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矶谷廉介一个方案，如何让蒋介石有亡国亡党的震惊？|何应钦|满洲国|王宠惠|矶谷廉介|陈仪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基于1934年来的日苏相互牵制战略，也基于对英美远水难救近火的判断，在实际的外交努力上，蒋介石此时最注重的不是英美，而是在既不联日又不联俄的基本方针下，从正反两面打（苏联牌）。

1、“苏联牌”的用法

正打（苏联牌），是尝试说服苏联与中国共同抗日。受蒋介石之命，7月4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未及预约就访问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介绍察哈尔局势后，以（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渗透至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由，征询苏方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但鲍格莫洛夫一边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一边却又以国民政府迄今拒绝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拖延对贸易条约的回答为由，拒绝了孔的提议。

反打（苏联牌），则是试图以（共同防俄）为筹码和日本达成某种妥协。对蒋介石来说，这是把王宠惠访日时未能尝试的方案重作尝试。根据（最重视防俄的是日本军部）之判断，在具体实施上，蒋介石以日本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为交涉窗口，由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出面秘密谈判，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也密切参与，详细过程随时报告蒋介石。

陈仪与矶谷的会谈于7月起在上海进行，日方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蒋介石和国民党。

据7月3日陈仪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矶谷的观点可归纳为四点：

（1）中国自联俄容共采用苏俄党制以后实行革命外交，由打倒帝国主义而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学校同受熏陶，凡二三十岁智识阶级成见遂深。纵的方面以党之组织层层强制，横的方面以各种工会利诱威胁，以致一般民众无从实现其自由意志。……
（2）日本请求取缔排日以来，中国政府亦曾有文告布达官民，然党之强制实现已深入各界，若不从根本改善，收效极微。
（3）改善党的组织及工作，惟蒋委员长有此力量，应请蒋委员长为两民族前途计迅下断然决心。
（3）应求蒋委员长暂返南京或上海，日本政府可派重要代表来华与蒋委员长开诚面谈一切。

日本的外交官则向陈仪点明：“日本军部对国民党甚为悲观，认为国民党存在一日中日即一日无亲善可言，故主张应予打倒。然若能彻底改革，回复孙总理时最初组织国民党旧态，以诚意谋两国亲善亦无问题。惟斡旋此事之力惟委员长能之耳。”

要言之，日本的对华要求核心有两条：其一，彻底改造国民党；其二，蒋介石须直接出面。对此，中方从（先其所爱，微与之期）的策略出发，决定以（共同防俄）与（经济、文化合作）来换取日方的让步。

因此，在7月25日的第四次会谈中，陈仪向矶谷出示了这样一份《中日友好条约之纲领》（以下简称（7月纲领））：

中日两国为共存共荣保持东亚永久和平起见商定原则如下：

（1）双方应以诚意互相尊重对方之独立与主权并行政之完整。（2）任何一方不得有破坏、侵害对方及庇护祸害对方者之行为。

甲、军事问题：

（1）以防俄为两国之共同目的。
（2）为达成上项目的起见，器材技术资源应互助之。
（3）上海塘沽两协定应即撤废。

乙、经济问题：

（1）以平等互惠贸易平衡为原则。
（2）中国所需要之工业品在价格与其他国相等或较低廉时，尽量购买日本国产品。
（3）日本所有需要之工业原料尽量向中国购买。中国所产工业品，日本亦依照上项原则向中国购买。
（4）中国政府以自力对于财政金融产业有所设施时，日本以善意的精神尽力协助之。
（5）日本对中国投资，如条件相宜，中国尽量容纳。
（6）需谋两国工业之协调。
（7）求两国经济之互惠发展，日本应率先抛弃不平等条约。

丙、文化问题：

（1）关于昌明东方文化发扬儒教思想，双方应有共同之努力，以确保东方精神之特点。
（2）两国国民间关于增进学术文化合作之团体及事业，双方政府均予以鼓励及扶助。

在陈仪出示的上述中方“7月纲领”中，最需注目的有两点：

其一，未涉及“满洲国”问题；其二，明确地打出了共同防俄的旗帜。

这两点，在2月王宠惠访日时，前者是王宠惠曾要求讨论的，后者是王宠惠因日方拒谈“满洲国”而故意保留不谈的。与王相反，现在，针对华北事变后的新危机，中方的“7月纲领”除刻意回避“满洲国”问题外，还正式以共同防俄为突破口，争取日方改善对华政策。由于事涉苏联，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影响都极其微妙，因此，陈仪在矶谷读完“7月纲领”后，即行收回。

