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腊月十八，我二十三岁，去隔壁杨村相亲。
天没亮我就起来了，在灶房里用冷水洗了三遍脸，手指头冻得发僵，耳朵尖儿跟刀割似的疼。我娘在一旁急得团团转，把家里唯一一件没打补丁的藏蓝色中山装翻出来，举着煤油灯在我身上比划，灯光一晃一晃的，把我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
“袖子长了，你胳膊短。”娘皱着眉头，把衣服翻过来看能不能改。
“娘，去年穿就不长。”
“去年你还没这么瘦。”娘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自言自语，手里的针线在煤油灯下闪着细碎的光。
我没接话。去年爹还在，家里虽然穷，但过年好歹能吃上几顿肉。爹秋天走了，是咳嗽了三年终于没扛过去的，娘一夜之间白了半边头，我瘦了十几斤，那件中山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借来的。
娘连夜把袖口往里缝了一寸，针脚密密的，缝完用牙把线咬断，又把衣服抖了抖，举起来看了看，叹了口气：“行了，将就穿吧。”
我从灶房舀了半盆热水，兑了凉水，把头埋进去洗。水是黄的，村里的井水就这样，洗完了头发涩涩的，像干草。娘从柜子里翻出一瓶不知道哪年买的头油，拧开盖子闻了闻，说还行，没坏，抹了几滴在我头上，用手帮我梳了梳。
“娘，我自己来。”
“你懂啥，相亲要体面。”娘的手在我头上慢慢地梳着，指腹粗糙，刮得头皮沙沙响。她的手指头冰凉，骨节粗大，指甲盖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泥，但她的动作很轻很轻，像在摸一件容易碎的东西。
收拾停当，我站在门口等媒人。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泛着一层鱼肚白，村子还在睡着，偶尔几声狗叫，很快又安静了。冷风从河滩那边灌过来，带着枯草和冻土的气味，我缩了缩脖子，把那件中山装的领子立起来，领口的扣子还是爹在世时候缝的，黑线，缝得很结实。
媒人是村东头的王婶，专门给人说媒的，方圆十里没有她不认识的姑娘。她裹着一件碎花棉袄，头上包着一条灰色围巾，提着一个布袋子，袋子里装了两包红糖和一条毛巾，说是见面礼。
“走吧，路远，早点到。”王婶走得飞快，我跟在后面，脚下是冻得硬邦邦的土路，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像踩在碎玻璃上。
杨村离我们村十二里地，中间要过一条河。河不宽，但冬天水浅，露出一片一片的石头河滩，枯草在风里摇来摇去，灰扑扑的，像一滩没了生气的头发。王婶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快到杨村的时候才开口。
“姑娘叫杨桂兰，二十了，家里就她和她娘。她爹前年没的，跟你爹一样，也是肺上的毛病。”王婶说着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这姑娘不容易，你要是看上了，好好待人家。”
我点了点头，心里有点发紧。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不容易”这三个字，我太懂是什么意思了。
杨村不大，几十户人家散在一个坡上，村口一棵老槐树，树干空了一半，黑黢黢的洞像一张没牙的嘴。王婶领着我穿过几条窄巷子，在一扇黑漆木门前停下来。
门是旧的，漆掉了大半，露着底下灰白的木头，门框上贴着一副褪了色的春联，上联还剩半边，下联只剩一个“福”字。王婶拍了拍门环，铁环撞在木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妇人，瘦，脸上没什么肉，颧骨高高地突出来，头发挽在脑后，用一根黑色的发卡别着，几缕白发从发卡里逃出来，在风里飘着。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收拾得很干净，没有一丝褶皱。
“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妇人的声音有点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激动，她侧身让我们进去，手在围裙上反复擦着，指节粗大，跟娘的手一模一样。
院子不大，收拾得整整齐齐。墙角堆着劈好的柴火，码得方方正正，跟砖砌的一样齐。窗台上摆着几盆我不知道名字的花，叶子蔫蔫的，但还在活着。堂屋的门开着，门帘掀起来，露出一张八仙桌，桌上铺着一块白色的桌布，边角压得整整齐齐。
“桂兰，桂兰，人来了。”妇人朝灶房喊了一声。
