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30日凌晨，台北市泉州街。一辆囚车从警备司令部开出。
囚车里五花大绑坐着一个男人，胸前插着写有罪名的死刑牌。左脸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从眉梢一直延伸到下颌。那是战场留下的痕迹。
五花大绑的绳子已经深深勒进了他的肩膀，粗麻绳磨得他脖颈两侧的皮肉都破了，血珠渗出混着汗渍，结成了暗红色的痂。
他叫林正亨，台湾雾峰林家的第八代传人。35年前他出生在这个名门望族，祖父林朝栋在中法战争中率“栋军”击败法国侵略军，被封二品官衔。
父亲林祖密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位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的台湾人，倾尽家产支持革命。林家上下被称为“三代民族英雄，百年台湾世家”。
可如今，林家这一代最出色的子孙，却要被押上刑场了。囚车拐了个弯进入泉州街的中段。
林正亨忽然浑身一震，猛地直起身来，用肩膀拼命撞击铁栏杆。
他看见了，那是他家的方向。那扇木门，那个院子，那个他和妻子保珠、3岁的儿子为民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保珠！”他嘶声裂肺地喊道，“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他一声接一声地喊着，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嗓子都喊哑了。那喊声在清晨安静得可怕的街道上，像炸开了一样。
手上的铁铐“哐啷哐啷”响个不停，他拼命把脸往铁栏杆的缝隙里挤，只想再多看一眼家的方向。他多想再看一眼妻子，再看一眼才3岁的儿子。
这一声声呐喊，用尽了他35年全部的力气。他没有一点害怕，没有一点退缩，有的只是一个革命者面对死亡时的坦然，还有对家人最后的、怎么也放不下的牵挂。
这时候的街道安静得让人发慌，家家户户都关紧了门窗，连狗都不敢叫一声。
只能听见囚车的铁轮子碾过青石板路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锤子一样砸在人心里。
遗憾的是那扇木门始终没有打开。屋子里的沈保珠此时正在灶台前忙活，给孩子做早饭。她没有听见丈夫的呼喊。
后来邻居跑过来告诉她，她才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光着脚从榻榻米上连滚带爬地跳下来，连鞋都顾不上穿，租了一辆三轮车像疯了一样往马场町赶。可是等她赶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她赶到刑场的时候，天还在下着小雨。丈夫仰面朝天倒在血泊里，鲜血把泥地洇湿了一大片。她扑过去抱起丈夫高大的身躯。
这个男人曾经是驰骋沙场的连长，曾经在昆仑关血战，曾经在缅甸以一敌八、身负16处重伤。
曾经拖着残废的身体从云南回到重庆。可如今他静静地躺在她怀里，再也不会动了。
沈保珠抱着丈夫，在那片荒凉的刑场上哭了很久很久。儿子后来回忆说，父亲牺牲那天，他就站在家门口，望着囚车远去的方向。
但他太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长大以后才知道那一天意味着什么：
“母亲最难过的是在父亲最后时刻，没有出现在他面前，这成了她一辈子的遗憾。”
一个家族，3代人，为了一个信念，前赴后继。林家的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1746年，林家的老祖宗林石，从福建漳州平和县坐船渡过海峡来到台湾。他在台中的雾峰一带安下家来，开荒种地，日子慢慢过得越来越好。
到了林家的第五代，出了个叫林文察的人，因为打仗立了大功，当上了福建陆路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
他的宅子被朝廷赐了名号，叫“宫保第”。这时候林家的名声算是达到了顶峰。
但真正让雾峰林家成为传奇的，不是官有多大、宅子有多气派，而是他们那一身硬骨头：对国家的忠心和骨气。
林文察的儿子叫林朝栋，也就是林正亨的祖父。林朝栋从小熟读兵书。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来攻打台湾的基隆。林朝栋带着自己训练的“栋军”，协助清朝将领刘铭传抗击法军，双方血战了好几个月，最后把法军打退了。
可是好景不长。1895年，清朝政府跟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林朝栋非常气愤，想带着“栋军”留在台湾继续抗日，结果被清廷骗回了大陆。
离开台湾之前，他对那些留下来的“栋军”弟兄下了最后一道命令：“你们回家种地可以，但枪炮不能交出去，都带回家藏着。”
他被骗到上海以后，台湾已经沦陷了。林朝栋悲愤到了极点，最后死在了上海。
临死前他留下了一句遗言：“台湾，是在我手里丢掉的。我的后人，一定要想办法把台湾收回来。”
到了林朝栋的儿子，也就是林正亨的父亲林祖密，更是把这份家国情怀做到了极致。
