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范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他是汉人，以汉家儒者自居，精通四书五经，著有完全汉人士大夫风格的《淮阳集》。他行事作为都以儒家仁政礼仪为准则。
但他生在蒙古灭金的乱局之中，一生为蒙古效力。他熟读《孙子兵法》，深谙战略战术，忽必烈对他器重有加，常称他为“吾之樊哙”。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一直试图以汉家礼法影响蒙古人。
至元十二年（1275年），张弘范率军随元丞相伯颜进入建康（南京）。伯颜准备犒赏三军，召集诸将，以黄金赐之。其他人早就到了，兴高采烈接受赏赐，唯独张弘范迟迟不见。伯颜心中颇为不悦，等张弘范到来之后，沉声训斥道：“军中集合，迟到则罪，你难道不知道吗？”张弘范从容答道说：“我认为军事集会是指战场上的集会，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今天的聚会是领受犒赏，乃是私宴，我不敢争先，有何不可呢？”伯颜心中折服，连连点头称是。
伯颜的指责依据的是蒙古习惯法，而张弘范的应答则是中原儒学礼教，他就是以中原文化传统来影响蒙古贵族。
除此之外，在治军上，张弘范也以汉法约束蒙古兵。当时蒙古兵习惯于战时掳掠，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张弘范严申法纪，杖责违纪军兵，一时军纪大变。
不但治军，就是在治民方面，张弘范也完全根据中原汉人的礼法制度管理地方，比如崖山战后，他分类安置南宋儒生、匠人、医官，延续中原文技艺体系。
说起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张弘范灭宋之后在崖山勒石纪功，这一行为的本身也是汉式“封山刻石”传统。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弘范似乎都是传统的汉人士大夫。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中原汉人，最终成了颠覆汉人王朝的“罪魁祸首”。
从中统三年跟从亲王孛儿只斤·合必赤前往山东平定李璮叛乱开始，张弘范开始了他南下灭宋的军事历程：
至元六年，随伯颜南征，屡献奇计，攻破襄阳，南宋门户洞开；
至元十一年，南攻武矶堡，直扑临安；
至元十二年，丁家洲之战大败宋孙虎臣部13万水路大军，南宋精锐尽失；同年，与阿术合击张世杰、孙虎臣，大败之，元帝赐号“拔都”（勇士）；
至元十五年，在广东五坡岭生擒文天祥；
时间来到南宋祥兴二年即元至正十六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被任命为蒙古汉军都元帅，率水师南下，直逼崖山。
南宋张世杰等将领带着七岁的宋帝赵昺，集结了军民二十万，依托崖山天险，构建了一道由千余艘战船组成的水上防线。
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海战即将爆发。
张弘范抵达战场后，并未急于强攻。他深知宋军虽士气高昂，但缺粮缺水是致命弱点。他下令封锁海面，切断宋军的淡水补给线。
宋军将士渴得喝海水，上吐下泻，战斗力锐减。
二月初六，总攻时刻来临。
张弘范兵分四路，利用潮水涨落的时机，从正面、侧面同时发起猛攻。他亲自坐镇指挥船，身先士卒。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海面上箭矢如雨，战船相撞，火光冲天。
由于缺乏淡水和粮草，宋军防线最终崩溃。
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不愿君王被俘受辱，背起年仅八岁的幼帝赵昺，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
这一跃，标志着享国319年的大宋王朝，正式宣告终结。
十万南宋军民，并未投降，他们或战死，或跳海殉国。史载，战后海面浮尸十余万，血色染红了大片海域。
想象一下：那一天，张弘范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目疮痍的海面和漂浮的尸体，心中一定会百感交集吧。是的，他赢了，赢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灭宋第一人。
为了纪念这一功绩，也为了向忽必烈报捷，张弘范命人在崖山岩壁之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
然而，刻石记功确有其事，但石碑上究竟刻了什么字，其实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这流传甚广的十二字其实只是出自明清的方志、笔记。
这或许是无中生有的十二个字，纯粹是后人对他的恶心。
他本以为这块石碑会成为他一生最耀眼的勋章，不料却成为了他日后被后世诟病的源头。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结局。
崖山之战结束后，张弘范带着赫赫战功班师回朝。回到大都后不久，便突发重病。史书记载，他“瘴疬疾作”。忽必烈派去了最好的御医，却终究回天乏术。
公元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这位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灭宋名将，在从容与亲友诀别之后死去，年四十三。
一个时代的终结者，在最辉煌的时刻，突然画上了句号。
张弘范的一生留给后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他是汉奸吗？
他从未效力于南宋，从未接受过宋朝的官职与俸禄。他是蒙古帝国的忠实将领，他的忠诚献给了忽必烈，献给了那个他成长于其中的大一统事业。
但他的确是汉家江山的“终结者”。他的战功建立在同胞的鲜血之上，他的胜利伴随着华夏衣冠的沉沦。
是非成败转头空。只有一个事实无可辩驳：张弘范是灭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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