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5日凌晨，上海虹口码头汽笛嘶鸣，郭沫若登船回国，身后是黑暗的黄浦江，也有妻子佐藤富子难以估量的命运。
他没多带行李，只留下一封寥寥数语的信：“国难当头，容后团聚，望珍重。”信纸压在桌角，富子醒来便发现人去楼空。
二十三年前，两人初见在东京圣路加医院。郭看病友，富子当护士。医科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后来写入情书：“仿佛见到圣母的光。”直白得让她脸红。
富子出身显赫——外祖父佐藤昌介是北海道帝国大学首任校长，父亲为牧师。家教森严，却挡不住少女对异国青年的好奇。
1916年秋，她辞职、断绝与父母关系，只身赴冈山。同居后生活清贫，皮箱当桌、砖块充砚，她却说：“只要与你在一起，便是幸福。”
1918年郭入九州帝大医学部，夫妻已添长子和夫。富子洗衣烧饭，又照料孩子，苦楚全咽下。郭连写《女神》，名声由此鹊起。
1923年学成归国，一家六口随他辗转广州、上海、武汉，战事频仍，无一处可久居。富子听不懂方言，只能用微笑与邻里打交道。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成通缉犯。1928年2月，全家再度漂回日本市川避祸。房子是木板屋，冬夜漏风，她用旧棉被给孩子们围成暖洞。
日子苦，却有希望。郭研究甲骨文，写《甲骨文字研究》，学界侧目。富子自豪，只盼终有安稳。
七七事变前夕，郁达夫电报邀郭速返。郭犹豫几日，终决定回国抗战。他没有告诉妻儿，怕被阻拦。
“你一定会回来的吧？”临走前夜，长子小声问。郭摸摸孩子的头，什么也没说。
船开走后，市川的家立刻被宪兵搜查。富子被带走审讯，拷问丈夫下落。她只能回答：“不知道。”几周后获释，靠打零工养家。
八年抗战，她腌咸菜、缝军服，孩子常挨饿。她仍写信往重庆、延安，却从未收到回音。
1945年战争结束，她带着“要团聚”的念头苟活。直到1948年，一张香港报纸披露“郭沫若偕新夫人于立群”消息，最后的幻想轰然倒塌。
富子带两个孩子赶赴香港，想当面求个解释，却得到一句冷冰冰的转告：“郭先生公务繁忙，不便相见。”她含泪离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富子暂居大连。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说：“她为中国人家庭尽了大半生心血，理应得到尊重，欢迎来华定居。”
手续很快办妥。她改名“郭安娜”，五个孩子全部入中国国籍：和夫成了化学家，博从事建筑与摄影，复生投身动物学研究，淑瑀专研中国文学，志鸿走上音乐之路。
安娜始终低调，从不在孩子面前议论父亲。邻居偶尔问起，她只是笑笑：“往事如烟。”
1977年秋，重病的郭住进北京医院。病房里，他握住安娜的手，哽咽：“亏欠太多。”她回答：“各自珍重吧。”随后转身离去。
次年郭病逝。讣告见报，安娜在大连的屋里点了一盏小灯，为他祈祷，没有去参加遗体告别。
暮年以后，她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却屡谢媒体采访。她说自己“只想安静地做中国的老人”。
1994年8月，百岁高龄的她弥留之际，把全部积蓄五百万日元捐给国家。“这是我对这个国度的感恩。”
同年初秋，安娜在大连病逝。墓碑刻着中日双文：“佐藤安娜，生于日本，长眠中国。”风过旅顺口，海浪翻卷，仿佛还在诉说那段跨海而来的旧情与时代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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