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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陇上学人文存（第十二辑）·陈守忠卷
作 者：陈守忠
ISBN ：978-7-226-06303-3
定 价：60.00 元
本书为《陇上学人文存》（第十二辑）之一。陈守忠，曾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吐鲁番学会理事等。本书共收录陈守忠先生公开发表文章20篇，如《两汉允吾、金城再考》《北宋时期秦陇地区吐蕃各部族及其各居地考》《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等，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陈守忠先生在西北史地、宋辽金元史等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编选前言
陈守忠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甘肃省历史教育和历史学科发展的奠基性人物之一，先生在执教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时，长期担任系党总支书记一职，是优秀的学术组织者和学术领导人，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专精领域，是名符其实的“内行好领导”。《陇上学人文存》选编《陈守忠卷》，是对先生“学”与“行”的最大肯定，也是对先生诞辰103周年最好的告慰。
一
陈守忠先生，字子贞，号醒吾。1921年10月出生于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芦子坪的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到1935年，先生在通渭县高庄镇私塾上学，1936年至1938年，在榜罗镇小学上学，1938年到1942年，在陇西中学上学，1943年至1945年，在通渭县高中部上学。通渭县自然条件不好，文化教育落后，陈师家境一般，能入学读书，完成中等教育，实属不易。艰难的求学过程，磨砺了先生的意志，启蒙了先生的家国情怀。陈师后来回忆说：“忆少年读书时，乡先辈告之曰：伏羲生于成纪，吾陇上为羲皇故里，自古为文物之邦。尔等若有成，毋忘桑梓！余牢记此言，由热爱桑梓至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历史，进而顺应时代潮流，走上革命道路。”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历史始终是先生一生前行的动力。
1945年8月，先生赴兰州投考西北师范学院，报的是史地系。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人群上街游行欢呼，第二天一早即上考场，心潮澎湃，印象极深。1946年8月，先生入学报到。恰逢西北师范学院校史上的转折关头，部分师生在袁敦礼院长的带领下复校赴北平，有三百多名学生转到北平师院。留西北师院的师生则按时开学上课，易价院长代表本院师生向复校北平者送了一面锦旗，上写“还于旧都”四个大字，用的是诸葛亮《前出师表》中“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典故。这一场景对先生触动极大。入学教育时，教务长胡国钰教授讲授校史，历数抗日战争艰苦条件下本院西迁的过程和使命，受此激励，先生矢志爱国爱校，积极追求进步。1949年3月，陈先生以西北师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动员部分同学参与了“三二九”学生运动，并在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距兰州解放还有82天，表现了先生为追求真理敢于奉献生命的热血与忠诚。
1950年7月，陈师留系任助教。1957年，中共西北师院党委成立，各系建立党总支，陈师从历史系讲师被任命为校党委委员兼系总支书记。当时的系主任是金少英先生，金少英字公亮，浙江绍兴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在四川女子师范学院、四川大学、湖北师范学院、重庆大学、南京临时大学等院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任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陈先生十分尊重金少英先生，两先生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建设历史系。1958年，西北师范学院改为甘肃师范大学，当年师范院校称师院、师专者为数较多，称师大的仅三所，甘肃师范大学荣列国内第四所师范大学，可能是由于西北师院由教育部直属院校改为甘肃省属院校的缘故。1959年至1961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合并到师大历史系，教师、学生增加一倍，成为五百人大系，甘肃省的史学人物萃聚于此，知名教授、副教授有萨师炯、金宝祥、金少英、刘熊祥、龚泽铣、许重远、张师亮、王俊杰、赵俪生、李天祜、周戒成、张孟伦、李学禧等，这是历史系最鼎盛的时期。在金、陈两先生负责历史系期间，甘肃师大历史系师资力量雄厚，是全校带头的系。金宝祥、刘熊祥、萨师炯、金少英领导着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近代现代史、世界史、中国历史要籍及选读四个教研室。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抓高校教材建设，西部师范院校编写历史专业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工作，教育部指定由甘肃师大牵头。