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如果不仅是中国的，那究竟如何是世界的？这一问题，从新文学诞生之日起便如影随形。它既关乎文学的外部位置，也关乎其内部结构：既是传播的问题，也是生成的问题。新文学固然在欧风美雨中降生，却从来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在本土经验与外来资源的碰撞中，在翻译与接受的缝隙中，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生成。百年之后，当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交织、媒介生态剧烈变动，这一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与迫切。
在这样的语境中，学者季进的新著《世界中的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回应。书名中的“世界”，既是“世界-中国”框架中的空间指称，也是海德格尔“在世界中”（worlding）的批评立场。它不再是一个既定的外在背景，而是一种持续生成的过程，一种被不断召唤、揭示的存在方式。由此，“世界”既是文学发生的宏观条件，也是文学自身的运动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并非被动地“进入世界”，而是在与世界的互动之中生成自身；这种关系既非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也非中心与边缘的单向流动，而是一种如同行星在运行中同时自转的双重运动。
作为长期深耕海外汉学的学者，季进对理论话语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辑五、辑六中的文章，如《视差之见》《从文学现象到文化工程》等，展现了他在理论层面的系统思考。他指出，海外研究与本土研究在观念、材料、方法、价值上存在错位，这背后反映了对中国性、当代性、文学性与世界性的不同理解。他提出的“作为文献”“作为学科”“作为方法”“作为机制”四种研究理念，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然而，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否转化为批评实践。辑一至辑四的作家作品论，正是这种转化的呈现——理论在文本解读中自然生长，而非被贴上标签。由此，“世界”的双重意涵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其一，是作为生成过程的“世界中”——文学如何在与世界的纠缠中不断生成自身；其二，是作为参照结构的“世界”——文学如何与既定的外部世界展开对话。两者相互渗透、彼此支撑。
以他对刘亮程《本巴》的解读为例。刘亮程长期僻居新疆，似乎远离当代文坛的主流，但季进看到，正是在这种看似边缘的写作中，蕴含着一种“全球在地化”的品质。《本巴》的故事源自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但刘亮程的野心远不止于复述一个古老的英雄传说。季进捕捉到“梦”意象：整个本巴世界仿佛都是梦的产物。梦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刘亮程通过梦讲述既遥远又切近的故事，其根扎在新疆，枝叶却伸向普遍性的天空。季进由此指出，刘亮程“无疑比大部分当代作家更接近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的定义”，其梦幻哲思文字向世界展现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维度。这正是“世界中”的生成：地方即世界，是行星在轨道上自转与公转的双重运动。
如果说刘亮程的写作体现的是“世界中”的动态生成，那么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则展示了当代文学如何与“世界”作为参照系展开对话。该集由三个故事组成，分别处理海兰泡惨案、靖康之变以及日本投降后苏联接管旅顺等历史。这些故事看起来与全球化毫无关系，但季进引入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唐丽园“全球世界文学”的概念，指出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小说中那些看似无关痛痒的细节都在提醒读者，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公共事件。“迟子建的东北故事虚实结合，特别将故事的展开置于疫情的语境之中，这不仅使精神和肉体的创伤得以同时呈现，更重要的是呈现了现实对历史的激活，使历史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疗愈方案。”
然而，季进的研究并没有简单地用“世界文学”的框架来收纳迟子建，而是清醒地意识到，世界文学是一个“经由理性设计和规划的文学管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它未必欢迎《东北故事集》这样的文本，因为这些故事“既执着于民族经验，又不能上升为一种民族寓言，或成为一种文化奇观”。但正是这种“不合时宜”，使迟子建的作品具备了另一种意义：它以边地的经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对话的可能。在季进看来，所谓边地或地方，同样作为世界而存在。当全球议题已经成为日常经验或生活背景，我们是否还必须比较性地讨论地方与世界、边地与全球？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迟子建的小说告诉我们，地方经验从来不曾封闭，它始终在历史的流变中与他者相遇、与世界对话。
对莫言剧作《鳄鱼》的解读，则进一步展示了这种批评视野如何深入到人性与欲望的普遍层面。《鳄鱼》是一出四幕话剧，讲述了贪污外逃的单无惮在美国的荒诞经历。季进没有停留在反腐题材的社会学解读层面，而是深入到人性与欲望的哲学维度。文章特别讨论了单无惮这一形象的复杂性。这个贪官在逃亡美国后，面对曾经的秘书、情妇和趋炎附势者，不时流露出自省的痛苦甚至某种不合时宜的“诗人”气质。在与鳄鱼最后的对峙中，鳄鱼称其“作恶多端但良心未泯”。季进指出，莫言“试图贯彻把检察官和贪官都当成人来写的理念”，强调他是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公式化、妖魔化的贪官，这意味着将其贪腐之恶行置于人性的维度来考察，批判的笔锋从贪腐指向更普遍的欲望话题。而“鳄鱼”这一意象，则隐喻了欲望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鳄鱼的生长取决于环境的大小，正如欲望的膨胀取决于权力的空间。这一隐喻，使剧作具有了超越国界的普遍性意涵，成为一个关于人性与欲望的寓言，与西方文学中从《浮士德》到《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欲望书写形成了跨时空的对话。
可以说，《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并非提供“走向世界”的操作指南，也不建构自足理论体系，而是展示持续展开的批评实践。“世界”既是理解文学的参照，也是批评对象；既体现生成过程，也反映文学与社会互动的结构。当“世界”不再是外在空间，而是持续生成的关系时，文学批评的使命亦应转向参与这一生成，建立理解与互动的可能性。批评本身也必须越界。它需要超越单一理论框架，打破本土与世界二元对立，在具体经验与宏大结构之间穿梭，在差异与关联之间建立理解路径：既熟悉理论资源，却不被理论束缚；既关注文本细节，又置于广阔世界语境中。
最终，这样的批评实践引发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意义的思考。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交织的语境下，这不仅关乎传播与接受，更关乎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在世界中生成，与世界对话，通过跨文化互动与信任重建其意义。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如行星轨道上的自转与公转，是复杂、动态、辩证的共生运动，而季进的批评实践生动呈现了这一运动的可能性。
（作者系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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