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扬州那边已经解放了，可六圩一带还是国民党的天下。敌人们在江边上修起了炮楼，夜里探照灯来回扫，跟狼眼睛似的。
老百姓说，那阵子过江比登天还难。
可再难的事，也还是有人干。
新桥乡小马庄有个村民郑宝松，那年三十四岁，庄稼人，个子不高，手脚利索，脑子也活泛。一天晌午，地方上的人找到他，说晚上让他帮着送几个解放军的侦察兵过江去，从六圩义兴圩那边的老树滩走，到江边上船。
郑宝松一听，心里先打了个咯噔——老树滩他熟，可那地方有个炮楼，敌人日夜守着，芦苇棵子虽然密，但要想不声不响地带人摸到江边，不容易。
不过，郑宝松没推辞。事儿虽难，可还是得办。
当天后晌，郑宝松一个人溜达到老树滩去。不敢走大路，绕着田埂子，装成拾柴火的模样。到了滩上，他猫着腰在芦苇棵里钻了几个来回，一边走一边记：哪里草深，哪里路窄，小船藏在哪里。江边上风大，芦苇哗啦啦响，正好给他打掩护。
他把地方摸了个一清二楚，这才回去。
天刚擦黑，月亮还没上来，郑宝松便领着几个侦察兵出了村。一路之上，众人谁也不说话，脚步放得轻轻巧巧。几人走田埂，过水渠，到了老树滩，随后便一头扎进芦苇棵里。
芦苇比人高，里头闷得慌，脚底下是烂泥，大家走一步陷一步。郑宝松在前头带路，走得稳当，后头的人紧跟着，大气不敢出。
走了没多远，炮楼上的灯光亮晃晃的，看得清清楚楚。
郑宝松停住脚，转过身，压着嗓子说：“同志们，听我说一句——一会儿万一要是炮楼上开了枪，我就往那边跑，把敌人引开。你们别管我，只管往前赶，上船过江。”说着，他把手里攥着的草刀晃了晃，这是他事先备好的。
侦察兵们点点头，没吭声，这时候多说一个字都是累赘。
他们继续往前摸。
江风带着腥味吹过来，远处江水拍岸的声音越来越近。眼瞅着就要到了，忽然——“砰！”
炮楼上一声枪响，在夜里脆得像炸了个炮仗。紧接着探照灯唰地亮了，白光在芦苇滩上扫来扫去。炮楼里吵嚷起来，敌人的哨兵大概听见了什么动静。
郑宝松反应快得很，枪声还没落，他便猛地直起腰，朝着反方向撒腿就跑。他把芦苇拨得哗哗响，故意弄出大动静来。
敌人果然上了当，炮楼上的枪噼里啪啦响起来，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去，打在芦苇上簌簌地掉叶子。郑宝松不管那些，猫着腰只管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引远些，再引远些。
那几个侦察兵趁着这个机会，贴着地皮子飞快地穿过滩地，摸到了江边。小船就藏在芦苇丛里，他们解开绳子，推船入水，桨片子轻轻一拨，船就离了岸，钻进黑沉沉的江面上，眨眼不见了。
可郑宝松最终却没能跑掉，他跑出去没多远，脚底下踩了个空，扑通一声摔在泥滩里。就这一下，几个敌人追上来，把他按住了。他们拿枪戳着郑宝松的脑门子，骂骂咧咧地把他拖进了炮楼。
炮楼里头昏黄的灯泡子晃来晃去，地上湿漉漉的，一股子霉臭味。
敌人把他推到墙角，一个当官的走过来，上下打量他几眼，开口就问：“半夜三更的，你钻到芦苇棵里做什么？”
郑宝松缩着膀子，低着头，浑身哆嗦，装得跟筛糠似的。他结结巴巴地说：“老总，我……我就是想下滩偷点青芦头，回去沤粪肥田……”
话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一巴掌，打得他耳朵嗡嗡响。
另一个敌人抡起皮鞭，照着他背上抽了几下，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还是那句话：“老总，真的……我就是想偷点青芦头……我是本地庄稼人，穷得没法子……”
敌人又问：“你看见什么人没有？是不是给共军带路的？”
郑宝松摇摇头，装得更害怕了，声音都发颤：“老总，我哪敢啊……我就是个种地的，地里的庄稼等着上粪呢，我才想着偷点芦头沤肥……黑天半夜的，我啥也没看见啊……”
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说得结结巴巴，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敌人看他的样子——破衣裳，满脸泥巴，手上净是芦苇划的口子，活脱脱一个穷庄稼汉。又听他口音是本地人，不像撒谎。几个敌人互相看了看，骂了几句，又打了他两个耳光，末了一脚踹在他屁股上：“滚！再让老子看见，崩了你！”
郑宝松连滚带爬地出了炮楼，摸着黑往回走。走出去老远，他才直起腰来，回头看了一眼——炮楼上的灯还亮着，他长长地出了口气，浑身上下这时候才觉出疼来，背上火辣辣的，脸上也肿了。
可郑宝松心里却是踏实的，那几个侦察兵，这时候应该已经过了江了。
那天夜里，侦察兵们顺利过了江，带回了重要的情报，郑宝松这个庄稼汉，凭着一股子机灵劲儿和胆量，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把人送了过去。
1951年，郑宝松入了党，1980年病故。
说起来，他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那一个晚上，在江边的芦苇滩里，他拿自己的命去引开敌人的枪口。江边的芦苇一年一年地长，当年的炮楼早没了。可这个故事，小马庄的老人们还记着。讲起来的时候，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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