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丝路只与“奢侈品”有关？来自伊朗的银币，曾真正落进了绿洲百姓的钱袋|丝绸之路|丝路|伊朗|吐鲁番|奢侈品|敦煌|绿洲|银币|高昌

如今，伊朗上空战火再起。人们或许很难想到，这片土地曾在一千五百年前铸造出古代世界信用最坚挺的货币之一——萨珊银币。

这些小小的银币自波斯启程，随粟特商队越过葱岭，穿越中亚绿洲，流入吐鲁番盆地，后又叮咚落入高昌百姓的钱袋，记入官府的簿册，随主人沉入幽暗的墓穴，最终在千年之后的考古挖掘中重见天日。

今天，“一带一路”倡议让古丝路重焕生机，而裴成国的新著《银币东来：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与丝绸之路》（下称《银币东来》），正是循着银币的足迹，试图回答一个穿越千年的疑问：小小的银币，穿梭于大漠的遥远商队，与绿洲里的寻常人家，共同构建了一幅怎样的时代图景？

银币中的经济史

《银币东来》全书共六章，大致以时代为序，系统梳理了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的演变脉络，结构谨严，层层递进。

开篇从公元五世纪的北凉和阚氏高昌时期切入，作者由《支生贵卖田券》等新见资料入手，揭示银钱大量流入前高昌绿洲的经济形态。最有趣的是，彼时高昌竟以毛毯充当一般等价物，堪称“毯本位货币时代”。作者推测这与当时同处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国的畜牧业有关，在双方长期稳定的经济交流下，毛毯成了贸易中的主要支付手段。

随后便进入了全书的重点——麴氏高昌时期。作者从“半文”这个计量单位入手，厘清了高昌国内银钱与粮食并行的复本位货币体系：萨珊银币作为高值货币，应对大宗交易；粮食作为低值货币，解决小额支付的找零难题。二者配套使用，共同应对市面上各种交易行为。

接下来，作者视野继续拉大，书中的讨论对象从货币扩展到土地与民生，通过考察普通百姓的土地占有、果木租赁，以小见大，带出了高昌国如何通过资源调配和经济战略的适时转型，实现一个绿洲小国的经济崛起的历程。

但当高昌政权走向消亡，唐朝在此设立西州之后，铜钱进入此地，银钱、铜钱、丝帛、粮食等多种等价物并行的奇妙局面由此形成。于是，从毯到银、从银到铜，高昌货币的变迁史便折射出绿洲经济的命运变迁。

在作者笔下，这趟银币的绿洲之旅，最终引向一个更为根本的追问：丝绸之路的存在对于绿洲上的住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话题背后也正是日本学界延续数十年的“丝绸之路史观论争”的核心——绿洲经济的支撑到底是农业还是商业？

绿洲上的“复合经济”

裴成国在书中第五章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一章题为“丝绸之路与高昌经济的崛起”，也是他在日本东洋文库演讲的核心内容。

他的论证逻辑环环相扣，先从楼兰的荒废如何使得吐鲁番的交通枢纽地位骤然凸显讲起，接下来则是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怎样导致中原丝绸产能锐减，于是丝绸之路上出现了货源缺口，而高昌国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商机，以蚕桑丝织业为支柱发展经济。从新近刊布的《北凉计赀出献丝帐》和《北凉计口出丝帐》来看，当时高昌的户调和口税都只征收蚕丝，实际上就是以家家户户都养蚕织丝为前提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只征初级产品蚕丝而非成品绢帛的做法，虽不合中原政权的惯例，却恰恰与丝路商贸的需求吻合：《魏略》中有记载，罗马“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他们要的就是生丝，而非加工好的绢帛。然而生丝贸易终究系于时势——中原一旦恢复统一、丝绸产能回升，高昌的这门生意便难以为继。

因此比起抓住一时的商机，更关键的在于夯实绿洲自身的经济根基。裴成国接下来便将笔触转向了高昌内政，讨论高昌如何通过土地政策和劳动力调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官府限制土地买卖、遏制兼并，将大量镇家田租赁给百姓，甚至连依附人口“作人”都要承担国家徭役。这种强势的王权干预，确保了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劳力都能充分利用。

而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当北魏统一北方、中原丝绸产能恢复之后，高昌不再死守蚕丝一业，而是适时地将客使接待升级为国家事业。于是乎绿洲上下一齐转向：地里种出的粮食、葡萄园酿出的酒、果园的梨枣、菜园的时蔬、百姓家养的羊，悉数被纳入供应客使的产业链。官府居中调度，百姓参与其中，外来商旅的消费最终以银钱的形式回流到这片绿洲的每一个角落。

由此可见，高昌国的经济形态，并不是“丝绸之路史观论争”中简单的“非农即商”所能概括的。实际上，高昌国不仅围绕丝路商贸接待客使商旅，同时也为丝路贸易提供了商品与货源，因此除了农牧业之外，旅馆业、餐饮业、酿造业等诸多产业以外来人口为消费对象，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复合型外向型经济。