灶房的门帘动了一下，一个姑娘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碎花棉袄，蓝底白花，领口露出一截淡粉色的毛衣领子。头发扎成一条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用一根红头绳扎着，红得有点扎眼，像是特意为今天换上的。她的脸不大，下巴尖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鼻梁上有一颗小小的痣，像一粒芝麻贴在那里。
她站在灶房门口，看了我一眼，很快又低下头，手指头在围裙边上绞来绞去，绞得围裙都皱了。
“进来坐吧，外头冷。”她的声音很小，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但很好听，软软的，带着一股子说不清的糯劲儿。
堂屋里的八仙桌上摆着四碟小菜：一碟腌萝卜，一碟咸豆角，一碟花生米，一碟皮蛋拌豆腐。菜不多，但每一样都摆得很用心，萝卜切成细丝，堆成一个小山尖，豆角绕成一个个小圈，码得整整齐齐，花生米炸得金黄，皮蛋切成了月牙形，豆腐上淋了香油，亮晶晶的。
“坐，坐。”桂兰她娘——我应该叫婶子——把我往桌前让，又搬了凳子让王婶坐下。她忙前忙后的，一会儿倒茶，一会儿递烟，一会儿又去灶房看火，整个人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
桂兰坐在我对面，低着头，不说话，手指头还在绞围裙。她娘从灶房端出一个大碗来，碗是白瓷的，碗沿上有两道蓝色的花纹，碗里卧着六个荷包蛋，蛋白裹着蛋黄，圆滚滚的，像六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糖水是红糖熬的，颜色深红，透着亮，一股甜香味从碗里飘出来，混着姜丝的辛辣，直往鼻子里钻。
“吃，吃。”婶子把碗推到我面前，筷子递到我手里，脸上的笑容有些紧张，像是怕我不吃，又像是怕我吃了。
我看了看那碗荷包蛋，心里咯噔了一下。
在皖北农村，相亲吃荷包蛋是有讲究的。一般人家是打四个，寓意“四季如意”，条件好一点的打六个，寓意“六六大顺”。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这碗荷包蛋的吃法本身就有说头——你吃几个，人家姑娘心里就有数了。吃得太多，人家嫌你贪；吃得太少，人家嫌你假。最要命的是，这碗荷包蛋不是白吃的，你要是吃了，就表示你看上了人家姑娘，回头要是再反悔，那就是打人家的脸。
这些规矩，出门前娘跟我说过，王婶在路上又叮嘱了一遍，我记在心里，一个字都没忘。
“吃吧，别客气。”桂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但我看见她眼睛里的光了，不是那种刻意的热情，是一种很朴素的、怕怠慢了客人的真诚。
我拿起筷子，夹起一个荷包蛋，咬了一口。
蛋白嫩滑，蛋黄半生，咬破的时候蛋黄液流出来，混着红糖水，甜得发腻，又带着姜丝的辣，两种味道在嘴里打架，谁也不让谁。我嚼了两下，咽了，又咬了一口，一个荷包蛋三两口就没了。
“好吃。”我说。
婶子的脸上笑开了花，皱纹挤成一朵菊花：“好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
我又夹起第二个。这次吃得慢了些，一口一口地抿，把糖水也喝了一口，红糖的甜味在舌尖上慢慢化开，像一小块融化的冰糖。桂兰又看了我一眼，这次看得久了一点，嘴角弯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没笑。
第二个吃完，我夹起了第三个。
王婶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不轻不重，刚好够我感觉到。我知道她的意思——差不多了，别吃了，留点余地。
我没理她，把第三个荷包蛋送进了嘴里。
这个吃得最快，两口就没了，因为我已经尝出了味道，不需要再慢慢品了。我拿起碗，把碗底的糖水也喝了个精光，碗沿上沾了一点蛋黄，我用手指头抹了，放进嘴里嘬了嘬。
王婶又踢了我一脚，这次踢得重了，踢在我小腿骨上，疼得我倒吸一口气。
我放下碗，正准备说几句客气话，忽然听见对面传来一声细微的抽泣。
我抬起头，看见桂兰低着头，眼泪从她低垂的眼睑下面溢出来，一滴一滴地砸在她绞着围裙的手指上。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在轻轻地抖，像冬天里被风吹动的树枝，幅度不大，但那种颤抖的频率，让人心里发紧。
堂屋里一下子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灶房里柴火噼啪的声响，能听见院子里风吹枯叶的沙沙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门。
婶子愣住了，手里的茶壶停在半空中，茶水从壶嘴里淌出来，滴在桌布上，洇出一小片褐色的水渍。
王婶也愣住了，嘴巴半张着，筷子夹着一粒花生米，悬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
“桂兰，你咋了？”婶子的声音发颤，把茶壶放在桌上，伸手去拉桂兰的手。
桂兰摇了摇头，使劲摇了摇头，眼泪甩得到处都是，有几滴甩到了桌上，溅在那碟腌萝卜丝上，亮晶晶的。
