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走的那年78岁，是2023年的深冬，鲁西南的天寒得刺骨，西北风卷着雪沫子，拍在堂屋的窗户上哗哗响。他躺在里屋的土炕上，已经熬了快半个月，肺癌晚期，连喝口水都费劲，眼睛早就看不清东西了，可手里却死死攥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边角都磨得起了毛。

那是一张1976年的黑白全家福，爷爷奶奶坐在中间，四个孩子站在身后。最左边的是大伯，那年19岁，个子最高，穿着爷爷的旧中山装，一脸严肃；挨着他的是我爸，17岁，刚从镇上的中学毕业，笑得一脸青涩；再往右是三姑，15岁，扎着两条麻花辫，头微微低着，很腼腆；最右边的是小姑，才10岁，扎着红头绳，扒着奶奶的肩膀，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爸走的前一天，意识已经模糊了，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几个词，“哥”“三姐”“小妹”，声音轻得像蚊子叫，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浸湿了枕巾。我们兄妹几个站在炕边，心里又酸又堵，谁都没说话。我们都知道，他这辈子最大的疙瘩，就是这一母同胞的三个姊妹兄弟，可直到他闭眼，这疙瘩也没解开。

四个兄弟姐妹，从三十多岁闹掰，到一个个先后离世，四十多年里，别说坐在一起吃顿饭了，就算在村里的街上迎面碰上，都跟见了仇人一样，头一扭就走，连个眼神交汇都没有。谁家孩子结婚、老人过寿，从来互不通知；谁家有了红白事，也从来互不登门，连个花圈、一句问候都没有，真的比陌生人还要生分。

我小时候总问我妈，我爸和大伯、姑姑们，到底是有多大的仇，能闹到这个地步？我妈总是叹口气，坐在缝纫机前，一边给我们缝衣服，一边跟我说，哪有什么血海深仇，不过是些分家的房子、养老的闲话、拆迁的那点补偿款，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就是这些事，把一母同胞的情分，磨得一干二净。

我爷爷是村里的老木匠，手巧，十里八乡谁家打家具、做寿材，都愿意找他，在村里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奶奶是个家庭主妇，一辈子围着锅台和孩子转，性子强势，又偏心，一辈子最疼的是长子大伯，最娇的是老幺小姑，夹在中间的我爸和三姑，从小就像是多余的。

四个孩子里，大伯是长子，从小跟着爷爷学木匠手艺，是爷爷的接班人，在家里说一不二；我爸性子闷，不爱说话，不爱争，18岁那年去当了兵，在部队待了五年，退伍回来的时候，爷爷已经走了。三姑是家里的二女儿，性子软，胆子小，19岁就嫁去了邻县的农村，男人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日子过得不富裕，却也安稳；小姑是老幺，比我爸小了七岁，从小被奶奶宠坏了，骄纵任性，最后嫁在了本村，男人是村里的种地能手，守着十几亩地，日子过得也算红火。

他们姊妹四个的裂痕，是从1989年爷爷走后的分家开始的。

爷爷走得突然，上山砍木头的时候摔了一跤，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一句话都没留下，更别说什么遗嘱。那时候奶奶还在，身体硬朗，家里的大小事，全是她拿主意。分家那天，把本家的长辈、村支书都请到了家里，堂屋里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四个兄弟姐妹，还有各自的媳妇、男人，都站在旁边。

我们家在村东头有个大院子，五间正房的砖瓦房，还有两间偏房，是爷爷亲手盖起来的，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房子。除此之外，还有爷爷攒下的三千块钱积蓄，还有一屋子的木匠工具、木料。

奶奶坐在炕沿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张口就定了调子：“老大是长子，要撑门户，正房靠东的三间，归老大；老幺是闺女，嫁在本村，以后要给我养老送终，正房靠西的两间，归老幺。老二当兵出去这些年，没在家伺候过我，老三嫁出去了，是别人家的人，院子里的两间偏房，还有他爹那套旧木匠工具，归老二；老三是闺女，嫁出去了，就不分家里的东西了，给她打一套新衣柜，算是陪嫁的添头。”

这话一出，整个堂屋都安静了。本家的长辈都面面相觑，村支书也皱起了眉，谁都知道，这分得太偏心了。正房的砖瓦房，在那时候一间就能值两千多块，而偏房是土坯房，漏风漏雨，根本不值钱。爷爷的三千块积蓄，奶奶更是提都没提，全自己攥在了手里。