但是，对于中方的这一方案，矶谷的反应极其冷淡。据何应钦在会谈当天给蒋介石的电报，读完“7月纲领”后，矶谷仍坚持其7月初提出的要求，毫不让步地说：

“此种原则为两国计实属至当，但现在已谈不到。此系第二步工作。现在日本所希望者，即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之一变，将各种妨害亲善之秘密团体彻底解散。蒋先生为国家计，必须先具此翻然改计之决心，然后将满洲事变、上海事变作一结束，负政策错误之责任。俟此二事办妥再议实行亲善，方能首尾一贯，行之有效。”

同日，何应钦和陈仪就此再次致电蒋介石解释说：

“日军部对我国所怀疑者，盖认所言一切徒为具文而无事实之表现，尤其认定我国民党之组织系仿俄国式党之政策，为排日，对内为一党专政，故中日问题之症结所在，尤其重在国民党内外政策改善一点。”

2、矶谷廉介的对案

因为7月25日仅作了口头答覆，到了8月10日，矶谷又通过中间人把作为对中方“7月纲领”书面对案的“中日直接交涉要领案”转到中方。在这份文件中，几谷详细罗列了在中日“共同防俄”以前，中方必须先行做到的“第一步”的具体项目。

据陈仪给蒋介石的电报，其中译文如下：（可能因为时间太紧迫，这是一篇带日语腔的译文。另外，为了照顾蒋介石的心情，矶谷原文中的“伪满洲国”通通被译成了“伪国”）

（一）中国对于满洲、上海事变，表示以全责任直接交涉而图解决之意志。
（二）为期交涉之成立，鉴于中国之现势，应请委员长亲自出任。
（三）两事变之原因为国府在粤时所采之容共政策。至现在虽将共产主义除去，而其政策不问对内对外，确认其尚有存在，鉴于该政策有阻碍中日国交且紊乱东亚和平，请一律断行更正。
（四）(1)舍去政策之一国一党主义；(2)国民党之组织一律撤销；(3)更正以黄埔军校出身之军人为基干组织之中央军。(4)解散其所组织之一切秘密团体，使根绝其违反中日亲善之内面策动，并禁止妨害中日提携精神之一切行为。
（五）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勃发以来日满间成立之诸条约协定，中国以秘密文书致于日本，予以一律是认。
（六）中国渐次努力，以求酿成中国承认伪国之空气。正式承认伪国时期即实行第八项之时期，同时中国与伪国开始交涉。求达以上诸项为目的之中日直接交涉时，中日用秘密文书使中国默认关于伪国之内治外交之程度为止。
（七）两事变成立之停战协定加以更正补修，以协定精神维持华北上海两地将来安宁秩序。

（八）以上依直接交涉确认已实现时，中日两国以政府名义为确立东亚和平以相互平等之精神缔结军事、外交、财政、产业、文化各种条约，使其实现互相援助协力之实质。

很明显，视“共同防俄”为日本之“最爱”的中方，原以为只要以“共同防俄”再加上“经济、文化合作”，就可换得日方对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中国的相当让步，但在矶谷所代言的日本军部的对华目标中，防俄仅是“第二步”，在此之前，中方不仅要由蒋介石直接出面负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政策错误之责任”，承认“伪满洲国”，更要按日本的要求对国民党作自掘坟墓式的所谓改革。不言而喻，接受矶谷作为“第一步”所罗列的那些先决条件，不啻是蒋介石的下野、国民党的毁灭和以“党治”为国本的国民政府的解体。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所受到的震惊无以言表。因为，在此之前，日本的对华侵略重在攫取中国的领土和权益，而非摧毁国民党及推翻国民政府。易言之，它着眼于侵害中国的主权，而并不公然否定国民党的政权。而对蒋介石、国民党及党治下的国民政府来说，只要能把国民党的政权维护下来，国家主权上的损失终有恢复的一天，因此并非致命伤。但现在矶谷所提示的先决条件，毋庸置疑地提醒蒋介石和国民党：日本军部的对华目标已不满足于攫取中国的主权，而且同时要打倒国民党的政权了！这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还在刚刚获悉矶谷对中方“7月纲领”口头答覆的7月30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倭以要求本党改组与承认伪满为其最后目的，亦为我国之制命伤。蒙此侮辱，何以为生？”据此，蒋惊叹“今日所受之耻辱与国家所遭之险恶可谓极矣。”

在收到矶谷8月10日的书面对案后，蒋介石更在8月的“本月反省录”中惊叹：“倭驻沪武官矶谷私提亡国条件，阅之羞愤已极。而敬之（何应钦）、公侠（陈仪）视以为常。痛心欲绝，嗟乎！人心之死至此，安得不使寇仇污辱无忌乎！”