“不该吃的，”她的声音又小又哑，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你不该吃的。”
我坐在那里，筷子还捏在手里，指节发白，手心全是汗。我的脑子在飞速地转，像一台老式的碾米机，轰隆轰隆地响，把所有能想到的可能性都碾了一遍，碾成了碎末，又拼起来，再碾一遍。
不该吃的。
为什么不该吃？是嫌我吃得太多了？还是她根本就没看上我，怕我吃了荷包蛋就赖上她？还是——
“桂兰，”婶子的声音带了一丝哭腔，“你别哭，有啥话你说，别吓娘。”
桂兰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终于挤出了一句话。
“这鸡蛋……是借的。”
堂屋里又安静了。
“我跟东头张婶家借了六个鸡蛋，”她的声音在颤抖，每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说好了等咱家母鸡下蛋了再还。可我家那只母鸡，开春以后就不怎么下蛋了，隔三四天才下一个，攒了一个多月才攒了八个，还了张婶六个，就剩两个了。”
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擦得眼睛红红的，像兔子。
“你今天来，我跟我娘说，怎么也得凑六个，体体面面的。可家里就剩两个了，不够。我跑了三家，借了四个，凑了六个。我想着，你要是只吃一两个，剩下的我还能还回去。可你吃了三个，我……我还不了了。”
她说到这里，终于哭出了声，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压着压着终于压不住了之后从嗓子眼里泄出来的、破碎的哭声，像一把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沙沙的，细碎的，停不下来的。
我端着那个空碗，碗底还残留着一层薄薄的红糖水，映着堂屋顶上的灯光，黄黄的，像一小片浑浊的月亮。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我胸口炸开了，炸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六个荷包蛋。
借了四个，凑了六个。
我吃了三个。
三个鸡蛋，在今天，在城里人看来，可能就是一顿早饭，连一顿早饭都算不上。可在这个院子里，在这个没了男人的家里，三个鸡蛋是要跑三家去借、要等一个多月的鸡蛋攒够了才能还上的东西。
三个鸡蛋，是这母女俩能拿出来的全部体面。是我娘连夜缝袖口时那根针扎在手指头上冒出来的那滴血珠子。是我爹临走前咳嗽着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的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是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家，从牙缝里、从骨头缝里、从命里挤出来的那一点点可怜的、滚烫的、重得像铁一样的东西。
我放下碗，站起来。
王婶以为我要走，赶紧拉我的袖子，压低声音说：“建设，建设，你别急——”
我没理她，转身走出了堂屋。
院子里冷得很，风从河滩那边刮过来，带着一股子干冷干冷的气息，吹得窗台上那几盆花的叶子哗啦啦地响。我没有停，一直走到院子西边的鸡窝前，蹲下来，借着堂屋透出来的灯光往里看。
鸡窝是砖砌的，不大，里面铺着稻草，稻草上蹲着一只母鸡，羽毛蓬松着，缩成一团，眼睛半睁半闭的，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发呆。
我站起来，转过身，回到堂屋。
桂兰已经不哭了，低着头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还在轻轻地绞着围裙的边，绞过来，绞过去，像一架停不下来的纺车。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脸上还有没干的泪痕，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像刚下过雨的泥巴路上留下的水洼。
婶子站在一旁，手足无措，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擦得围裙都起了毛。王婶坐在凳子上，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心疼，又像是无奈，又像是在盘算着回去怎么跟我娘交代。
我走到桂兰面前，蹲下来，跟她平视。
她的目光躲了一下，又转回来，跟我的碰在一起。她的眼睛里有泪光，有不安，有一种“我把家里最见不得人的一面都摊给你看了”之后的难堪和惶恐，像被人扒光了衣服站在大街上，无处可藏。
“桂兰，”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那三个鸡蛋，我吃了就是吃了，还不回去了。”