我妈当时就急了，往前站了一步，刚想说话，就被我爸一把拉住了。我爸性子闷，不爱争，他总觉得都是一母同胞，没必要为了房子闹得难看。可我妈咽不下这口气，我爸在部队五年，每个月的津贴，大半都寄回了家里，给奶奶买药，给小姑交学费，怎么到了分家，就成了“没在家伺候过”，连一间正房都分不到？

我妈跟大伯母吵了起来，两个女人越吵越凶，大伯母叉着腰，说长嫂如母，家里的事就是该大伯说了算；我妈说分家要公平，不能这么偏心眼。吵到最后，大伯一拍桌子，指着我爸的鼻子骂：“老二，你媳妇在这闹什么？咱妈都定好的事，你有什么不服气的？这房子是我爹留给我的，你想要，有本事自己盖去！”

我爸看着大伯，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说了一句：“哥，房子我可以不要，但是咱爹的积蓄，是不是该四个孩子都分一分？”

这话刚说完，奶奶就从炕沿上站了起来，指着我爸的鼻子就骂：“你个不孝子！你爹的钱是我的，我想给谁就给谁！你爹刚走，你就想着分家产，你良心被狗吃了？我白养你这么大！”

三姑站在旁边，看着我爸被骂，小声说了一句：“娘，二哥说得也没错，都是爹的孩子，多少该分一点。”

结果奶奶转头就把火撒到了三姑身上，唾沫星子喷了她一脸：“你个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娘家的事轮得到你插嘴？赶紧给我滚回你婆家去，少在这添乱！”

三姑性子软，被奶奶骂得眼圈通红，低着头，再也不敢说一句话。

那天的分家，最后闹得不欢而散。我爸最终还是没争，带着我妈，搬进了那两间漏雨的偏房，只拉走了爷爷那套旧木匠工具。大伯占了三间正房，小姑占了两间，奶奶跟着大伯一起住，手里攥着爷爷的积蓄，日子过得很是舒坦。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爸和大伯、小姑之间，就有了一道看不见的墙。以前过年过节，四个兄弟姐妹还能坐在一起吃顿饭，从那之后，就算在路上碰见，也只是点点头，很少说话了。

真正让他们彻底撕破脸的，是奶奶的养老。

1997年的冬天，奶奶去井边打水，脚下一滑摔了下去，虽然保住了命，却摔断了胯骨，从此瘫痪在床，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

村支书又把四个兄弟姐妹叫到了一起，商量怎么给奶奶养老。那时候奶奶手里的积蓄，早就被大伯和小姑哄着花光了，连看病的钱，都是我爸先垫上的。

大伯先开了口，说自己家里三个孩子，两个儿子要上学、娶媳妇，天天在外面做木匠活，忙得脚不沾地，媳妇要照顾三个孩子，实在抽不出时间伺候老人，只能每个月出一百块钱，不出力。

小姑紧接着说，自己家里十几亩地，男人天天在地里忙活，她要带孙子，还要喂猪养鸡，也没时间伺候，每个月也出五十块钱。

三姑嫁在邻县，来回一趟要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家里还有瘫痪的公公要伺候，实在是走不开，只能农闲的时候过来看看，伺候几天。

算来算去，伺候奶奶的担子，最后全落到了我爸妈身上。

我妈当时就不愿意了，说：“当年分家的时候，好处全让老大和老幺占了，现在老人瘫了，要伺候了，就全推给我们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大伯母当时就翻了脸：“老二媳妇，你怎么说话呢？那是你婆婆，你伺候不是应该的吗？我们出钱了，还想怎么样？”

就在两家人又要吵起来的时候，我爸摆了摆手，拦住了我妈。他看着炕上躺着的奶奶，眼圈红了，说了一句：“都别说了，娘我来伺候，你们愿意出钱就出，不愿意出，也没关系。她生了我养了我，我该伺候她。”

就因为这句话，我妈跟我爸生了半个月的气，可气归气，最后还是跟着我爸，一起伺候起了瘫痪的奶奶。

这一伺候，就是整整五年。

那五年里，我妈天天早上五点就起来，给奶奶擦脸、刷牙，端屎端尿，换干净的褥子，一日三餐，把饭熬得烂烂的，一勺一勺喂到奶奶嘴里。奶奶瘫痪在床，最怕长褥疮，我爸每天晚上都要给奶奶翻三次身，用热水给她擦身子，按摩腿，五年里，奶奶身上从来没长过一块褥疮，屋里干干净净的，一点异味都没有。

