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8年(南明永历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明郑政权面临清军的大规模围剿压力。而郑经看到三藩之乱起,也要分一杯羹,于是和耿精忠联系,预备在厦门地区登陆。
此前,清廷两次想与郑经和谈,招抚他,但是条件没谈拢,郑经嫌弃清廷给得少,清廷觉得郑经要得太多。因此,双方在谈判桌上捞不到的,只能继续转而采取军事对抗了。郑经的意思是,要不咱夺取思明(厦门)得了,这是明郑在大陆的重要据点,以前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就以这里为总基地,这也是郑家的老根本。
郑经与其将领刘国轩分析局势后认为,海澄作为思明的门户,若失守则厦门难保,因此决定主动出击,夺取海澄以巩固防线。此时,清军在海澄一带部署重兵,由福建总督郎廷相、海澄公黄芳世(兼福建水师提督)等统率,分守玉洲、三叉河、江东桥等要地。
郑经为此授予刘国轩“临机专断之权”,甚至赐予尚方宝剑,规定副将以下官员可先斩后奏。刘国轩被任命为总督,吴淑为副总督,统率明郑诸镇军队。
1678年二月初九,刘国轩祭祀了江神,海神,祈求上天保佑,然后隆重出师。次日明郑水师进抵海澄海门,锣鼓喧天、炮火齐鸣,制造强攻海澄的假象。清军总兵黄蓝闻报大为惊慌,急令加强防御。但是只擅长陆战的清兵哪里知道刘国轩狡兔三窟,白天的音响只是正餐前的凉菜,晚上才是大餐。
刘国轩熟知厦门地形,根本不跟清兵瞎掰扯,直接利用夜晚潮汐上涨的时机,率兵一直冲到玉洲,进行突袭。守将刘宗邦慑于明郑军威,不战而降。随后,明郑军分兵夺取三岔河、福浒等据点,切断清军粮道,并控制江东桥——漳泉通往海澄的咽喉要道。刘国轩下令焚桥,阻截清军援兵。焚桥后,刘国轩所部击溃清军守将吕涛、王重标及援军赵得寿等部,并追击清军败兵直至万松关下。
万松关守将姚仪(福建布政使姚启圣之子)见明郑军追击赵得寿等部而来,率数百名骑兵出关接应。刘国轩见清军骑兵出关,立即进行了周密的伏击部署:他命令一部分精锐部队预先埋伏在万松关前一道斜坡的左右两侧,隐蔽待机。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迎着姚仪的骑兵上前接战,但很快佯装力不能支,且战且退。姚仪见到明郑军队“溃退”,又接到赵得寿等败兵的汇合,可能误判这是击溃刘国轩的良机,于是催动骑兵冲锋追击。刘国轩所部继续伴败,将姚仪的骑兵队伍逐渐引向预设的伏击区域。
当姚仪的骑兵追击过那道斜坡,进入伏击圈后,刘国轩发出了攻击信号。埋伏在坡下左右两侧的明郑伏兵瞬间齐出,截断了清军的退路。与此同时,刘国轩率领之前伴败的主力部队迅速返身,与伏兵一起对坡地上的清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清军骑兵在狭窄的坡地遭遇突袭,难以发挥冲锋优势,顿时陷入混乱。明郑军队步卒奋勇砍杀马腿,攻击骑手,导致清军骑兵人仰马翻,损失惨重。姚仪等人见大势已去,只得放弃残兵,奔入万松关内固守。刘国轩乘胜追击至关下,随后返回江东桥驻守。
二月二十三夜,刘国轩再次利用潮汐,乘八桨船突袭石码,守军措手不及,游击刘筏等人被俘。此时,江东桥已被明郑控制,漳泉清军主力无法驰援。清廷急调三路援军来救,福建提督段应举从泉州、宁海将军喇哈达率满蒙骑兵从福州、平南将军赖塔从潮州出发,试图解漳州之围。刘国轩采取郑成功时代的机动战术,利用潮涨潮落“飘骤驰突”,时而佯攻漳州,时而威胁万松关,使清军疲于奔命,“畏刘国轩如虎”。
三月十一日黎明,战役迎来关键转折。刘国轩下令焚毁明郑军营寨,制造撤退假象。驻守水头山的清军主帅黄芳世误判形势,认为明郑军将退,未加防备。然而刘国轩趁潮水涨至七八分时,突然调转船头直扑水头山登陆。同时,将领陈昌、陈福率八桨船迂回至清军背后,形成夹击。黄芳世虽承袭海澄公爵位,但缺乏实战经验,且因重用北方将领而引发原黄梧旧部离心。在明郑军猛攻下,清军迅速溃败,黄芳世坠马逃遁,月余后伤重而死。此战使海澄公麾下精锐损失殆尽,明郑军缴获大量辎重,士气大振。
海澄之战后,明郑军乘胜围攻漳州。郑经亲自率军策应,攻占漳平、平和等地,并与白头军蔡寅部联合袭扰清军后方。清廷迅速调整策略,重新实施迁界令,从福州至诏安的沿海筑墙设防,断绝明郑的走私贸易和经济来源。明郑政权因长期战争财力枯竭,加之盟友耿精忠已降清,郑经最终于1680年放弃大陆沿海据点,退回台湾。
刘国轩以劣势兵力通过战术欺诈、潮汐利用和心理战屡挫清军,重创满汉八旗部队,一度重振明郑军威。清军在此战后意识到单纯强攻难以速胜,转而采取经济封锁与政治招抚并重的策略,为后来施琅平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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