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及其“工作日”章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时间的分配与体验，是社会权力结构的核心密码。今天，“解放”的内涵体现在一项根本使命——将时间从增值逻辑的绝对统治中赎回，复归其作为生命活动及其节奏的本真状态。这不仅是经济或政治领域的挑战，更是一场关乎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
原文 ：《从“劳动时间”到“生命时间”》
作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聂锦芳/教授
图片 |网络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讨论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生产方式通常是通过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来实现的，为此，马克思特辟专章（第八章）来探究“工作日”问题。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论者往往拘泥于在“劳动”即工人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的意义上来诠释“工作日”的内涵，而回到原始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基于资本的“贪欲”与工人的“生存”之间展开的权力及其反抗，进而上升到“生命”的高度即“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来予以透析的。这就意味着，仅仅停留于“劳动时间”维度的把握和理解，不仅无法达致马克思当年思考、阐述及其论证的复杂性，更无力解释和应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巨大变迁以及出现的“工作日”的多种形式。基于此，本文将在重新解读“工作日”文本内容的基础上，探讨丰富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社会权力平衡点的“工作日”
在“工作日”章的开篇，马克思便开宗明义地界定了工作日的性质，认为它“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然而，这个看似中性的“可变量”不是在理想环境或纯粹的经济模型中变动的，而是处于两个确定的“界限”之间：一端是由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生理需求所决定的最低界限，另一端则是由劳动者的身体极限与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共同构成的最高界限。这两重界限都不是自然的、预定的和静止的。最低界限也内含着“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意味着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标准，其本身是社会斗争与文化发展的产物。而最高界限则直接暴露了资本主义资本的内在冲动——作为一种追求无限自我增殖的社会力量，其本性就是要突破一切身体与道德的约束，将工作日推向24小时的绝对极限。
因此，工作日的实际长度，不是由某种先验的经济规律决定的，而是资本权力与生命权利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对抗与妥协的动态平衡。马克思花费了大量篇幅考察19世纪英国工厂立法史，意在勾勒这一历史变迁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从毫无限制的每日劳作15小时以上，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历经坎坷的确立，每一分钟工时的缩短，都不是资本家的仁慈或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工人以自身的健康、生命为代价，通过持续不断的群体抗争，最终迫使国家权力出场，对资本主义资本的无度贪欲进行强制性约束所取得的成果。因此，工作日的界限，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其变化轨迹，清晰地铭刻了不同阶层之间围绕时间支配权所展开的斗争历程。
时间支配权的争夺：权力与反抗
将工作日界定为“可变量”与“界限”的战场，自然引出时间支配权的争夺：一方是资本主义资本那非人格化的、无比强大的对时间展开掠夺的权力，另一方则是工人为捍卫自身生命存在而进行的顽强反抗。这远远超出纯粹的经济利益计算，上升为一场关于生命时间主权的生死争夺。
资本主义资本的权力，在最直接的形态上，表现为对工人生命时间的排他性支配与系统性榨取。这种支配的意涵在于，它不仅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更通过工作日的无限延长，侵蚀工人用于恢复体力、维系家庭、发展心智乃至简单休息的全部时间。马克思援引的工厂视察员报告与医生证词，详尽描绘了这种时间掠夺如何导致工人普遍的“身体退化、未老先衰和死亡”。因此，资本主义资本的贪欲在此显现为一种“生命政治”式的霸权，它意图将工人的整体生命压缩并吸纳进价值增殖的单一维度中，使其生命时间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资本的运动逻辑。
面对这种对生命本体的支配，工人的反抗在根本上是一种“生存政治”的实践。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其表层诉求是休息与薪酬，深层内核则是争夺对生命节奏与存在方式的自我掌控。工人们所捍卫的，不仅仅是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必要时间，更是确保“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的时间——作为完整的、有尊严的社会性存在所必需的睡眠、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乃至精神生活的时间。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将“道德”与“社会需求”重新注入被资本简化为纯粹生理学计算的时间领域，是生命逻辑对资本逻辑的抗争。工厂立法中关于童工保护、夜间工作限制、法定休息时间等条款，正是这种反抗在法律制度上留下的、渗透着斑斑血迹的胜利标识。其对于文明进程的意义在于，捍卫生命权利和自我保护的力量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可以约束资本权力的膨胀。
[本文后续详见2026年4月12日头条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6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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