陈先生曾回忆过当年忙于编教材、写讲义的情形，系里各门课程均制定了教学大纲，写成讲义，打印发给学生。陈先生编写了《中国古代及中世纪讲义》第五编，四川师范大学张邦炜教授回忆说，该讲义“参考价值大，我每次易地调动、多次本地搬家，始终舍不得把它淘汰掉”。1960年至1961年，甘肃师大历史系连续两年招收研究生，此前全国有资格培养研究生的师范院校仅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三所，诸多师范院校还不知道研究生为何物。1961年秋，陈先生招收了第一位研究生张邦炜，指导其研究宋史，不久教育部出台《高教六十条》，规定讲师不能指导研究生，张邦炜老师改由金宝祥先生指导，但张老师始终是以陈师的开门弟子自居的。据张邦炜教授回忆，因金宝祥先生学术休假，陈先生督办了余用心、张邦炜两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事宜，余用心的论文送郑天挺、王毓铨等先生，张邦炜的论文送邓广铭、杨志玖等先生，华东师大束世澂、中山大学何竹淇、武汉大学李涵等先生也主动寄来了学术评语，两篇论文的评语都写得很好，评价很高，从研究生培养的水平就可以看到当时甘肃师大历史系的学科底蕴。
为了配合教材编写，甘肃师大历史系还以《甘肃师大学报》副刊的形式，创办了《历史教学与研究》，起初以刊登历史专业课程教学大纲为主，为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做准备，后来也发表学术论文，成为历史系重要的学术平台。金宝祥、赵俪生、陈守忠诸师合撰了长篇文章《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对中国古代历史做了总体性探讨，刊登于《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2期，影响很大。当时教育部还号召重视乡土教材之研究，陈先生积极组织并参与了《甘肃史稿》一书的编写。这一时期，陈先生还发表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川峡农民起义》（《西北师院学报》1957年创刊号）、《不能容许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西北师院学报》1958年第2期“批判修正主义专刊”）、《历史科学如何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甘肃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等文章，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文化大革命”重创了先生的学术生涯，陈先生家被抄了九次，笔记、讲义、书籍全部散失，本人被下放劳动。拨乱反正后，陈师重拾专业时已年届花甲，他的大部分学术成果都是从这以后完成的。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后，陈先生亲自录取了前五届学生。他录取时，不惟出身，不惟政审，不惟年龄，唯才是举，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也出了不少人才。当然，恢复高考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但在执行过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打破思想束缚，将政策落实到位的，而陈先生做到了。
1980年秋季招生后，陈师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主动提请由金宝祥教授任系主任，自己不再兼管系务。不久，上面有一条“专业对口”的政策，金、陈两位先生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充实历史系师资。到1983年，历史系各门课程教师齐全，重新起步。此时，敦煌学热初兴，先生有感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不正常现象，挺身而出，奔走呼吁并负责筹建了西北师院敦煌学研究所，被推选为中国吐鲁番学会理事和甘肃丝绸之路学会副理事长。1984年春，陈先生由教育厅批准转任敦煌学研究所所长，他在担任所长期间，积极组织学术活动，鼓励扶植青年学者研究敦煌学，争取早日改变国内敦煌学研究落后的状况。如今敦煌学这门国际显学正在故乡蓬勃开展，兰州已然成为敦煌学研究中心，先生生前也以此自慰，引以为豪，毕竟先生也是做出过贡献的。
陈先生一生有两大事业，一是长期负责西北师院历史系的工作，从教材建设到师资培养，倾注了无限的精力，在特殊时期，尽力保护了专家学者，奠定了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系发展的基础。二是在筹备和领导敦煌学研究所期间，为西北师范大学建设了敦煌学研究平台，培养了敦煌学人才，并开枝散叶，分布到全国各地。
二
在40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中，陈先生形成了自己的治学态度和风格，概括起来就是（1）重史实，讲证据，主张写历史必须是《左传》《史记》式的写法，不能像《公羊春秋》那样空言解经，反对空谈理论，没有根据乱摆观点。（2）重史德，讲真话，坚持正确观点。（3）重调查研究，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反对闭门造车。总结先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1）宋史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在所著《宋史论略》一书中，该书收录了先生在各个时期撰写的18篇宋史论文。综观全书，陈师对陈桥驿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初集权措施、宋夏关系等研究颇深。其讲史，重在论人，强调以民为本，赞扬爱国主义立场与大一统思想，尽管有意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主要还是传统的道德史观，褒贬忠奸，评述功过，自有其魅力。陈师撰文，很少讲理论，都是用朴实的文字，得出简单的结论，“其文虽不能驰骋，而辞则质；其事虽不能该博，而实则真”。
