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改革事业当中有一个最经典，也最有共性的难题：皇亲国戚。
吴起和商鞅都死在这一关，王安石和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竟然罕见地达成一致，只是王安石想要快刀斩乱麻，司马光想要悠着来。当然，急有急的道理，慢有慢的道理，很难说孰是孰非。但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改革家都要对最高统治者的亲戚下狠手，难道真把皇帝当成孤家寡人来打造吗？
凡是改革，总会伤害某些人的利益，利益受到伤害的人必然会有各种不满，想要把社会的轨道拽回美好的旧时光去。也许有人会想：难道就没有皆大欢喜的方案吗？如果改革的着眼点是增量而不是存量，在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的前提下使全社会的财富增加，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好，这样不是更好吗？
现实情况是，即便真的在不改变对存量的分配方式的前提下做出了很大的增量，反对的声浪也不会低下来的，因为他们的财富虽然没有被损害，社会排名却被推后了，这种伤害绝不亚于财富的损失给人带来的伤害。
在战国历史上，从李悝、吴起到商鞅，所有人的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点——剥夺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因此引发对方的凶猛反扑。这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顶得住就能活，顶不住就得死。同样的局面也发生在王安石变法，所有的改革家都要开罪同一个群体，那就是国君的三亲六戚。
所以，国君就算自己有能力，也有魄力搞改革，但都有必要假手于人。开罪亲戚的事，最好让外人去做。这样的话，就算做得过了火，或者闹出了什么大事，自己还能出来装装样子协调一下。如果失败了，就把替罪羊搞掉，说自己被坏人蒙蔽了。这番论调就算亲戚不信，但只要他们还不想造反，就会接受这个理由，双方都有台阶可下。
亲戚问题明明已经被李悝、商鞅他们解决过无数遍了，为什么历史还会不断重演？没办法，这确实是政治学和管理学上的经典难题。
国君的亲戚享受着各种特权，过着极尽优渥的日子，消耗很大，贡献很少。这么多亲戚里，肯定有人很想建功立业，不愿混吃等死，但国君又不敢真让他们建功立业，因为功业一定伴随着权势，而有功业、有权势，又有血统，这就离篡位不远了。所以国君也很为难，既不想亲戚们吃白食，又不想他们立大功。
这就是为什么商鞅的改革方案里鼓励秦国宗室立军功的政策后来并没有被执行到底，也没有被后来的改革家照方抓药。但至少商鞅的初衷切中时弊，也特别能够引起后来的改革家的共鸣，宗室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越滚越大的财政负担，政府必须给自己减负。
当然，让亲戚们多给国家做贡献，这是应当的。在这一点上，儒家的态度倒是能和商鞅的方案取得一致，而偏偏是这个难得的一致，在周朝以后被百般压制，以至于历朝历代，只有唐朝把政府职位向宗室开放，宗室子弟甚至可以做到宰相。
北宋欧阳修和宋祁重写唐史，编成《新唐书》，书中专设一篇“宗室宰相列传”，在结尾的评语里狠狠赞美了唐朝的这种胸襟，说唐朝“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深得周朝的治国精髓，所以享国长久。反例就是秦朝和隋朝，他们抛弃亲戚，压制贤才，结果这对难兄难弟只传了两代就亡国了。
那么，唐朝如何解决宗室带来的财政负担问题？办法不但很简单，也很有儒家的传统——给亲戚们根据血缘和亲疏关系排序，五等以内算是宗室，超出五等就不算宗室了。这就像儒家礼仪当中的五服制度，一旦出了五服，就不再是亲戚了，至少不用再承担亲戚之间应该承担的义务。这套方案可以算是商鞅激进方案的温和版，和儒家有所折中。当然，武则天对李唐宗室挥舞的屠刀也要居一份功。
宋朝没有把公职向宗室开放，并且不搞五服、五等之类的限制，以至于宗室人口激增，财政负担暴涨。在宋神宗刚登基时，供养宗室的常规支出竟然相当于首都军费开支的六成，是首都全部官僚集团收入的两倍。要知道宋朝执行的是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首都驻军规模很大，已经养着不少闲人了。而且宋朝官员待遇超高，历代排名第一。
这种局面连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必须做改变。王安石当然更不能忍，果断实施断舍离的方案，为此还和宗室子弟发生过很直接的冲突。和商鞅不同的是，王安石没能得到始谤终诵的待遇。
摘自 | 《领导文萃》2026年3月上
稿件来源 | 《资治通鉴（熊逸版）》
本文作者 | 熊逸
责任编辑 |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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