她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还不回去就不还了。”我说。
她从围裙上抬起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在抖，睫毛上挂着泪珠，像早晨草叶上的露水。
“你把鸡窝里那只母鸡借给我，”我说，“我抱回去养，养到它下蛋，下了蛋我让我娘送回来，还你十个。”
婶子愣住了，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有，”我看着桂兰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不是来吃荷包蛋的，我是来相亲的。我看上你了，你愿不愿意，你说句话。”
堂屋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连灶膛里的火都好像不敢响了。桂兰看着我，我看着桂兰，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像两棵树，隔着一条窄窄的田埂，根却已经扎进了同一片泥土里。
她的眼泪还在流，但嘴角慢慢地弯了上去，弯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弧度，像月初的新月，细细的，亮亮的，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
“你这个人，”她说，声音还带着哭腔，但语气已经不一样了，多了一点什么，少了一点什么，我说不清楚，“你是不是傻？”
“我不傻，”我说，“我就是饿。”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笑着笑着又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眼泪和笑容混在一起，在她那张瘦削的脸上流淌着，像春天的河水解了冻，哗啦啦地往前淌，挡都挡不住。
婶子在旁边看着，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这孩子，这孩子……”
王婶终于把嘴里的花生米咽了下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憋了一整场戏的观众终于在谢幕时把那口气吐了出来。
“行了行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这亲相成了，回去我就跟建设他娘说，准备聘礼。”
我站起来，看了桂兰一眼。她也站了起来，低着头，手指头不再绞围裙了，垂在身体两侧，指尖微微发红，像是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
“桂兰，”我说，“那我回去了，过几天再来。”
她点了点头，没抬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嗯。”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堂屋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在后面喊了一声：“建设。”
我停下来，回头。
她站在八仙桌旁边，一只手捏着桌布的边角，捏得很紧，桌布都被她揪皱了。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几下，终于说出了口。
“你下次来，我给你打六个荷包蛋，不用借了。”
婶子在旁边补了一句：“不用等下次，家里那俩还留着呢，我给你煮上。”
我笑了笑，鼻子酸得厉害，但没让眼泪掉下来。我朝她们娘俩点了点头，跟着王婶出了院门。
回去的路上，王婶走得飞快，像脚底下踩了风火轮。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看一个她从没见过的稀罕物件。
“建设，”她说，“你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今天才知道你这么能说。”
“我说啥了？”
“你说要把那只鸡抱回去养，下了蛋还十个。这话你咋想出来的？”
“我没想，”我说，“我就是觉得，不能让她们亏了。”
王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很深很深。她看了我好几秒，然后伸出手，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下，不重，但很响。
“好孩子，”她说，“你爹要是还在，不知道该多高兴。”
我没有说话，低着头走路，脚下是那条冻得硬邦邦的土路，月光把路面照得发白，像一条铺满了盐的路。我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蹲在路边，把脸埋在膝盖里。
王婶吓了一跳，跑回来问我咋了。
我说没事，就是眼睛里进沙子了。