（2）西北史地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为三类：一是西北史研究，主要论文包括《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载于《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公元八世纪后期到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载于《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北宋前期对秦陇地区的经营及其与西夏的关系》（载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李宪取兰会及相关城寨遗址考》（载于《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载于《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等。二是甘肃境内秦汉长城研究，论文有《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载于《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陇上秦长城调查之二》（《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增刊《敦煌学研究》），《甘肃境内的汉长城》（《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三是甘肃地县建置沿革及古城址考，主要有定西市、通渭县、会宁县的建置沿革，被各县县志采纳。还有兰州市、榆中县、临夏州的一些遗址调查。
先生治地方史不仅成果丰富，还总结出了一套治学方法，即治地方史必须掌握充足的文献资料，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具有一定的地理知识，以及进行实地调查，四者相结合，才能有所突破。这是先生几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以实地调查为例，先生晚年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以花甲之年跑遍了甘肃。先生曾回忆说他读大学时，一直徒步往返于通渭、兰州之间，对沿途见到的秦长城遗址印象深刻，早有探查的心愿，改革开放后，终于完成了这一心愿。1981年春、秋两季，他与王宗元教授等一起徒步考察了临洮、渭源、通渭、陇西四县的长城遗迹，获得实地印象。1984年5月到6月间，他又和李并成老师再次踏上秦长城考察之路，据李并成老师回忆，这次实地考察历时一月，行程一千多公里，大部分路段是步行，穿越甘肃东部和宁夏南部，获得大量发现。不仅将从临洮起首，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西吉、固原、彭阳、镇原、环县、华池等11个县的秦长城遗址的走向及其遗存情况全线摸清，而且发现了不少以前人们完全不知道的新情况，搞清了上述秦长城的建造年代、历史演变等问题。考察期间所经各县均忙于编修地方志，陈先生都予以指导协助。1987年7月，应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张思温先生之邀，赴临夏回族自治州作历史地理考察，经康乐、广河、积石山、永靖等县，主要调查古城遗址。他关于甘肃境内秦汉长城走向及形制，定西市、通渭县、会宁县建置沿革，灕水水系及汉白石、枹罕古城址考证，陇山左右宋代城寨遗址调查等方面的论文，都是在实地踏勘、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力求文献记载和实地踏勘一致，十分可靠。
陇上前辈学者著名者有张介侯、慕少堂、冯国瑞等，赵俪生先生将陈师列为继他们之后而做出过贡献的陇上学者，在为陈先生《河陇史地考述》一书做的序中，特别嘉许他对西北地方史的贡献，指出其选题行文中，“深深蕴藏着对自己乡土的热爱”。
三
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有幸考上陈先生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我以前自认为是陈先生的开门大弟子，后来与四川师范大学的张邦炜教授熟识后，知道了张老师才是陈先生的大弟子，在他面前我只能尊称师兄兼先生。在我之后，陈先生又招收了李华瑞、朱红亮、赵忠祥三人。当时研究生招生规模很小，陈师离休又早，前后就招了我们5个人。其中，张邦炜、李华瑞接续了陈师宋史研究之路，成就最大。张师兄是受人景仰的宋史前辈，做学问高屋建瓴，影响很大。华瑞兄则著述等身，现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至实归。朱红亮、赵忠祥入职河北师范大学后，改为其他方向。入学不久，陈先生即给我提供了两个学位论文选题，一个是“吐谷浑历史研究”，另一个是“北宋陕西五路研究”，我选择了前者，从此进入西北史、民族史研究领域，最终落脚在蒙元史阶段，真是一题定终身。