故纸中的一念通透

《银币东来》是裴成国的第一部专著。他坦言，关注这个问题至今已有15年。这15年的工作与破案颇为相似：从零散的线索中，拼出一幅被人撕碎的图画。

敦煌吐鲁番文书素称“难治”，大多出自墓葬，许多官私文书被剪裁制成纸鞋纸帽，随墓主埋入地下，残缺不全，内容零散，一件文书只剩半张甚至几行乃是常态。裴成国早年参与新获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工作，在录文释读、残片缀合中浸润多年，从无数文本碎片中细细拼出线索，再将线索彼此勾连、反复印证，由赋税账簿到货币流通，再到客使供应、葡萄酒外销，一点一点复原出高昌绿洲经济的整体面貌。

这种在碎片中寻路的过程，自然艰辛，却也不乏柳暗花明的惊喜。他对《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得酒帐》的破解，便堪称一段佳话。寻常人只道“葡萄美酒夜光杯”，却不知这美酒背后藏着多少枯燥的计算——种了几亩葡萄、酿了多少酒，哪些纳官、哪些留用，桩桩件件都是麻烦。

而一千多年后，要从残破的故纸中把这些账目重新读通，更是难上加难。这件文书里满是“租了”“无租”“得酒”“储酒”“有酒”之类的“黑话”，前人研究多年始终未能通解。裴成国苦思良久，终于在一个深夜灵光乍现：如果把“得酒”理解为交给官府用于出售的酒，整件文书便一通百通——高昌国官府集中收购民间的储酒，登记造簿后外销谋利，这构成了高昌绿洲外向型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在后记中回忆那个夜晚：理完思路已近破晓，走出研究室到校园对面的便利店买面包，回头一望，大学的校园薄雾茫茫，树影婆娑，“宛若仙境”。这大概就是做学问的人才懂的那种快乐——在故纸堆里蛰伏多年，忽然一念通透，思绪与天色一并破晓。

正是凭借这样的苦功与灵光，裴成国才有底气向那个延续多年的成说发起挑战——丝路贸易与绿洲上的普通人有关系吗？

与百姓相关的“丝路”

尽管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高昌绿洲进行研究在中外学界已有不少积累，但受限于文书本身残缺零散的先天短板，既有成果往往各执一端，鲜有人将这些线索编织成一张完整的网。

尤其在丝路贸易与绿洲经济等问题上，许多认识偏差至今依然存在——有些国家的学者翻过《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见得交易的商品不外乎金银、香料、宝石、奴婢等，便言之凿凿地声称丝路贸易乃是奢侈品贸易，与普通百姓并无干系——若是这个判断成立，丝绸之路的意义便要大打折扣。

《银币东来》对此提出了挑战。这本书中，裴成国细细复原了这些闪亮银币背后整个高昌绿洲的经济形态，从货币流通、赋役征纳到土地租佃、葡萄酒外销，直至丝路客使的接待供应，全书几乎触及了高昌绿洲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作者从大量关于货币流通和客使供应的文书账簿入手，循着银钱在绿洲中流转的踪迹，揭示出高昌经济社会运转的内在逻辑，最终呈现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丝路贸易绝非与百姓无关的奢侈品贸易——恰恰相反，从地里种粮的农户、园中酿酒的果农，到为过境客商备料供炊的寻常人家，整个绿洲的生产与生计，都被深深卷入了这张横贯东西的贸易网络之中。

而这项推陈出新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学术突破的一个缩影。新一代学者锐意进取，已在敦煌吐鲁番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他们的视野更开阔，方法更细密，也更敢于在前辈们反复耕耘过的土壤上翻出新土。

2025年，荣新江教授主编的“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第一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一口气便是五部专著。从佛教美学与石窟艺术到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占验信仰，从唐代京城书写文化与信息传播到唐代地方社会，再加上这本聚焦绿洲经济的《银币东来》，五本书各辟蹊径，却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便是要开拓新的视野和方法，以推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在国际学界发出更强的声音。

当然，这本书并非没有遗憾：吐鲁番文书谈不上完整和系统，作者自己也坦然承认，目前“试图进行系统的、闭环的研究仍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但即便如此，15年的苦功也绝对不会白费。或许成像还不够真切，但这一束投向未知世界的光，也已足够将高昌绿洲经济的轮廓从千年的幽暗中一点点勾勒出来。

而这大概也正是敦煌吐鲁番学最动人的地方：那些残缺的文书、零散的账簿、墓穴深处斑驳的银币，每一件都是碎片，每一件又都是线索。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俯身其间，辛苦耕耘，方有今日之成绩。裴成国在后记末尾写道：“吐鲁番文书还有可观的埋藏，静待下一批新资料的刊布，无论本书中的观点将来被证实或证伪，我都欣然接受。”

大漠之下，仍有故纸未出；故纸之上，仍有故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