腊月的风从河滩那边刮过来，带着枯草和冻土的气味，呛得人鼻子发酸。我蹲在那里，蹲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擦了擦眼睛，跟着王婶继续往前走。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就平顺了。
那年开春，我把那只母鸡抱回了家。我娘在院子里给它搭了一个窝，用碎砖头垒的，上面盖了油毡，怕它淋雨。那只鸡到了我家，不知道是不认生还是被我娘喂得好，隔一天下一个蛋，勤快得很。我娘把蛋攒着，攒够十个，用篮子装了，亲自送到杨村去。
婶子死活不肯收，说“你家也不宽裕，留着给建设吃”。我娘说“这是建设的规矩，他说了要还十个，少一个他都不答应”。两个女人在门口推让了半天，最后婶子收了，又从鸡窝里抓了一只小鸡仔塞给我娘，说“这是回礼，别推了”。
那只小鸡仔后来也长大了，也开始下蛋。我娘又把蛋攒着，攒够了又送去。婶子又回礼，又给了一只小鸡仔。一来二去的，两家的鸡就分不清你我了，混在一起养，下蛋也下在一起，谁家的蛋谁家吃，谁也不记账了。
我跟桂兰的婚事定在秋天。收完了秋庄稼，农闲了，好办事。聘礼我娘准备了很久，其实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两床被子、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口锅，还有一篮子鸡蛋——这回不是借的，是自家鸡下的，满满一篮子，数了数，四十八个。
结婚那天，桂兰穿了一身红棉袄，头上戴了一朵红绒花，是她娘用红毛线勾的，勾了好几个晚上，眼睛都熬红了。她坐在她家的堂屋里，等着我去接。
我到了她家门口，按照规矩，得叫门。门里头的人要问“你是谁，来干啥的”，我要说“我是刘建设，来娶杨桂兰的”。门里头的人要刁难我一番，问几个问题，让我唱个歌，或者给红包，才肯开门。
可那天，没等我开口叫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
桂兰站在门口，穿着那身红棉袄，头上戴着那朵红绒花，辫子上扎着红头绳，整个人红彤彤的，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她看着我，笑了一下，那笑容跟那天在堂屋里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是那种把所有苦日子都熬过去了之后、终于可以笑出来的笑，亮堂堂的，暖洋洋的，像冬天的太阳照在雪地上，刺眼，但不伤人。
“来了？”她说。
“来了。”我说。
“进来吧。”
她伸出手，拉住了我的手。她的手不软，甚至有点糙，是指节粗大、掌心有茧的那种糙，但很暖，从指尖暖到掌心，从掌心暖到手腕，从手腕暖到心窝里。
我握着她的手，走进了她家的院子。院子里站满了人，都是杨村的乡亲，笑着闹着，说着祝福的话。桂兰她娘站在灶房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她只有这一件像样的衣裳，但今天领口别了一朵小红花，是她自己用红纸折的——眼泪流了满脸，但笑得合不拢嘴。
我娘也在，站在人群里，穿着她那件藏蓝色中山装——就是我相亲时穿的那件，袖口又放下来了，因为我胖了一点，袖子又不长了——眼眶红红的，嘴角弯弯的，看着我，又看着桂兰，嘴里的念叨声被嘈杂的人声淹没了，但我猜得到她在说什么。
她一定在说：“他爹，你看，咱建设结婚了。”
婚后的日子，跟所有的农村夫妻一样，平淡，琐碎，有时候吵，有时候好。但有一件事，我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我们家每天早上，桂兰都会给我煮一个荷包蛋。
不是六个，是一个。
她说是规矩，她说的规矩跟别人不一样。她说，当年相亲的时候欠了我一个荷包蛋——六个，我吃了三个，还差三个——所以每天补一个，补三年，补齐了就不煮了。
三年后她还在煮。我问她，不是说补齐了就不煮了吗？她说，你听错了，我说的是补齐了就不欠了，不欠了也可以煮，我喜欢煮，你管得着吗？
我管不着。我就每天吃，吃了三十多年。
从一九八三年到二零一九年，三十六年，一万三千多个荷包蛋。蛋壳堆起来能堆成一座小山，蛋白蛋黄连起来能绕村子好几圈。我吃成了老头，她煮成了老太婆，两个人都白了头发，弯了腰，但每天早上那碗荷包蛋，从来没断过。
二零一九年秋天，桂兰查出了病。
也是肺上的毛病。医生说是慢阻肺，跟当年我爹、她爹得的不完全一样，但结果差不多——喘不上气，咳嗽，人一天比一天瘦。
她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回来以后什么都变了。变瘦了，变得不爱说话了，变得走几步路就喘得不行。但每天早上，她还是挣扎着起来，拄着拐杖去灶房，给我煮荷包蛋。
我跟她说，别煮了，我自己煮。
她不肯。她说，你不懂火候，你煮的蛋黄太老了，不好吃。
我说，我不挑。
她说，我挑。
我就没再拦她。
那天是腊月十八，我跟她相亲的日子，三十六周年。她早上起来，照例去灶房煮荷包蛋。我在堂屋里等着，等了很久，比平时久，灶房里一直没有动静。