从读研究生开始，我才真正了解了先生的为人。先生严正端方，从无诙谐，看似难以亲近，实则热血慷慨，勇于任事发声，更有一颗仁者之心。先生曾检讨自己的缺点是好刚使气。而我认为这正是先生的可贵之处。先生治宋史，极为赞赏寇准、苏东坡等人，推崇其人格与行事作风。先生对他们的认同也影响了自己的行事风格，“好刚使气”的自况就是最好的说明。宋真宗景德元年，毕士安荐寇准为相，称赞他“兼资忠义，善断大事，臣所不如”。宋真宗疑问道：“闻其好刚使气。”毕士安申辩说：“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故不为流俗所喜。”陈先生自况好刚使气，应是典出于此。寇准的“好刚”，在先生眼里是“刚正不阿”，而不是“刚愎自用”，只要有利于社稷，当说则说，当做则做。毕士安将这种秉性称之为“忘身殉国”。寇准的“使气”，使的也是正气而不是邪气，即“秉道疾邪”。先生也是这样，1949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地下党。1959年在反右倾斗争氛围下，直言家乡通渭有饿死人的现象。1966年“文革”发动初期，在学校党委扩大会上敢于给工作组当面提意见，都是这种品格的反映。面对撤职、批斗，始终没有悔惧之色。20世纪中国社会大风大浪，那个年代的人性格大多刚硬，说话行事都很直率，先生的性格就很典型。他在课堂上大赞苏东坡“大江东去”的豪放气概，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期许。
先生的仁者之心，不仅体现在治史理念上，坚持民为邦本，对人民抱有深切的关怀与同情，以民生民情衡量政治与社会。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坚持公平公正，为群众发声，在能力范围内包容保护人才。赵俪生先生曾回忆在西北师院历史系时，陈先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落难者的关照，他用“仁者，人也”，来肯定先生的人性光辉，并引用傅青主“由来高格调，发自好心肝”来评价先生的品与学，说：“我研究顾炎武，不仅仅表他的‘学’，更著重表他的‘行’。今守忠同志，亦然。”两位先生的友谊是在人性的考验中结成的。在我的记忆中，赵、陈二先生互相敬重，当年轰动一时的赵门弟子答辩风波后，赵先生请陈先生主持了门下其他弟子的论文答辩。
陈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组织者和学术领导人。20世纪50年代，甘肃师大历史系创办《历史教学与研究》，为师生提供了教材编写和学术研究的平台。陈先生还积极组织并参与了《甘肃史稿》一书的编写。1959年甘肃师大历史系开始编写甘肃史，适逢兰州大学历史系并入，人手充裕，系里先后调派36位教师和毕业班的50多名学生参与此项工作，成果定名为《甘肃史稿》，1964年由甘肃师大印刷厂铅印，内部发行，它曾经是西北师大历史系考研的必读书。1981年，师大历史系决定重新修撰甘肃史，分作古代、近现代史两部，由郭厚安先生、陈守忠先生任《甘肃古代史》主编，1989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甘肃通史类著述的发轫之作”，对认识甘肃历史的特点有指导意义。陈先生在历史系时，就组织翻译了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敦煌学者“经常捧着”的一本书。担任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后，又组织翻译了苏联学者孟列夫的《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组织提交了由校内老师撰写的9篇论文，会后以专栏形式集中发表在《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4年、1986年又两次组织文章，以《西北师院学报》增刊的形式，出版了两期《敦煌学研究》专刊，奠定了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地位。当年科研经费支绌，陈先生能做出这些成绩，完全是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坚定的学术追求。
先生生活简朴，极为自律，具有西北人特有的刚健质朴气质。工作学习之余，习练棍术、太极拳，强身健体。爱好书法、秦腔，陶冶艺术情操。只有在与学生相处时，才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多是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见闻。因为我治民族史的缘故，陈先生曾多次于聊天中提到一些有意思的联想，在谈吐蕃历史时，先生说到幼时通渭民间用木椀和酥油炒面，可能是吐蕃“捻麨为椀，实以羹酪，并而食之”的遗风。说到曹玮与唃厮啰的三都谷之战时，提到三都谷可能就是今天甘谷县的散渡河。谈到宋代吐蕃大石族、小石族时，联想到甘谷县的大石、小石地名。回忆下放临夏时观览山川，遥想王韶行军路线。常常在不经意间潜移默化，让学生体会到治学的乐趣。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遇”。张邦炜教授称赞陈师不仅是一位严谨、严格的经师，更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师，我也深有同感。在先生103岁诞辰之际，写出以上文字，不仅仅是为了回忆、彰显先生的“言”与“行”，更重要的是鞭策我们继承先师德范，将先生的治学精神发扬光大。
《陇上学人文存·陈守忠卷》收录的文章大多成文于20世纪80年代，用词用字的习惯跟今天有些差别，人名、地名前后文有不统一的情况。为保存原文的风貌，未以现在的出版规范修改，对不一致之处也未强行统一，一仍其旧，仅改了原文误排的字词。
本书的录入编辑工作由2017级博士崔永利、2020级博士张宏、2021级博士高旗、2023级博士杨彦鹏完成，衷心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胡小鹏
2024年3月13日
供稿：甘肃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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