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济阳县驿递考（一）|临邑|商河县|济阳县|递考|齐河县

济南交通史话文/朱立河

济阳县位于鲁西北平原南部，南滨黄河，北邻商河与临邑，西接齐河，东连惠民，地理位置殊为独特。本文依托万历《济阳县志》、顺治《济阳县志》、乾隆《齐河县志》、乾隆《济阳县志》及民国《济阳县志》等地方文献，对明清时期济阳县的驿递制度展开系统考察。研究显示：济阳县自身未设驿站，而是以“协济”方式参与齐河县晏城驿的经费供给；县内递铺系统涵盖总铺与八处分铺，构成连接济南府、商河、齐河等地的交通网络；驿递经费的征派与里甲制度深度绑定，成为地方百姓的沉重负担；清代驿递制度经历了从里甲佥派到征银雇募的变革，然“裁僻济冲”政策却让济阳等僻递州县承受更重压力。本文从地理位置、协济制度、递铺规模、经费保障及交通驿路等维度，全面揭示明清时期济阳县驿递制度的运作实态与社会经济影响。

一、济阳县的地理位置与驿递地位（一）历史沿革与地理区位

济阳县历史源远流长，虞舜至夏时为部落酋长季氏领地，商初属逢伯陵方国，商末为蒲姑古国之域。西周时期，吕尚受封齐国，灭蒲姑，县境遂归入齐地。春秋战国之际，县境分属齐国犁邑、著邑、崔邑等地。秦代，县境西部属漯阴县，其余为著县辖地。西汉时期，县境西部仍属漯阴县，中部为著县，东部则为朝阳、营县之地。东汉至三国，县境隶属济南国。西晋时，县境分属漯阴、著、朝阳三县，归济南郡管辖。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济南知府刘豫降金，济南府遂入金国版图。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割章丘、临邑二县各一部境域置新县，因县境位于济水之北，故定名济阳县，隶属济南府。元代，济阳县属中书省济南路；明清两代，均隶属山东省济南府。这一隶属关系的确立，使济阳县在行政层级上成为济南府属县，在驿递体系中亦相应处于从属地位[1]。

从地理区位观之，济阳县位于鲁西北平原南部，南倚黄河，西接齐河，北靠临邑与商河，东连惠民。这一地理格局决定了其在区域交通网络中的特殊角色：既非南北孔道之必经，又为连接济南府与北部州县的枢纽。据民国《济阳县志》卷六·交通志记载，济阳县东至青州府三百二十里、莱州府六百一十里、登州府九百里；南至济南府历城县九十里；西南至齐河县一百三十里；西至直隶河间府四百五十里；西北至临邑县九十里；北至商河县九十里；东北至武定府惠民县一百四十里[2]。这种“四面通衢”的地理格局，使济阳县成为区域驿递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二）驿递地位的“冲”与“僻”之辨

明清驿递体系依交通地位重要程度，将驿站划分为“极冲”“稍冲”“僻递”等不同等级。所谓“冲”，即地处交通要道、差使往来频繁之驿站；所谓“僻”，则为地处偏僻、差使稀少之驿递。此分类直接关乎驿递经费的分配与征派。

据乾隆《齐河县志》卷五·驿传记载，齐河县地处“九省孔道”，“接壤会城，此去彼来，邮亭之席日暖；朝过夕往，轮蹄之驾无休[3]”。齐河县晏城驿作为济南府北部重要驿站，承担着繁重的驿递任务。相较而言，济阳县虽与齐河毗邻，却未处南北主干驿道之上，其驿递地位应属“僻递”之列。

然而，济阳县之“僻”并非绝对偏僻，乃相对“九省孔道”之冲要地位而言。从万历《济阳县志》记载可见，济阳县设有总铺与八处分铺，连接历城、商河、齐河等地，构成完整递铺网络[4]。这种“僻中有冲”的地理特征，使济阳县在驿递体系中处于微妙的中间状态：既需承担本县递铺运作，又需协济邻近冲驿的经费开支。

（三）黄河与济水对驿递交通的影响

济阳县南滨黄河，这一地理特征对驿递交通影响深远。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既是军事防御要冲，亦是交通往来障碍。济阳县因位于济水之北得名，济水（后称大清河）与黄河交汇，使该区域成为水陆交通枢纽。

从万历《济阳县志》记载可知，济阳县向西南通往历城的驿路设十里铺、二十里铺，向西北通往齐河的驿路设皮家铺、杜家水口铺、新市镇铺[5]。其中“杜家水口铺”之名，暗示该铺临近河水口的地理位置，这亦是其虽非“极冲”之地，却仍需维持一定规模递铺系统的重要原因。黄河水文特征对驿递交通亦有季节性影响：夏季汛期，河水泛滥，渡口常断，驿路需改道绕行；冬季枯水期，河面结冰，虽可踏冰而过，却存在安全风险。故而，济阳县驿递运作需考量黄河水文节律，于特定季节增设备用路线或调整递送时间。

二、协济晏城驿：济阳县的驿站经费负担（一）晏城驿的设置与变迁

晏城驿地处齐河县境内，乃济南府北部之重要驿站。据乾隆《齐河县志》卷六载：晏城驿“设驿旧在县北二十五里晏城镇，因名晏城。革后，因官商行旅多驻县内，遂迁移县东南隅，建驻节察院与驿丞衙各一座，然岁月迁延，渐至废圮。顺治十六年，裁撤驿丞，驿务归并齐河县管理，原驿丞衙署遂改为马厂