我过去看，她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手里端着一个碗，碗里卧着六个荷包蛋，糖水是红糖熬的，颜色深红，透着亮。她端着碗的手在抖，碗里的糖水跟着晃，一圈一圈的，像年轮。
“桂兰？”我蹲下来。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已经不太亮了，像一盏快没油的灯，还在燃着，但火光很小，小到随时都可能灭。她的嘴唇干裂起皮，脸色灰白，瘦得颧骨高高地突出来，跟我第一次见她时她娘的模样，一模一样。
“建设，”她说，声音轻得像风，“我凑了六个，不是借的，是自己家的鸡下的。”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你说你不该吃那三个，”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轻到我必须把耳朵凑到她嘴边才能听清，“我后来想了三十六年，想明白了，你该吃的。你吃了，我才知道你是啥样的人。”
她把手里的碗递给我，手抖得厉害，糖水洒了一些出来，烫的，溅在我手背上，疼，但我不想躲。
“吃吧，”她说，“吃完我再给你煮。”
我接过碗，低头看着那六个荷包蛋，蛋白嫩滑，蛋黄半生，卧在深红的糖水里，像六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跟三十六年前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是，当年我是坐在她家堂屋的八仙桌前吃的，现在我是蹲在灶房的地上吃的。当年她是坐在我对面低着头绞围裙，现在她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连抬手擦眼泪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我夹起一个荷包蛋，放进嘴里。
甜的，咸的，热的，软的。蛋白嫩滑，蛋黄液从咬破的地方流出来，混着红糖水，在舌尖上化开，跟三十六年前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吃了一个，又夹起一个。
她坐在那里，看着我吃，嘴角弯着，弯成那个小小的弧度，像月初的新月，细细的，亮亮的。她的眼泪从眼角淌下来，顺着那些深深的皱纹往下流，流到嘴角，流进她抿着的嘴唇里。
她没有说“你不该吃的”。
她什么都没有说。
灶膛里的火还燃着，火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灰白的脸色染上了一层暖红，让她看起来没那么瘦了，没那么老了，像回到了三十六年前，那个穿着碎花棉袄、扎着红头绳、站在灶房门口低着头绞围裙的姑娘。
我把那碗荷包蛋吃完了，六个，一个不剩，连碗底的糖水都喝干了。我把空碗放在灶台上，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瘦得只剩骨头，皮肤薄得像纸，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但她的手指头慢慢地弯过来，扣住了我的手心，力气不大，但扣得很紧，像是怕我跑了。
“桂兰，”我说，“下辈子你还给我煮荷包蛋，我吃六个，一个不剩。”
她笑了，那笑容很轻很轻，像冬天里最后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打着旋，慢慢地，慢慢地，落在地上，没有声音。
“下辈子，”她说，“我不让你相亲了，我直接去你家找你。”
“行。”
“我带着鸡去，带着蛋去，不用借。”
“行。”
她闭上了眼睛，嘴角还弯着，弯成那个小小的弧度。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火星子溅出来，在昏暗的灶房里闪了一下，灭了。
我握着她的手，坐在灶房的地上，坐了很久很久。
灶膛里的火慢慢熄了，灶房里暗了下来，只有窗户外头透进来的一点月光，照在那只空碗上，碗底还残留着一层薄薄的红糖水，在月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小片凝固了的、永远不会干涸的岁月。
我没有哭。因为我知道，她不喜欢看我哭。
她说过，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爱哭了。
我不爱哭的。我只是眼睛容易进沙子。
腊月的风从河滩那边刮过来，吹得院子里的晾衣绳呜呜地响。我坐在灶房的地上，握着她的手，听着风的声音，听着自己心跳的声音，听着那些被时光带走了的、再也回不来的声音。
灶台上那只空碗还在，碗沿上沾着一小片蛋黄，已经干了，粘在白色的瓷面上，黄黄的，像一小块凝固了的阳光。
我没有去洗。
我想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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