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当奥巴马通过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时，美国似乎完成了对于种族隔膜的首次叩问，他的胜利也向世界宣告，这个曾被奴隶制度隔离种族的国家，肤色不再是通往至高权力的屏障。
而这个现象也令人费解，犹太人对于美国社会的运行可谓至关重要，白宫、华尔街、好莱坞里都不乏他们的身影，在社会各界都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纵然犹太人在美国各界呼风唤雨，但是至高无上的总统宝座，却从未有一名犹太人登上，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的结果。
从人口规模的硬约束，到宗教身份的敏感博弈，再到外部政治生态的持续恶化，共同构成了那道看不见的“犹太门槛”。
犹太人迟迟未能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犹太人口数量很少，如今美国犹太人口数量约为500万—700万，占美国人口总数的2.5%。
这样的人口数量显然不足以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构成一个足够影响力的投票集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黑人人口数量达到近20%，拉丁裔人口数量约为10%。
这也就表明美国犹太人口即使将选票全部集中于一名候选人身上，也无法在任何一个州的选举中制造“翻盘”效应。
并且，犹太选民的投票也并不以“族裔”为主导因素，他们的投票模式以意识形态为主，换句话说犹太人在投票时并不在乎选举人是不是犹太人，而是更注重其政策立场是否偏向于以色列和犹太种族。
这种“意识形态优先”的投票模式，恰恰削弱了犹太身份本身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有效性，当一位犹太候选人试图通过身份牌来争取犹太选民时，反而可能因为其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引发犹太选民的反对。
如果说人口数量是犹太人通往总统宝座的第一道阻碍，那么其宗教信仰则是第二道更为复杂的考验。
因为犹太教在美国并不只是简单的一种宗教信仰，更代表了一种“族裔”身份，这使其背负了额外的、更复杂的社会偏见。
并且美国政治中的犹太候选人似乎陷入了一种“死结”当中，即如果他们刻意强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便会被放大其“宗教异质性”，便被美国民众怀疑其是否忠于国家；而如果其掩盖自己的犹太血统，则又会失去身份政治可能带来的动员红利。
例如曾经参与总统竞选的犹太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就在选举中刻意淡化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一策略固然帮助他避免了宗教议题的纠缠，但也使他未能像奥巴马团结非裔选民那样，将犹太裔凝聚成一股政治力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犹太人参选者乔·利伯曼，他毫不避讳自己的族裔身份并且严格遵循犹太教教义，而他的族裔身份也被社会各界广泛讨论，最终成为阻碍他当选总统的因素之一。
阻碍犹太人当选美国总统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美国外部政治环境的持续恶化，反犹主义的抬头与以色列问题的激化，正在共同挤压犹太候选人本就狭窄的政治空间。
如今，反犹主义在美国各州日益高涨，其他族裔的百姓不仅对犹太人抱有敌意，甚至已经威胁其生命安全，大量的犹太人选择隐藏自己的族裔身份，反犹事件在各个公共场所中接连发生。
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犹太人参与政治选举的难度可想而知，甚至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竞争，还有极右翼势力对其人身安全的威胁，宾州州长夏皮罗的官邸纵火事件就足以表明，美国社会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反犹、仇犹势力。
外部的以色列问题也在犹太候选人周围投下了一道难以驾驭的阴影，在近年来的加沙冲突中，美国犹太社区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态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
一部分传统犹太人仍对以色列的行动无条件支持，而另一部分年轻、进步的犹太人却对此抱有相反的态度，他们甚至认为以色列的行为是种族灭绝的暴行。
这也使得任何意图冲击总统宝座的犹太候选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的政策支持以色列政府，那么他们将会失去大量进步派犹太选民以及更广泛的民主党左翼支持；如果选择批评以色列，他又将面临来自建制派犹太组织和共和党阵营的猛烈攻击，后者可能会以“反犹”或“自我仇恨”来定性他们的立场。
这种分裂意味着，犹太候选人无法像非裔或拉丁裔候选人那样，将本族裔群体作为“基本盘”来依靠，在以色列问题上，他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都会失去一部分犹太人支持者。
黑人可以成为美国总统，是因为非裔美国人拥有足够的人口规模、统一的历史记忆和强大的身份动员能力。
这并非一个关于“歧视”或“偏见”的简单故事，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从未被完全排除——他们担任过国务卿、大法官、财政部部长，以及副总统候选人，但总统职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形态。
犹太人在总统选举中的屡屡失败，恰也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并非因为犹太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那条由人口、宗教和政治现实共同铸就的无形门槛，在美国始终没有被真正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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