[6]。”

晏城驿之变迁，映射清代驿站管理体制之演变。明代设驿丞专司驿务，驿丞虽为未入流之杂职官，秩级卑微，却掌驿站实权——管理驿马驿夫、接待过往官员、递送紧急公文，职责繁重琐碎。清代顺治十六年后裁撤驿丞，驿务归并知县管理，原驿丞衙署改为马厂。此变革乃清代“裁驿丞”政策之组成，旨在精简驿站管理人员，降低行政成本。

从经费规模观之，乾隆《齐河县志》详载晏城驿之经费开支：驿马原额三十匹，里甲马四十匹，合计七十匹，每匹草料银三十六两，共需银二千五百二十两；按五年二闰之制折算，每年摊派闰月银八十四两，总计银二千六百零四两[7]。此数额在济南府属驿站中属中等偏上水平，足见晏城驿作为“九省孔道”重要节点之地位。

晏城驿经费历经多次裁减：康熙十四年，裁递马草料减半银五百五十八两；康熙十五年，再裁晏城驿驿马草料减半银七百四十四两；康熙二十年，钦奉恩诏，驿站裁四留六，走递马草料连闰银减至六百五十一两；雍正十二年，每马草料银减去二分五厘，共裁银六百五十七两，实存银一千二百九十六两。原额二千六百零四两降至实存一千二百九十六两，裁减幅度超半。这种“裁驿充饷”之策，乃清代前期缓解财政压力之重要手段。

（二）济阳县协济晏城驿的经费机制

济阳县自身未设驿站，却需承担协济邻近驿站之责。万历《济阳县志》卷四《贡赋志》明确记载：“晏城驿馆库贰名，银玖拾贰两。本府防夫捌名，工食银捌拾陆两肆钱。”此记载表明，济阳县每年需向晏城驿提供馆库二名之经费九十二两，及本府防夫八名之工食银八十六两四钱，合计一百七十八两二钱四分。

“馆库”乃驿站中管理馆舍与库房之役夫，主要职责为维护驿舍、管理物资及接待安排等；“防夫”则是负责护卫巡逻之役夫，核心职责为保障驿站与公文安全。二者虽非直接参与公文递送，却是驿站正常运作不可或缺之组成。

协济制度肇始于明代，清代沿袭并加以发展。所谓“协济”，即冲途与僻递驿站间通融调拨经费之制。顺治十年（1653年），户科给事中周曾发奏请，以各处驿站勘合使用数量为据，裁定各驿冲僻繁简，将僻递之夫马裁撤，以补充冲途驿站。各地方亦造具《冲僻册》作为调拨依据。在此制度框架下，济阳县作为“僻递”之地，其里甲夫马钱粮被裁撤后，部分用于协济晏城驿等冲途驿站。万历《济阳县志》所载“本县玖铺司兵工食银壹百伍拾捌两肆钱”，及走递青夫、白夫、马骡等经费，实则亦包含协济冲驿之成分。

协济经费之征派，通常由府级财政统一调配：济阳县将协济银两上缴济南府，再由府库统一拨付晏城驿。此“先征后拨”之机制，令协济责任之落实系于县级财政之征收状况。一旦遭遇灾荒战乱，地丁银征收不足，协济经费便出现缺口，济阳县仍需设法补足。

（三）协济制度下的财政负担转移

协济制度之实质，乃将驿站财政负担由冲途大驿转嫁至僻递州县。对济阳县而言，此转移带来双重负担：一方面，本县递铺运作需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协济晏城驿之经费亦需从本县征派。

顺治《济阳县志》所载解元才之论述，深刻揭示此负担之沉重：“济民不苦条银，止以累岁赔米，驿马杂差，一岁里长，一岁倾家，堪为流涕痛哭。端望上台垂怜，省使费，加供食，可苏民困于万一。[8]”

解元才指出，济阳百姓不为“一条鞭法”规定之条银赋税所苦，真正痛切者，乃连年赔补官米、承担驿马调配等杂役差事。百姓一旦充任里长一年，往往倾家荡产。此“一岁里长，一岁倾家”之状，恰是协济制度下财政负担转嫁之直接后果。

从财政机制观之，济阳县驿递经费主要源于里甲摊派。万历《济阳县志》所载“走递青夫贰拾玖名，工食银贰百叁拾贰两；走递白夫叁拾名，工食银叁百陆拾两；走递马贰拾伍匹，工食草料银伍百伍拾两；走递骡壹拾叁头，工食草料银贰百陆拾两[9]”，此等经费实则皆通过里甲制度向百姓征派。

清初虽宣布废除里甲佥派，改民当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银内动支，号称“不复累及百姓”，然实际操作中，摊派现象仍甚为严重。解元才所述“累岁赔米”，正是额征经费不足时，由里甲人户赔补之明证。此赔补无固定标准，往往成为胥吏勒索之借口，令百姓负担更趋沉重。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济阳县志》济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出版社 1994年版第26-27页

[2] 《济阳县志集》济阳县志集编辑委员会编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3] 雍正《齐河县志》 [清]上官有仪修乾隆元年刻本卷五驿传第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