可就算是这样，奶奶心里还是只装着大伯和小姑。大伯每个月月底，才会拎着一斤水果来看一眼，放下一百块钱，坐不到十分钟就走，奶奶拉着他的手，舍不得让他走，嘴里念叨着大儿子辛苦了；小姑一个月都来不了一次，偶尔来一趟，放下五十块钱，坐一会就走，奶奶就把偷偷攒下来的鸡蛋、挂面，全塞给小姑，让她带回家给孙子吃。

对天天伺候她的我爸和我妈，她却从来没一句好话。稍微有点不顺心，就骂我妈伺候得不好，不给她饭吃；大伯和小姑来看她的时候，她就拉着他们告状，说我妈天天给她脸色看，饿她肚子，不给她换干净衣服。

有一次，大伯听了奶奶的告状，当场就跟我爸翻了脸，推了我爸一把，骂他不孝，连娘都伺候不好。我爸那一次是真的火了，跟大伯吵了起来，把五年里的委屈、辛苦，全说了出来。可奶奶躺在炕上，依旧护着大伯，骂我爸翅膀硬了，敢跟大哥顶嘴了，是个白眼狼。

2002年的秋天，奶奶还是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拉着大伯和小姑的手，嘴里念叨着让他们好好的，到最后，都没看站在旁边的我爸一眼。

奶奶的葬礼，成了四个兄弟姐妹彻底决裂的导火索。

灵堂刚搭起来，大伯和小姑就跳了出来，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我爸妈伺候奶奶这五年，贪了奶奶的养老钱，说奶奶手里肯定还有钱，全被我爸妈拿走了，非要让我爸妈把钱拿出来，不然就不让奶奶下葬。

我爸当时气得浑身发抖，脸都白了。这五年里，大伯和小姑每个月给的那点钱，连给奶奶买药都不够，奶奶的吃喝拉撒，全是我爸妈贴的钱，前前后后贴进去快两万块，从来没跟他们提过一句。现在奶奶刚走，他们就倒打一耙，说他贪了钱。

那天在灵堂前，我爸和大伯彻底打了起来，两个人滚在地上，打得鼻青脸肿，亲戚们拉都拉不开。小姑站在旁边，帮着大伯骂我爸，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三姑站在灵堂门口，看着这一幕，捂着嘴哭，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最后还是村支书和本家的长辈出面，才把他们拉开。奶奶的葬礼，办得鸡飞狗跳，四个兄弟姐妹，在亲娘的灵前，彻底撕破了脸，断了最后一点情分。

奶奶下葬之后，我爸就把那两间偏房卖了，在村西头新批了宅基地，盖了三间新瓦房，带着我们搬了过去，从此再也没踏足过村东头的老院子一步，跟大伯、小姑，也彻底断了来往。

三姑因为当年分家、养老的事，心里也憋着气，跟大伯和小姑也翻了脸，除了奶奶葬礼那天，之后再也没回过这个村子，跟我爸，也只是偶尔打个电话，一年也见不上一次面。

四个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从此就像四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过着各自的日子，如同陌生人。

大伯家的堂哥结婚，没通知我爸和两个姑姑；我哥结婚，我爸也没通知大伯和两个姑姑；三姑家的表哥娶媳妇，只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没告诉大伯和小姑；小姑家的表弟生了孩子，只在本村摆了酒，连提都没提另外三个姊妹兄弟。

村里的人都说，老陈家这四个孩子，真是奇了，一母同胞的亲姊妹，能闹到这个地步，跟仇人一样，真是少见。

我小时候不懂，总觉得我爸太犟了，不就是几句话的事，低个头，认个错，姊妹兄弟不就和好了吗？直到我长大了，成家了，才明白，我爸心里的疙瘩，从来不是那几间房子，那点钱，是奶奶一辈子的偏心，是大伯和小姑的理所当然，是他掏心掏肺的付出，最后换来的却是指责和污蔑，是寒了的心，再也暖不回来了。

日子一年年过去，他们四个也一年年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最先走的是三姑，2015年的春天，查出来肺癌晚期，从查出来到走，也就三个月的时间。

三姑走之前，托她村里的人给我爸带话，说想再见二哥一面，有话想跟他说。

我爸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地里浇麦子，手里的水管“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顺着垄沟流了一地。他蹲在田埂上，抽了整整半包烟，最后还是骑上家里的摩托车，带着我妈，去了邻县的三姑家。

三姑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躺在床上，看见我爸进来，浑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伸出枯瘦的手，抓住了我爸的手，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嘴里反反复复地说：“二哥，这辈子……姊妹四个，走到这一步……不值当啊……”

