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冬天，沈阳冷得刺骨，一顿饭让东北的天变了，张学良盯着杨宇霆，那人手里攥着东北一半的权，正把铁路督办的文件推到他面前，逼他签字，张学良手心发潮，三天前他带着夫人去给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对方连个正眼都没给，就当他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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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太霸道了，早年帮张作霖抢军火，出了不少力，张作霖一死，这老家伙连新主子都不放在眼里，每次朝堂议事，不是说少帅太嫩，就是当着外宾的面翻白眼，前几天寿宴，南京送来的贺礼堆满大厅，可没人搭理少帅，倒像在给杨家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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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再说，张学良压着火，手指来回搓着那枚银元，等杨宇霆一走，他立马叫来贴身的卫队，今晚他们一回来，就地解决，他自己都不信这事儿，可还是连着抛了六次银元，回回都是正面朝上，他想，这大概就是命了，把枪递给了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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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一响，谁也没想到这主仆俩一死，后面会惹出更大麻烦，日本人听了直乐，杨宇霆一直是他们最头疼的人，这老家伙早年硬逼着苏联让出铁路权益，最近又打算跟南京联手，把满铁的权夺回来，如今他一死，东北军里再没人敢跟关东军对着干了。

三年后的九一八凌晨，炮弹砸在沈阳城头，张学良忽然想起那个下雪的夜里，他扔出的那枚银元，要是当时没那么冲动，事情会不会不一样，他攥着电报，手抖得厉害，可不抵抗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后来在美国养老，有人问他这辈子最后悔什么，他望着窗外的梧桐树，慢慢说，东北要是还有杨宇霆在，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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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少帅为立威砍了人，结果砍断了最后能挡住日军的那道防线，六枚银元掉在地上的声音，响完，东北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