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医疗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美国，抗生素比枪支更难买到。”
这不禁会让我们感到疑惑，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其医疗业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为什么在这里抗生素比枪支更加难买呢？
而这其实也是当今美国医疗业的真实写照，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人拍下视频记录美国药店内抗生素的紧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泰诺等止痛药的泛滥。
那么，为何在美国形成了这种抗生素“困境”呢？
在美国，抗生素类药物属于被严格管制的处方药，如果没有医生开具的合法处方，任何一家药店都不可能将一粒抗生素售卖到患者手中，也正是因为这项制度，使得抗生素的售卖出现了三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首先难以越过的是医生这关，美国医生在为患者开具抗生素时最多只能开具维持一个礼拜的药量，而不能无限期地开具抗生素，如果病情没有得到缓解的话就需要进行进一步诊断。
而如果医生过量开具抗生素处方的话，就有可能面临严厉处罚，从警告到吊销医疗执照，甚至被保险公司拒付以及被医疗委员会调查。
如此严苛的处罚也使得美国医生对于抗生素处方的开具格外谨慎，在很多情况下即使病人恳求医生开些抗生素给他们，也会被医生们所拒绝，而只能回家多喝水，吃止痛药缓解病痛。
第二道难关则是药店关，没有医生开具的处方，药店被严禁售卖抗生素给患者，而即使有了相关的处方，药店内也面临着抗生素短缺的情况。
这是因为在美国医疗系统中，抗生素被列为“非优选”药物，许多品种需要事先授权才能配发，这使得药店内抗生素储量很少，大部分情况都需要申请配发，即使是线上药店和远程医疗，也必须遵循同样的处方规则。
第三关则是监管关，美国相关部门会定期出台抗生素用药指导原则，并且媒体和临床医院都会加大宣传力度，在医院内部也制定了相当严格的抗生素使用规则：“如果患者在接受抗生素治疗的72小时内病情没有好转，那么应当考虑更换。”
这套监管体系的作用也相当明显，美国15岁以下的儿童抗生素使用下降了将近40%，而成人使用率也下降了将近10%。
这套制度的副作用同样明显，对于那些没有医疗保险或保险覆盖不足的普通人而言，拿到一盒抗生素的代价，远超药物本身的价值，几百美元的挂号费只是起步，急诊室的检查费、诊疗费动辄数千美元，普通百姓在天价医疗账单面前，要么硬扛，要么另寻出路。
如果说制度之墙是获取抗生素的“软障碍”，那么供应链问题则是更根本的“硬瓶颈”，美国的抗生素十分依赖进口，而其最大的抗生素进口国正是我国。
这也引起了美方的担忧，现如今美国大量的抗生素都来源于从我国进口，即使美国本土还有一些抗生素生产厂家，其所需的主要原料也多是由我国进口。
因此，如果由于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战、制造质量问题或其他原因导致的中国出口中断，都可能严重影响美国国内的抗生素生产，并且美国国内现今已经无法自主生产青霉素、多西环素等关键抗生素。
并且虽然美国现今依然保持着抗生素进口渠道多元化，其与印度、意大利等国的制药产业也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本身也依赖中国的原料来源的话，那么整个供应链依然脆弱，这也使得许多美方学者提出：如今美国对我国的抗生素依赖已达到了危险的水平。
制度之墙和供应链之困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经济逻辑——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中，抗生素恰恰是资本最不喜欢的“生意”。
这是因为抗生素是没有回头客的“一次性买卖”，抗生素只要使用得当，不需要大量使用就能很快就能治愈患者的疾病，这种“一次性买卖”为美国的医疗资本带来的利润十分微薄。
而更加糟糕的是，许多有效的抗生素药物如青霉素、头孢等早已过了专利保护期，其配方完全透明，任何医疗厂家都可生产，因此价格被压得极低，根本没有商业价值。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泛滥的各类止痛药，这些药物并不能够祛除病症，而且大多数都具有成瘾性，这也使得许多美国底层民众处于一种“带病生存”的状态，需要长期服用这类药物，而这也为美国药企创造了巨额的利润。
而在资本逻辑的如此挤压下，美国底层民众发展出了一套惊人的生存智慧——买“鱼药”，即通过购买鱼药、兽药等含抗生素药物来治疗自己的病症。
这是因为在美国虽然对人吃的抗生素处处管制，但对动物使用的抗生素却大开绿灯，一瓶30粒装的鱼用阿莫西林只要20多美元，不需要任何医疗处方，成分和人用的几乎一模一样，而这种“鱼药”一时间成为美国底层百姓的首选。
然而2023年6月，美国政府突然收紧规定，所有兽用抗生素也要凭兽医处方购买，底层民众最后的“救命渠道”也被堵上。
美国政府可以轻易批准成瘾性极强的止痛药在药店成桶销售，却对救命的抗生素严防死守，让普通人在宠物店寻找最后的希望，这充满了讽刺意味，正像电视剧内的台词一样：“嘴上全是主意，心里全是生意。”
抗生素之难，从来不是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美国医疗体系的制度困局、供应链脆弱，以及一个将利润置于生命至上的资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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