由陈仪出面的反打苏联牌就此无奈收场。

3、“联苏制日”外交战略的形成

纸包不住火，在中日双方以反苏为筹码秘密谈判期间，一直担心“中日合作反苏”的苏联，也正在利用华北的新事态开展针锋相对的活动。据日本“中国驻屯军”的谍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于7月19日抵达天津，在苏联领事馆的内部会议上说，“华北事件后，日本已在华北为所欲为，而欧美的对日压力却今不如昔。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手段使中国民众理解：现在惟有借助苏联的力量才能救中国。”

7月25日起，苏联掌控下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此为契机，苏联为避免陷入与德日两大敌国的两线作战，开始调整全球策略，号召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而在中国，则是要促进国民政府走向抗战以在亚洲牵制住日本。苏联大使馆的对华工作随之更形活跃。

7月29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根据唐有壬的密报致电日本外务省说：鲍格莫洛夫现正竭力加紧做中方要人特别是立法院长孙科等人的工作，企图以日本的侵华和苏联的进步为说词，在中国制造亲苏派。外务省接电后批示：“俄国正图通过大陆（满洲国、蒙古、中国）同日本全面抗争。帝国应在决定对策的同时，研究宣传方针（苏联对中国大陆的赤化状况）。”

8月1日，须磨通过内线获得了一份由“蒋派军人”送达国民政府五院院长的重要文稿，立即将它急电广田。

该文稿题为〈河北问题的起源与英美苏之态度――中苏联合制约某国不无可能〉，其中写道：

日本虽有外务与军部之二重外交，然在大陆政策上终归一致。此次河北问题仅是其遂行野心之初步。日本目前觊觎察哈尔、山西和绥远，今后更将染指山东，扼我咽喉，进而南侵津浦沿线及与此并行之沿海地带。试观英美对此事态度：英采实利主义，必不置其在华南12亿投资于险境而干涉华北；至于美国，仅看其轻易通过菲律宾独立法案，即可知其对远东热情如何。惟有苏联因对日对英都难合作，此际我应先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进而谋军事经济方面之协作。如此则不难牵制某国。

上述日方谍报基本准确地反映了华北事变后中苏关系的新动向。从中方档案来看，在陈仪矶谷进行秘密交涉之际，随着日方提示的先决条件露出风声，国民政府内部联苏制日的呼声确在增长。

譬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王柏龄致电蒋介石说：

日寇肆虐，能与之争我土地者，只有苏俄。目下对俄即欲作军事上之行动，与德军事同盟，意在牵制欧洲各国，德又利日击俄之东，彼可向俄西进，德且因此得到恢复军备，与英海军约成。综上情形，职以为：（一）与俄密结军事同盟；（二）整顿军备，海军潜水艇陆上空军为主；（三）俟日俄战到相当时期，我抄日后，恢复故土；（四）目下极力忍耐；（五）对德从商业上与以最惠条件，使其感到日之排斥；（六）英美法意等国，日德所恶者我亲善之，彼时对远东战争参加与否，不作倚靠。

另外，在7月24日举行的中政会第四六七次会议上，针对日方要求取消国民党党治的传闻，与会者义愤填膺，有人指出：“政府由党产生，取消党治，无异取消政府。如果实有其事，不特民心浮动，就是党内也会流血的！”

而蒋介石本人也在获悉日本军部的先决条件后，比较形势变化下的日苏两国，于8月3日写道：

倭寇与我至今已无迁就余地亦无再有迁就之必要。有以十五年迁就忍耐于俄共者以对今日之倭寇未始非计为言者，此实错误，以时与势皆相反而不相成也。盖当时求迁延时日以谋其势之成者，俄共也。故彼对我力求和缓，则我亦可以和缓应之，而且当时其主动在我，亦可由我随时破裂也。今则我处被动而彼处主动，我求和缓而彼求急进，决不能操之在我。故为今之计，只有自强自立，奠定最小之基础，以备最后之周旋，则或有以柔克刚之一日也。

在这种认识下，蒋介石在由陈仪延续对日交涉的同时，已经暗中命令驻苏武官邓文仪亲赴新疆调查已成为中苏关系主要障碍的新疆问题的真相，以为重构中苏关系取得第一手根据。

至于在国民党高层，主张对日强硬的要人们为阻止汪精卫重返中枢推行屈服政策，在8月7日举行的中政会第四六九次会议上，“均主张设置‘外交委员会’，以免外交大权之集中一人，并主张汪辞外交部长兼职”。8月20日，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也在其“应付时局对策”中建议蒋介石联苏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