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39年4月初4日，已经亲政四年的乾隆皇帝，对着下面的春闱主考官尹继善赞赏道：“今次尔等所取之卷无浮泛之习，所拟第一甚为允当”。
满面春风的主考官尹继善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刚刚从鬼门关溜达了一圈。因为此次廷试前两天，乾隆帝就意识到此前的廷试“有预先撰拟与歌功颂德之弊”。
因而，乾隆逾旨说他要亲拟延试策问之题，不拘旧式，以免有人事先揣摩，而且还规定“诸生策内，不许用四六颂联，但取文理明通，敷陈切当，不必泥于成格、限于字数。
真正救了尹继善一命的，正是他自己点的延试第一名广东举子庄友恭。庄友恭在他的试卷中有一句经典之句：“不为立杖之马，而为朝阳之风”。主考官尹继善看后大为惊奇，称颂有嘉，遂与诸读卷官推为第一名进呈。
乾隆惊喜地说：“广东僻远之省，竟出状元耶？”皇帝点庄友恭为状元，正是看中了他广东人的出身。当时，六部九卿等京官中没有广东人，状元历来也多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人士所占，这就意味着庄友恭也就没有靠山或是援引之人。
看过《雍正王朝》的都知道，雍正在临终前派给他四位“顾命大臣”。
除了庄亲王、果亲王之外，鄂尔泰与张廷玉已经羽翼丰满，形成了满、汉两大派势力。乾隆又是个权利欲望极其强烈的皇帝，最反感的就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甘汝来奏曰：“前朝曾有数人，本朝从未曾有。”有历史学家统计过，在乾隆登基之后的7年殿试当中，除了庄友恭这一届之外，皇帝几乎把主考官的状元人选全部换了一遍。
比如将第六名的金德瑛第6名提为状元，也有第4名提为状元的于敏中。有时候还会将第10名的直接点为探花郎，比如乾隆二年的任端书。
根据《清实录》记载：乾隆说：“九卿京堂内并无广东人，今得状元，颇为可喜。”
庄有恭在没有攀附或同乡官员的援引下夺魁，实为罕见，这就间接证明了尹继善没有在科举中营私舞弊。皇帝要的就是这种身家清白的“天子门生”，培养属于自己的新臣，庄友恭就是合适的人选。
在这一届考生同年之中，还有几位比如沈德潜、裘曰修，这两位入翰林院编修。还有清朝大才子袁枚，清庶吉士，入末等，外放知县。
相比袁枚还得苦哈哈到地方做官，庄友恭则是一路轻步青云。
到了五月十四日，引见科新进士，乾隆帝见到这位年轻的新科状元，举止不凡，“风度端凝”甚为欢喜，便又令入直南书房，后来又提升他为起居注官。入直上书房。
入南书房是陪皇子读书，入上书房是赔皇帝顾问，一字之差，两者之间地位天差地别。这样的特殊待遇，自然被前朝老臣看在眼里。
乾隆五年，史贻直奉旨为“庶吉士教习”，也就是为庶吉士们上课，庄友恭因为有直入上书房的待遇，经常借故不来上课。
看过《雍正王朝》的都知道，史贻直跟年羹尧同科，就连嚣张的年大将军遇到了也要礼让三分。
老史大为光火，愤愤然道：“我二十年老南书房，不应以此怠我”，因此准备联合手下众门生，准备集体弹劾庄有恭旷课。
幸亏，史贻直的手下有位门生，彭启丰站出来解围。彭启丰陪笑道：“我是庄有恭的乡试房师，您又是我的乡试房师，庄友恭算是您的师孙辈，何必计较呢？”
后来，在彭启丰的婉意调停下，才化解了史贻直的怨气，两人关系这才得以修复。
乾隆八年是庄友恭飞黄腾达的一年，一年之内连升四级。从翰林院修撰（正七品），一路升级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乾隆九年，庄友恭又擢升为光禄寺卿（从三品）。八月初二，庄友恭丁忧回家，还在守孝期间，就被特旨升为内阁学士（从二品），服阙后，迁兵部右侍郎（正二品）。像他这样火线提拔速度，也只有后来的和珅可以媲美。
庄有恭也自知皇恩优握，“臣昔蒙特拔巍科，已属赤窃，兹再荷恩，命得侍联句，尤为荣幸”，要尽心报效乾隆皇帝。
乾隆十三年，庄友恭出任江苏学政。十六年，并授江苏巡抚。十七年暂署两江总督，成为主理一方的封疆大吏。如果说庄友恭一路“顺风顺水”把官当下去，那他几乎就是乾隆宠臣，另一个版本的和珅。