1913年，林祖密正式向日本殖民当局提出申请：退出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他是辛亥革命之后，台湾同胞里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他还把自己家里的财产几乎都拿出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任命他当了闽南军司令。
1925年，林祖密在闽南被反动军阀杀害。那一年，他的儿子林正亨，才10岁。
父亲一死家里像天塌了一样。父亲生前把大部分财产都捐给了革命事业，留下的家底所剩无几。
母亲郭玲瑜含辛茹苦拉扯6个孩子，日子过得艰难，但咬着牙也把孩子们拉扯大了。
林正亨从小就酷爱画画，母亲省吃俭用，供他在厦门艺术专科学校读书。
1934年，他回到台湾，但实在受不了日本殖民者的欺压和屈辱，不久又离开台湾，前往南京美术专科学校继续学习。按这条路走下去，或许还真可能成为一个画家。
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一切。那一年，林正亨22岁。他把画笔一摔，画板一扔，直接去报考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他填了两个志愿：一个是空军飞行员，一个是陆军防化兵。空军的名额满了他就去了防化兵。对他来说学什么都行，只要能上战场打鬼子就行。
就在奔赴昆仑关战场之前，林正亨给妹妹林冈寄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在照片背面，他写下了一段热血沸腾的话：
“戎装难掩书生面，铁石岂如壮士心，从此北骋南驰，戴日月，衣霜雪。笑斫倭奴头当球，饥餐倭奴肉与血，国土未复时，困杀身心不歇！”
字字铿锵，句句滴血。这是一个书生转变成战士的宣言，也是他向这个国家许下的生死承诺。
1939年9月，林正亨从军校毕业，旋即奔赴战场。1940年1月，昆仑关战役打到了最惨烈的阶段。日军趁中国军队还没部署好，突然反扑过来，情况万分紧急。
林正亨带着情报排30多名弟兄，被日军重重包围，他们硬是血战了4天4夜，才拼死突围出来。
那一仗，他受了重伤。可是伤还没养好，他又要去打更大的仗了。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湖南，长沙、衡阳接连失守。林正亨听说中国驻印军要反攻缅甸，再一次报了名。
但这一次，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是一个人了。这时候的林正亨已经结了婚，妻子沈保珠正怀着身孕，大儿子林为民还不满两岁，刚刚学会走路。
岳母劝他说：“你也不年轻了，身上还有旧伤，就别再往战场上凑了。”妻子更是含着眼泪拉着他：“你要是走了，家里可怎么办啊？”
林正亨握住妻子的手，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国，哪有家？”
1944年7月，救国心切的林正亨告别有孕在身的妻子和蹒跚学步的幼子，奔赴印度，投入了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行列。
在缅北八莫战役中，林正亨率领全连战士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子弹打光后，他和全连战士与日军肉搏，以一敌八，刺倒几个鬼子后，身负16处重伤，昏死在死人堆里。
战友们从尸堆里把他刨出来的时候，他浑身是血，气若游丝。
双手伤得最重，左手筋脉断裂，基本残废，右手手筋也断了无法握拳，勉强恢复后能执笔写字。
脸上还被日本兵砍了一刀，留下一道长长的刀疤，从眉梢一直延伸到下颌，触目惊心。
被送到战地医院的时候，林正亨以为自己这条命就这样交代了。可就在他躺在病床上浑身缠满绷带的时候，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躺在病床上的林正亨，挣扎着坐起来，给远在台湾的母亲写下了一封家书。那封信，字字带血，声声含泪：
“亲爱的母亲：我以一半兴奋、以一半悲伤的心绪写这封信给你……。
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这是林正亨参军8年来，写的第一封家书。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望着窗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父亲的遗愿，祖父的遗志，林家三代人的心愿：台湾，终于回来了。
可林正亨高兴得太早了。抗战胜利后他拖着残废的身体从云南回到重庆。沿路的景象让他触目惊心。
那些在后方搞官僚、发国难财的国民党权贵们，一个个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老百姓吃不饱饭，码头工人被恶霸欺负，社会腐败得让人窒息。林正亨大失所望。
他在妹妹林冈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劳动协会，到重庆朝天门做码头工人的工作。
一个堂堂的抗日英雄、名门望族之后，每天和工人打成一片，搬货卸货，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铺。
他发现工人吃不饱、受欺负、没处说理，而他曾经效忠的那个政权，根本不管这些人的死活。
