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被称为“日本陆军第一大脑”、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一步步设计了一场侵华战争倒是千万中国军民死伤,死前方知一生罪孽深重,留下遗嘱不入靖国神社,葬在老家的后山坡。

那么他到底是谁?本篇便来说说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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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在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一个武士家庭。父亲是当地警察署长,家教极严。但小莞尔从小就是个“问题儿童”——聪明绝顶,却极度叛逆。

小学时,老师让写作文《我的理想》,其他孩子都写“当军人效忠天皇”,石原却写道:“我要当大将军,改变日本。”老师气得把他父亲叫到学校:“你这儿子,将来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祸害。”

1902年,13岁的石原考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这里实行斯巴达式教育,学生稍有过失就遭毒打。石原的应对方式是:你们打,我就读书。

他躲在厕所里读《孙子兵法》,在被窝里打手电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同学嘲笑他:“书呆子!”他反唇相讥:“你们这些只会服从的蠢货,将来都是炮灰。”

1909年,石原考入陆军士官学校,以第21期第2名的成绩毕业。1915年又考入陆军大学——这是日本军官的摇篮,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都是他的同学。

但在陆大,石原是个“异类”。

当时日本陆军的主流思想是“对俄主战论”,认为日本最大的敌人是俄国。石原却在毕业论文中写道:

“日本真正的敌人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但要想对抗美国,必须先占领中国东北,获得资源和战略纵深。而要想占领东北,必须先让中国陷入分裂……”

教官气得拍桌子:“荒谬!你这是要颠覆国策!”

石原昂着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结果,这个天才的毕业论文被打了低分,毕业排名跌到第6。但他不在乎——他已经在心里绘制好了日本未来的战争蓝图。

1918年,29岁的石原被派往中国武汉,担任驻华武官助理。临行前,他对好友说:“我要用三年时间,走遍中国。不是以军官的身份,而是以苦力的身份。”

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当时日本军官在中国都是趾高气扬,坐着人力车招摇过市。石原却真的弄来一套破棉袄,脸上抹上煤灰,混进了汉口码头的苦力队伍。

接下来的14个月,石原的行程令人震惊:

1919年3月,他在汉口码头扛大包,每天工钱8个铜板,睡在窝棚里。工头是个山东大汉,常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子,力气不小啊!”石原憨笑着点头,心里却在记录:汉口码头日吞吐量约5000吨,工人组织松散,无军事防御。

1919年7月,他沿长江而上,在岳阳装作乞丐,混进了一支商队。商队老板是湖南军阀的亲戚,酒醉后吹嘘:“咱们湖南兵,一个能打十个日本兵!”石原一边给他倒酒,一边默默记下:湖南地方武装约3万人,装备老旧,派系林立。

1920年2月,他到了重庆。这里是四川军阀的大本营。石原在茶馆当跑堂,听到军官们议论:“日本?弹丸小国,咱们四川一个省就比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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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低着头擦桌子,心里冷笑:正是你们这种自大,会让中国万劫不复。

这14个月,石原记录了整整8本笔记:

军事方面:详细绘制了长江沿岸要塞布防图,标注了每个炮台的位置、口径、射程。

经济方面:记录了各地物价、粮产量、矿产分布。

社会方面:分析了军阀之间的矛盾、民众对日本的态度、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

最关键的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是一盘散沙,只要一击即中,就会土崩瓦解。

1921年春天,石原回到日本。当他把8本笔记摊在陆军参谋本部桌上时,所有军官都震惊了。

“这些情报,比我们所有间谍十年搜集的还要详细!”参谋次长惊叹。

石原平静地说:“因为我是用脚走出来的,不是用钱买来的。”

回到日本后,石原被调到陆军大学任教。

这段时间,他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最终战争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第一,人类必将爆发一场“最终战争”,决定世界霸权。

第二,这场战争将在以日本为中心的“东方文明”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明”之间展开。

第三,日本要赢得最终战争,必须先占领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作为战略基地。

第四,然后整合整个东亚,形成“东亚联盟”,与美国决战。

今天看来,这完全是疯子的妄想。

但在1920年代的日本,这个理论像病毒一样在少壮派军官中传播。

1928年,石原被调往关东军,担任作战主任参谋。

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知己”——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这三个人被称为“关东军三羽鸟”,整天聚在一起密谋:

板垣问:“什么时候动手?”

土肥原说:“怎么动手?”

石原回答:“1931年9月。方式——制造事端,然后以自卫名义全面进攻。”

他们选择的地点,是沈阳北郊的柳条湖。选择的借口,是“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

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只等时机成熟。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沈阳郊外柳条湖。

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带着6名士兵,偷偷摸到南满铁路旁。他们埋设了42包黄色炸药——不是要炸毁铁路,而是制造“被炸的假象”。

“引爆!”河本下令。

轰的一声,铁轨轻微受损,但列车仍可通行。河本立即用无线电报告:“中国军队炸毁铁路,袭击我守备队!”

这是石原设计的完美剧本:爆炸规模要刚好能作为借口,又不能真的影响日军调动。

爆炸发生后,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关东军立即“反击”。实际上,中国东北军接到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大部分军营一枪未发。

但石原要的不是击溃东北军,而是全面占领。

他坐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对着电话疯狂下令:

“第一大队进攻北大营!”