我爸握着她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三姑的手背上。

三姑走的时候，才69岁。她的葬礼，我爸去了，在灵前守了三天，给她磕了三个头。可大伯和小姑，自始至终都没露面，连个花圈都没送，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三姑走了之后，我爸像是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话更少了，天天坐在院子里，看着那张老照片，一坐就是一下午。

第二个走的是大伯，2018年的冬天，凌晨心梗发作，走得很突然，享年71岁。

堂哥给我爸打了电话，电话里哭着说：“二叔，我爸走了，你要是愿意，就来送他最后一程吧。”

我爸拿着电话，手一直在抖，电话贴在耳边，半天没说话。挂了电话之后，他坐在炕沿上，又拿出了那张老照片，看了很久。我哥跟他说：“爸，想去就去吧，毕竟是你亲大哥。”

我爸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了一句：“不去了。当年在你奶奶灵前，我就跟他断了，这辈子，兄弟情分早就尽了。去了，也没话说，反而让他走得不安生。”

大伯的葬礼，我爸最终还是没去，只让我哥去送了个花圈，随了礼。小姑也没去，四个兄弟姐妹，走了两个，剩下的两个，依旧老死不相往来。

第三个走的是小姑，2021年的冬天，在自己家里煤气中毒，被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享年65岁。

小姑家的表弟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正在院子里晒玉米，听完电话，他沉默了很久，手里的玉米棒掉在了地上。最后，他还是没去，只是让我去送了个花圈，随了一千块钱的礼。

他跟我说：“四个兄弟姐妹，就剩我一个了。去了，看着她的灵堂，我心里更难受。当年闹成那样，现在人走了，说什么都晚了。”

小姑走了之后，那张全家福上，四个兄弟姐妹，就只剩下我爸一个人了。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咳嗽得越来越厉害，去医院一查，肺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从医院回来，我爸就很少出门了，天天躺在炕上，手里攥着那张老照片，嘴里念叨着大哥、三姐、小妹。有时候清醒了，就跟我们说，当年分家的时候，他要是不争那口气，是不是就不会闹成这样；奶奶走的时候，他要是不跟大伯打架，是不是姊妹四个，还能坐在一起吃顿饭。

可这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

2023年深冬，我爸还是走了，走的时候，手里依旧攥着那张泛黄的全家福，眼睛闭着，眉头却还皱着，像是还有没解开的疙瘩。

我爸的葬礼，大伯家的堂哥、三姑家的表哥、小姑家的表弟，都来了。四个表兄弟，站在我爸的灵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互相递了烟，坐在旁边的凳子上，说了一下午的话。

他们聊起了小时候，大伯带着我爸去河里摸鱼，三姑和小姑在河边给他们看衣服；聊起了爷爷教他们做木匠活，四个孩子围着爷爷，抢着拿刨子；聊起了当年分家、养老、拆迁的那些事，都叹了口气，说上一辈的恩怨，说到底，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

堂哥端起酒杯，跟我哥碰了一下，红着眼说：“弟，上一辈的事，是他们糊涂，闹了一辈子，到死都没解开疙瘩。咱们这一辈，都是一个爷爷的孙子，打断骨头连着筋，不能再像他们那样了。”

我哥点了点头，把酒一饮而尽，说了一句：“哥，说得对，上一辈的恩怨，到咱们这一辈，就了了。”

那天晚上，四个表兄弟，在我爸的灵前，喝了一夜的酒，说了一夜的话，像是要把这四十多年断了的情分，重新接起来。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雪，又想起了我爸和他的三个姊妹兄弟。四个一母同胞的孩子，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吃一个娘的奶，盖同一床被子，最后却因为几间房子、几句闲话、一点钱，闹了一辈子，到死都没来往，如同陌生人。

他们到死都没明白，一母同胞的姊妹兄弟，这辈子能做一家人，是多大的缘分。那些房子、钱、面子，在血脉亲情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为了这点身外之物，丢了最珍贵的情分，闹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到最后，连对方最后一面都不愿意见，真的不值当。

可这世间的事，从来都是这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多少兄弟姐妹，最后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不是因为有多大的仇，只是因为一点点的误会，一点点的利益，一点点的偏心，就把一辈子的情分，磨得一干二净。

我爸走了之后，那张老照片，被我哥装在了相框里，摆在了堂屋的桌子上。照片里的四个年轻人，笑得一脸灿烂，永远停留在了1976年的那个夏天，也永远留在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心里，提醒着我们，血脉亲情，从来都不是几句闲话、一点利益就能割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