林正亨想明白了：国民党靠不住，老百姓要过好日子，中国必须换一条路走。
那一年他31岁，残废，拖着老婆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岳母苦口婆心地劝他，你也别折腾了，带着老婆孩子去印尼做生意，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林正亨不干。组织上给了他两条路：一是去新四军，二是回台湾做党的秘密工作。
林正亨想了想。林家在台湾根基深、人脉广，回去更有利于革命。
于是，1946年，他带着妻子沈保珠和二十几个台湾青年，登上了回台湾的轮船。
他在台北以开设皮鞋店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白天卖鞋，晚上组织读书会，向青年们传播进步思想，散发进步刊物。
他还被选为雾峰林家下厝的族长，以台北警备司令部警官、台湾省警务处股长等身份做掩护，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1947年2月28日，台湾民众为反抗当局暴政爆发了“二二八”起义。
林正亨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武装斗争。起义失败后，他受了伤，住进同学开的医院里，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捕。
可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1949年8月18日凌晨，国民党特务闯进了台北市泉州街林正亨的家中，把他从妻子和孩子身边拖走了。
那一天，沈保珠含着泪问他：“你还会回来吗？”
林正亨没有回答。他只是深深地看了妻子一眼，看了3岁的儿子一眼，看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一眼，然后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跟特务走了。
他走出家门时天还没有亮。他再也没有回来。
一关就是5个多月。在狱中国民党用尽了手段。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严刑拷打。
各种刑具轮番上阵。林正亨就是不开口。他拒绝出卖同志，拒绝供出上下级关系。
国民党的特务们拿他没办法。考虑到他是国民党元老之子，蒋介石派陈诚到狱中劝降。
陈诚对林正亨说，只要你肯写一份“悔过书”，马上就能出去，而且给你安排个好差事。你林家世代忠良，何必为了共产党送命？
林正亨嗤之以鼻。“我有什么过可悔？”拒绝悔过，就等于拒绝了活路。陈诚不得不签署了林正亨的死刑判决书。
临刑前，他在牢房的地板上刻下了一首绝笔诗，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明志》：
“乘桴泛海临台湾，不为黄金不为名。
只觉同胞遭苦难，敢将赤手挽狂澜。
半生奔逐劳心力，千里河山不尽看。
吾志未酬身被困，满腹余恨夜阑珊。”
每一字，都刻在了坚硬的水泥地板上。刀尖划过的痕迹，深深刻进了牢房的地面。
他还给3岁的儿子林为民写了一封家书：
“我希望你在家里是一个好孩子，时时刻刻都肯听话，做错了事情下一次不要再做，在学校是一个好学生，长大了在社会会成为有用的人！”
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马场町到了。刑场在新店溪边的荒滩上。林正亨被从囚车上押下来，五花大绑地站直了身体。#文学创作大会#
他没有发抖，没有腿软，没有求饶。刽子手端起了枪。他高声喊出了最后的呐喊：“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枪响了。35岁的生命，戛然而止。沈保珠赶到刑场的时候，天还下着小雨。她扑过去，抱起丈夫高大的身躯。
她哭得撕心裂肺，泪水混着雨水流了满脸。她不相信，这个躺在血泊里的男人，就是她的正亨。
她不相信，那个对她说“没有国，哪有家”的男人，就这样离开了她。她不相信他走的时候，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丈夫牺牲后，沈保珠一个人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林正亨牺牲时，长子林为民不满8岁，长女林少萍只有4岁，幼女林青尚在襁褓。
那几年台湾的白色恐怖像一座大山压在每个人头上，没有人敢提起林正亨的名字，没有人敢和他们家来往。
沈保珠白天做工，晚上回来照顾孩子。日子比黄连还苦。但她从没改嫁。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正亨的孩子养大，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1983年，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追认林正亨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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