直到乾隆十八年，“丁文彬逆词”案被告发。丁文彬是屡试不中的狂生，曾经携带两本书《文武记》、《太公望传》，书中编造年号，妄称天命。
乾隆震怒，命令彻查此案。丁文彬其实是个疯子，庄友恭之前在江苏学政任上，这两本书也向他献上过。庄友恭看他疯癫无状，没有搭理，也就没有奏报。
案发后，庄友恭才知道自己犯了“渎职罪”，赶紧向皇帝主动请罪。按照他的品级，被罚十倍“养廉银”（大约为一万到一万五千两银子）。
可怜庄友恭也是一介“清流”，这笔巨额罚款成了他的“紧箍咒”。皇帝以庄友恭办差情况，时不时拿这件事帮他“长长记性”。
乾隆27年，皇帝免掉了这笔罚款。4年后，论罪时，又被再次追缴，直到他死后，这笔罚款才算彻底免除。
乾隆21年，庄友恭母亲去世，临行前他主动乾隆汇报了一个案件。他在当巡抚期间，泰兴县有个叫朱聃的犯了“主使杀人罪”，按律处以绞刑。朱聃愿意拿钱赎罪，庄友恭同意了。
在他看来，上一次是因为在小事上“知情不报”，这次是他主动汇报。
没想到，乾隆听完汇报之后，不动声色地让他回家治丧。转头便派人彻查，因为死刑要上报刑部，由部议决惩处，即便贵为巡抚，也落了个“擅专”的罪名。
本质上，皇帝要借这件小事，要敲打一下庄友恭的上司两江总督尹继善。看看尹继善这位庄友恭的“座师”，二人之间是否存在“勾结”。
果不其然，尹继善又抖落出庄友恭“科场贿谋联号”以及“斗蟋蟀致讼”两件事。
乾隆大怒，令撤职查办，大学士、九卿议罪，将庄友恭处以绞刑。
庄友恭在朝中根基本就浅薄，只要大学士、九卿对他不满，就会往死里整。决议出来之后，皇帝又突然袒护他，说他的本意是好的，罚款也没有装入自己口袋，而是充做库用。
让他“另其葬母后赴军台效力”，就在庄友恭失魂落魄往军台赴任的半路上，皇帝再次下旨，令让他署理湖北巡抚。
尹继善则被严加议处，被革职后，又宽免其罪。
精明且多疑的乾隆皇帝，不怕臣子贪污，只怕臣子结党营私。只要查到庄友恭，他每次都难脱干系。最后，乾隆又站出来袒护他。
这就是乾隆大权在握时，他发明的这套恩威并施的“御臣术”，让臣下感恩戴德的同时又诚惶诚恐地尽心宣力。
在庄有恭身上的罚银、罪与赦，犹如两股疆绳，让庄有恭长期活在神采飞扬与诚惶诚恐之间。
庄友恭被任命为湖北巡抚一年之后，再调江苏巡抚，还没赴任，乾隆又调他去当浙江巡抚。
二十七年，仍调任江苏巡抚，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从一品），留办巡抚事。
乾隆三十年，命为协办大学士（从一品），诏还京师，庄友恭却又再次卷入一起案件当中。
三十一年正月，庄友恭被罢官，逮系半年余，又被夺官论斩，乾隆帝渝令改为斩监候。八月，官复原职，授为福建巡抚。
庄友恭后来就一直活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生活中间，直到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日，卒于任上。
直到此时，乾隆才彻底停止了对他“议罪银”的追缴。
钱大昕在庄有恭的墓志铭中概括了他的被提拔的关键梭子：“以文学等巍科，不及十年而跻九列、贰六卿，皆圣明亲耀，不由荐援。”
伴君如伴虎，绝对不是虚言。就像庄友恭的好友袁枚所说：“赏善罚恶者，君也”。
当时生杀予夺都操柄在乾隆帝手中，庄有恭作为皇帝一手扶植起来的重臣都尚且如此，况他人乎？
盖闻天威咫尺，不测如渊。昔年金殿传胪之日，谁不谓君王亲手栽培之迹。孰知三十余宦海间，竟是半生惊涛，一身是枷锁，荣辱交加，升沉迭见。至殁而不能自脱。
“伴君如伴虎”此五字平淡，个中滋味，惟局中人自知耳。朝阳之凤，终为樊笼之禽；立仗之马，何尝不是南书房中侍读之人？恩出于上，则一岁四迁；威加于身，则两番几死。
御马者不使其饱佚，御臣者不使其安枕。古来伴君，原如履虎尾而涉薄冰，庄友恭人生际遇淮海浮沉，不过为康乾盛世添一注脚而已。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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