“第二大队占领沈阳兵工厂!”

“第三大队控制东塔机场!”

参谋提醒:“东京还没有命令……”

石原咆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东京那帮官僚讨论完,黄花菜都凉了!”

这就是日本军部著名的“下克上”——前线军官擅自行动,逼迫中央追认。

在石原的指挥下,关东军像一台精密机器:

9月19日,占领沈阳。

9月21日,占领吉林。

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

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

2月5日,占领哈尔滨。

128天,东北全境沦陷。30万东北军,被只有1万多的关东军击溃——不是输在武力,而是输在不抵抗。

石原站在沈阳城头,看着太阳旗升起,对板垣说:“这只是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建立满洲国,然后……是整个中国。”

占领东北后,石原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建立傀儡政权。

他亲自设计了“满洲国”的政治架构:

皇帝:溥仪(清朝末代皇帝,最好控制)。

政府:全部由日本顾问实际掌控。

经济:完全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

军事:关东军驻守,镇压一切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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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石原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实际是这个“国家”的太上皇。

但他很快发现一个问题:日本国内的贪婪,超出了他的计划。

石原的设想是:以东北为基地,用10年时间消化吸收,然后逐步向华北渗透。但日本军部的激进派——以东条英机为首——要求立即全面侵华。

1937年,两人在东京爆发激烈争吵。

东条:“现在是中国最虚弱的时候,应该一举占领!”

石原:“愚蠢!中国太大,日本太小。全面开战只会陷入泥潭!”

东条:“你这是畏战。”

石原:“你这是自杀。”

争吵的结果是石原被调离核心岗位,贬到仙台当师团长。

东条则步步高升,最终成为首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石原在仙台听到消息,仰天长叹:

“日本完了。”

他写信给好友:

“日本就像一条蛇,吞下了一头牛。要么被撑死,要么被牛踢死。”

果然,战争陷入僵局。日本投入百万兵力,占领了大片土地,却无法迫使中国投降。战争消耗了日本60%的国力,为后来的战败埋下伏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盟军开始逮捕战犯。

所有人都以为石原必死无疑——他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是日本侵华的始作俑者。

但奇怪的是,盟军国际检察局没有起诉他。

原因有三:

第一,石原在1937年后被边缘化,没有参与全面侵华的决策。

第二,他和东条英机是政敌,这反而成了“护身符”。

第三,最关键的是——九一八事变时,他的军衔只是中佐,不够“甲级战犯”标准。

当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架时,石原只是作为证人出庭。

检察官问他:“你后悔策划九一八吗?”

石原回答:

“我后悔的是,后来的人没有按照我的计划执行。

如果听我的,日本不会输。”

全场哗然。

1946年,石原回到家乡鹤冈。他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但心思还在“国家大事”上。

他写了最后一本书《战争史观》,提出了惊人的预言:

第一,美苏必将冷战,世界将分裂为两大阵营。

第二,日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在夹缝中重生。

第三,中国必将崛起,但需要30年时间。

第四,日本未来的出路是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

这些预言,在当时的日本无人理会。

人们骂他:“战败的罪人,还有脸说三道四。”

1948年,石原被确诊膀胱癌晚期。

疼痛让他整夜无法入睡,也让他有了大量时间思考。

他开始写回忆录,但写写停停——因为每写一段,就要面对自己的罪孽。

“我错了吗?”他问妻子。

妻子不敢回答。

他问来看望他的老部下:“我们当年在东北,到底是对是错?”

部下说:“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我们没有错。”

石原摇头:“不,我们错了。错在把国家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949年春天,石原的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他让儿子烧掉了所有军装、勋章、军刀。“这些东西,沾满了中国人的血。”

第二,他口述了一封给中国人民的信:“我石原莞尔,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导致千万中国人死伤。我罪孽深重,死不足惜。只希望中日两国,今后能和平相处。”

这封信没有寄出——儿子怕惹祸,偷偷藏了起来。

第三,他对家人说:“我死后,不要葬在靖国神社。我没有资格和那些战死的人在一起。把我埋在老家后山,面朝中国方向。”

1949年8月15日,正好是日本战败四周年纪念日。下午3点,石原莞尔停止了呼吸,终年63岁。

葬礼很简单,只有十几个亲友参加。墓碑上只刻着“石原莞尔之墓”,没有军衔,没有功绩。

当地报纸发了一条简短讣告:“前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病逝。”没有评价,没有回顾。

这个曾经搅动东亚风云的男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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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死后60年,历史学家还在争论:

第一,他设计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直接导致中国14年抗战,3500万人伤亡。

第二,他的“最终战争论”,虽然疯狂,却精准预言了美苏冷战、中国崛起——只是他设想的“东亚联盟”主角是日本,而现实是中国。

第三,他晚年有限的反思,并不能抵消他的罪孽。正如中国学者所说:“石原的忏悔,来得太晚,也太轻。”

今天,在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石原莞尔的照片挂在“罪魁祸首”一栏。照片下的说明文字只有一句:

“阴谋家可以一时得逞,但历史终将审判所有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