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军统特务谷正文整理旧案卷。
他是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的主谋，当年在台湾被人称作“活阎王”。
翻到一份记录两千余名被捕地下党人员的名单，他的指尖突然停在了一个名字上——张志忠。
这个见惯了叛变、求饶的特务头子，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评价：“在所有被捕的人中，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
这句来自死敌的评价，分量远超千言万语。
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四大核心领导人全部落网。
四人分别是书记蔡孝乾、副书记陈泽民、宣传部长洪幼樵，以及张志忠。
除张志忠外，另外三人先后叛变投敌，只有他自始至终坚守气节，没供出一个人，没泄露一件事。
张志忠原名张梗，1910年生于台湾嘉义一个赤贫农户家庭。
他出生的第三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
殖民当局强行关停中文私塾，推行日语教育，要求学生每日向日本天皇画像鞠躬。
少年张志忠始终清楚，自己是中国人。
小学毕业后，张志忠到台南合隆商号当学徒。
14岁那年，他偷渡到厦门，进入集美中学读书。
在集美中学，他加入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和庄泗川共同主编《共鸣》杂志。
杂志专门报道台湾青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事迹，宣传抗日思想。
1927年，张志忠被推举为台湾黑色青年联盟嘉义地区负责人，正式踏上革命道路。
同年，日本殖民当局对该联盟展开残酷镇压，张志忠和44名同伴一同被捕。
他最终被判免诉，被驱逐出台湾。
这段牢狱经历，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让他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
1936年，张志忠辗转抵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大毕业后，他被派往八路军129师，凭借日语优势从事对敌宣传工作，瓦解日军士气，成为反战宣传骨干。
1946年，抗战胜利后，张志忠奉命携妻子季沄返回台湾。
他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部长，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在台湾各地奔波发展地下组织。
短短数月，他就在台湾多地建立起党组织，吸收了大批进步青年。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
张志忠迅速在嘉义组织青年，夺取兵器库、接管警察局，组建“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
他们一度掌控当地关键设施，用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
起义受挫后，张志忠安排其他同志撤离，自己留下继续坚持斗争。
他多次带领骨干袭击警察分局、涂写反独裁标语，成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
1949年底，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大量地下党名单，台湾地下组织遭遇毁灭性打击。
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与妻子季沄在台北被捕。
被捕初期，国民党特务对张志忠展开轮番刑讯，逼他供出同志名单。
张志忠始终只说一句话：“没有组织。”
任凭酷刑加身，他半个字都没有吐露。
硬的不行，特务又换了怀柔手段。
他们给张志忠提供报纸、好茶和饭菜，想用蔡孝乾等人叛变的事实，瓦解他的意志。
张志忠不为所动，每天清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高唱《国际歌》与《赤旗歌》，鼓舞狱中的难友。
他还反复叮嘱大家：“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
特务还伪造张志忠的签名，和蔡孝乾等人联名发布《自首书》，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企图诱捕其他地下党员。
张志忠从未参与这份虚假声明，始终坚守底线。
特务又拿他的妻儿相威胁，妻子季沄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1950年11月18日，29岁的季沄在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蒋经国曾两次亲自到狱中劝降张志忠。
第一次见面，蒋经国问：“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吗？”
张志忠一字一句回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
第二次，蒋经国又问了同样的话，张志忠依旧坚定：“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两次劝降，都被他断然拒绝。
张志忠在狱中待了四年，始终没有屈服。
他在狱室墙壁上刻下一行简体字：“革命者死不足惜，但不能死在耻辱里。”
1954年3月16日，所有劝降手段都已用尽，张志忠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
临刑前，他没有丝毫畏惧，挺直脊梁高呼口号，从容就义，年仅44岁。
张志忠与季沄育有一子一女。
两个孩子因“匪谍家庭”的身份，自幼受尽歧视，最终都英年早逝。
儿子张思中21岁时自尽，死前留下遗书，只写了一句话：“父亲的名字叫张志忠。”
1998年，经过多年详细考证，张志忠与季沄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迟到44年的荣誉，终于给了这位硬汉最公正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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