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西湖水面雾气弥散，孤山路上一阵风吹落梧桐叶，落在一封方才寄出的信上——落款“映霞”。信的去处，是福州鼓岭郁达夫的借寓；信的内容，却暗藏决绝。由这一页纸追溯过去，王映霞的情感轨迹便如同民国城市的霓虹，亮得刺眼，也灭得仓促。
杭州人记得，1930年前后，只要走进南山路的茶座，总能听到两种名字并提：其一“郁先生的文章”，其二“王校花的倩影”。王映霞1917年入杭州女子师范，天生爱舞台，唱昆曲、写小词皆拿得出手。家道虽已中落，但留给她的风骨与审美，仍把她送进了这座城市的上流社交圈。朋友们常打趣：“映霞一出现，连湖面都安静两秒。”热闹话音未落，郁达夫的追求就像暴雨砸下来，周边全是看热闹的目光。
当时郁达夫已三十一岁，有妻有子，稿费多半在酒楼消散。他先写长信，再当面求见，自称“才气斗胆”，不惜穿着妻子寄来的毛衣去赴约。那副狼狈样，偏让王映霞觉得“浪子也有可怜处”。1928年农历腊月，两人在杭州白楼饭店举行小型订婚宴，郁达夫自嘲：“知己难逢，得此一人，夫复何求。”然而婚书墨迹未干，旧病即发——长夜酗酒、横冲直撞、一去数日。王映霞脸皮薄，难忍街头巷尾的冷嘲：“郁才子又醉倒风月场”。婚后第三年，夫妻裂痕已深，彼时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应邀到郁宅小聚，双方一个抚琴，一个低唱，火花不受控，旁人都看在眼里。
许绍棣的温言软语带来短暂慰藉，王映霞却非常清楚，官场倥偬，许家在省城还有正室。她放手得干脆，带着微薄首饰去了福州与郁达夫同住，想给婚姻最后一次机会。三个月后，她只带一只行李箱返回杭州，言辞冷淡：“他若醉，我便醒。”醒归醒，外界的流言没停。1936年冬，两人避日军轰炸迁往丽水，邻屋竟是军统要员戴笠。戴笠熟知人情世故，借赠汽油、送来罐头，把气氛点得若有若无。郁达夫在抽屉里发现三封夹着香水味的信，来自隔壁暗窗。朋友回忆那日他摔门吼道：“脸面被撕碎了！”自此夫妻反目，隔日杭州报纸满版互文攻讦，场面难堪。
1940年春，两人的离婚协议盖章，王映霞年仅三十二岁。民国社交圈残忍，离异女子多被视作“弃妇”。她却将旗袍改短，烫起时兴的Finger Wave，照旧出入舞会。有人讥讽，她以一声轻笑回敬。她在日记里写：“容貌是甲，心气是乙，甲衰可补，乙若颓则万事休。”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为她赢得又一次选择人生的机会。
1942年仲夏，王正廷在重庆办茶会，席间介绍自己的门生钟贤道——化学博士，三十岁，无婚史。席罢，钟贤道提着帽子追出门，语速有些急：“我懂得让你找回那几年失掉的光彩。”一句话不到十七个字，却胜过多少华章。半年后，两人在上海黄浦江畔大新公司顶层举行婚礼，管弦摇曳，婚讯登遍申报、中央日报整版。朋友揶揄排场夸张，王映霞却说：“这一次，轮到我风光。”她仍记得自己的愿望——“择一无家室而能相敬者”，如今算是得偿。
解放前夕，不少人转往台湾。钟贤道原订机位，临行却折返家中，只道：“战乱已够多，再折腾，何时是头。”于是机票作废，小楼依旧。1950年，女儿降生；次年，小儿随之而来。生活转入柴米油盐，昔日竹林风月被收进抽屉，偶尔深夜翻看，也只是叹口气放回。有人问她是否怀念郁达夫，王映霞摇头：“各人有各人的命数，错过便放下。”
从杭州的清波门到上海的法租界，再到新中国初期的静安弄堂，这位昔日“南屏晚钟”般的佳人，终于在平凡里落脚。1960年代，旧友探访，闲谈起往事，她递上一杯龙井，微笑着说：“故事写来热闹罢了，真正难得的是能把茶喝到最后一口的人。”此后十余年，夫妻相伴书香灯火，直至钟贤道病逝。那天夜里，她在回忆录里留下一句简短字迹：“幸得后半生不再漂泊。”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