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稍早的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毛主席在动身前托人带信给贺子珍，希望把岸青和娇娇接来身边。贺子珍爽快答应，四月底孩子们已到北平。原本热闹的生活突然清静下来，她心里空落。贺怡一句“去看看再回来”，点醒了犹豫的她。可刚到津站便被告知时机不合适，北平这趟旅程就此搁浅。
列车驶入上海时，城市尚未完全脱离战火阴影。街口仍见焦黑的电线杆，黄浦江面烟雾未散，但秩序正在恢复。方志纯要向华东局报到，便先去拜见代市长陈毅。寒暄几句后，他提起列车上那位“井冈山的老战友”正无处落脚。陈毅当即停下笔：“老贺来了？快请！”
5月30日傍晚，陈毅在虹口临时办公处迎来贺子珍。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1936年在陕北，如今重聚，握手良久无言。陈毅招呼她坐下，茶水未凉，先唤工作人员安排住所以及简单的医疗照顾。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他却挤出时间接待，可见感情深厚。
安顿不过两天，贺子珍就主动敲开陈毅办公室。她直截了当：“老陈，我不能光住不做事，给我安排份工作吧。”一句话，既质朴又带着多年战地生活养成的干脆。陈毅微微一笑：“你想做什么？”“组织群众我熟，基层我也跑惯了，能用上的地方都行。”对话不过数句，转瞬结束，却透露她依旧把自己看作党的干部，而非靠关系获得优待的人。
6月初，华东局根据陈毅建议，任命贺子珍为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那时虹口区人口密集，社会面复杂，地下党曾在此活动频繁。组织部的任务是整合工会、妇救会、青年团等各系统干部，建立新的基层支部。每天清晨，贺子珍骑着借来的旧凤凰牌自行车，穿梭弄堂，查看登记册，核对党员身份。有人不解：她是元帅夫人，为何辛苦？她笑答：“井冈山时打枪都扛过，这点路算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虹口区界内有不少难民收容所。日本投降后流落上海的川、皖籍劳工杂居于此，身份成分复杂。统计、安置、宣传政策，桩桩件件都要协调。贺子珍和同事们起草了第一份《虹口区战时救济人口登记册》，短短三十页，却让后续粮油配给有了底账。档案馆现仍保存那份手写文本，字迹清晰可辨。
7月下旬，区里要成立第一支妇女民兵连。名额确定难度大，有人建议挑选家庭成分好的女工即可，但贺子珍坚持先听基层意见。她跑到宝山路纱厂，征求工人代表，最终把三名因家贫辍学的年轻母亲编入连队。后来这支民兵连参加了浦东堤岸的防汛演练，表现优异。记录本上特地写明：连长王秀英，推荐人贺子珍。一个细节，侧面印证她坚持群众路线的习惯。
进入秋天，形势渐稳。9月初，上级通知筹建区委干部学校，要求两个月内开课。师资紧缺，教材匮乏，她带头编写《基层组织工作提要》，把井冈山时期如何发动群众、长征途中如何保密联络等经验浓缩成十八讲，语言通俗，方便夜校学员使用。许多章节至今读来仍有现场感，“深夜贴标语，要先敲门问暗语”“村口安排哨兵，不让敌人摸进来”——这些文字让刚成年的学生知道，一场胜利背后付出的牺牲。
期间她收到北平寄来的家书，岸青告诉母亲自己已考入北方大学工学院，娇娇则在市女中读书。字里行间，孩子们报告学习成绩，询问母亲身体。一封家书让她安心，也更坚定留在上海工作的决心。
年底前，虹口区组织架构理顺，党员发展数翻了一倍。上海市第一次区委负责人会议上，总结材料列举十八项进步，其中十项与组织部直接相关。会上陈毅点名：“虹口早动手，贺部长功不可没。”掌声响起，她并未起身，只轻轻点头，平静地翻阅记录簿。
1949年的上海冬天比往年冷，申报馆旧址外的梧桐叶被北风吹得沙沙作响。工作之余，她偶有倚窗发呆的时刻，想到自己从井冈山枪林弹雨中走来，如今能在灯火通明的弄堂里筹划基层事务，心里踏实。外人或许不理解她为何不进京与孩子相伴，却忽略了她选择继续工作的理由——对党、对群众的责任感已融进血液，停不下来。
1950年春节前夕，虹口区委把一张“劳动模范”油印证书送到她手中。证书并不华贵，薄薄一页，但旁人能从她的表情里读到满足：那是参与建设新城市的底气，也是对自己多年奋斗的最好注脚。随后，她把证书折好放进旧皮箱，与闽西苏区时期的纪念章摆在一起，轻轻合上盖子，没有多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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