳出立场之争，挖掘双方真实诉求，寻找双赢解决方案。例如，一方追求企业控制权、另一方希望退出套现，股权收购便是最优选择。
3. 引入外部调解机制。内部谈判陷入僵局时，引入中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调解委员会）或司法机关进行调解，往往能事半功倍。谷城法院“存续式和解”的成功，正是得益于法院发挥中立调解作用，搭建股东沟通平台，推动达成共识。
（二）司法能动：从被动裁判到主动救治
法院作为破解僵局的重要力量，应跳出“被动裁判”传统角色，主动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充当“企业医生”，可探索三项改革措施：
1. 建立僵局案件快速通道。当前，僵局案件审理周期普遍过长，多以年为单位，而深陷僵局的民企大多现金流紧张，漫长审理会导致资产贬值、丧失救治机会。法院可简化流程、压缩周期，将普通僵局案件审理周期控制在3个月以内，为企业争取救治时间。
2. 扩大临时管理人制度适用范围。目前，临时管理人主要适用于破产程序，可将其扩展至僵局案件，对有存续价值的企业，由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代行经营管理权，维持企业运转、梳理债权债务、推动股东协商，直至僵局解除。
3. 强化府院联动机制。深陷僵局的民企往往涉及职工安置、税务处理、产权变更等行政事务，单靠司法力量难以解决。谷城法院、重庆破产法庭的实践表明，“法院主导司法程序、政府协调行政事务”的府院联动模式，是化解复杂僵局的有效路径，应进一步推广。
（三）政策期待：精准滴灌取代“大水漫灌”
2026年初，中央密集出台民企纾困政策：央行推出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财政部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政策，为困境民企带来希望。但要提升政策实效，必须坚持精准滴灌，避免大水漫灌。
1. 推动政策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此前部分纾困政策存在“不解渴、不精准、不直达”问题，部分资金陷入空转套利。未来政策应建立企业分类识别机制，区分“暂时流动性困难”与“资不抵债”、“有救治价值”与“无救治价值”的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帮扶。
2. 建立企业救助分级制度。借鉴医疗分诊制度，将民企划分为四个救助等级，实施差异化策略，具体如下表：
3. 防范纾困资金空转。此前经验表明，部分纾困资金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反而流入套利、偿债等空转环节。未来应建立资金流向监控机制，明确资金使用范围，加强监管，确保资金真正投入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核心领域，发挥纾困实效。
六、结语：在“等待”与“行动”中实现突围
回到本文核心问题：经济下行、资金空转、市场失灵背景下，深陷僵局的民营企业，除了“等待中央政策”，还能做什么？
答案是：等待必要，但仅有等待远远不够。
等待政策支持是理性选择——系统性风险蔓延时，个体企业难以独善其身，借助政策红利缓解压力、破解难题，是民企的现实选择。但被动等待、单纯“等靠要”，只会错失救治良机，最终走向衰败。真正的破局之道，是在“等待”与“行动”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用足现行法律工具，主动开展自救；另一方面，积极对接政策资源，形成“自救+司法+政策”的协同合力。
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涌现出谷城法院存续式和解、重庆破产法庭府院联动、协同重整等创新模式。这些模式的核心精神是：司法不是企业的“掘墓人”，而是“医生”；法院的职责不是简单“判输赢”，而是帮助企业寻找“活路”，最大限度保护企业价值和各方利益。
美国公司法的经验也启示我们：僵局破解可依托合同约定实现灵活高效，无需局限于司法解散；僵局的本质是合作基础丧失，司法介入应以“保全企业”为前提，避免简单清算。
归根结底，破解民企治理僵局没有“万能钥匙”，需结合企业具体情况选择适配路径。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企业陷入僵局窒息时，速度就是价值——无论是强制收购、临时接管还是司法解散，及时干预、主动行动，远比在无尽内耗中“缓慢死亡”更为可取。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以高质量司法护航民营经济行稳致远，是法律人、金融人的使命担当，也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希望所在。这需要企业、法院与政策协同发力，而非单一主体单打独斗，唯有三方同心，才能帮助困境民企走出僵局，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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