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冬宫广场。
一群手无寸铁的工人,带着妻儿,举着沙皇的画像,来请愿。迎接他们的,是军队的子弹。
这一天叫“血腥星期日”。它让俄国人民对沙皇死了心,也让革命的火种开始燃烧。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一天。
要真正理解那天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得先搞明白当时的俄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别的不说,就说沙皇尼古拉二世这个人吧。他1894年上台,接手的是一个庞大但问题重重的帝国。这人倒不坏,对老婆孩子那叫一个好,可他脑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他是上帝选中的,权力是神授的,谁也别想从他手里分走一丁半点。
有次他跟亲戚聊天时直接说了:“我绝不会同意建立代议制政府,因为我认为那对上帝托付给我的人民有害。”他觉得自己不放手,反而是对人民好。
可问题是,俄国社会已经在变了。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了农奴制,虽说改革不彻底,农民还是穷得要命,但毕竟把人从地主的完全控制下松了绑。工业化的浪潮也涌进来了,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工人队伍噌噌地涨。
到了十九世纪末,圣彼得堡、莫斯科这些大城市里,已经聚集了大批产业工人。这些人跟农民不一样,农民分散在各村各庄,互相之间联系少,可工人扎堆在工厂里,天天一起干活、一起受苦,自然而然就有了抱团的意识。
工人的日子过成啥样呢?我简单说一下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心里憋着火。那时候一天干12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有的厂子甚至更长,工资低得可怜,勉强糊口都费劲。工伤事故频发,可工人受了伤,别说赔偿了,搞不好还被一脚踢出厂门。工人想联合起来争取点权益?门儿都没有。罢工是非法的,工会是不让建的,谁要是敢带头闹事,警察立马就来抓人。你看请愿书里工人自己写的话:
农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虽然1861年就“自由”了,可他们还得向政府交赎地费,土地少得可怜,根本养不活一家人。到1903年的时候,农民欠政府的税款和赎地费累计已经高达1.18亿卢布。吃不饱饭怎么办?只能到处找活干,有的农民为了找口吃的,能走上几百公里。这种情况下,农村里也是暗流涌动,动不动就有人放火烧地主的庄园、抢粮食。
除了工人和农民,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也不消停。波兰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还有波罗的海那片的,都对俄罗斯化政策憋了一肚子气。拿犹太人来说,他们被限制住在特定区域,不能随便买地,上学的名额被卡得死死的,连当兵都不能进海军或近卫军。这么多种矛盾搅在一起,俄国就像个火药桶,就差一根引信了。
1904年,这根引信还真就点着了——日俄战争打起来了。说起来也是讽刺,沙皇尼古拉二世本来想靠一场小胜仗来提振民心、巩固统治,结果俄国军队被日本打得找不着北。旅顺口丢了,对马海峡一战,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国内,老百姓都傻了:“咱们不是大国吗?怎么连小小的日本都打不过?”沙皇的威望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意思就是,不管加邦本人是啥动机,工人群众走上街头反抗压迫,那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加邦只是恰好站在了那个位置上。
到了1905年1月初,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罢工了,很快蔓延到其他工厂,罢工人数蹭蹭涨到了十几万。加邦跟工人们商量,决定搞一次大的——组织一场和平示威,去冬宫向沙皇递交请愿书。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尽管那些衣服又旧又破,但在他们心里,这是去见“小父亲”沙皇,得体面点儿。他们手里举着圣像、沙皇的画像,唱着圣诗和爱国歌曲,浩浩荡荡地向冬宫走去。
这份请愿书的内容,我仔细读了一遍,说实话,一点都不激进,甚至可以说相当克制。工人和农民提的要求,说白了就是想活得像个人样。他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工伤保险,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要求建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面哪一条过分了?搁在今天,这都是基本人权。可在当时的沙皇俄国,这就是大逆不道。
请愿书最后那段话读着真让人心酸:
工人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但他们仍然相信沙皇会听他们的。在他们的想象中,沙皇是被坏大臣蒙蔽了,只要知道了人民的苦难,他一定会出来主持公道。这种对“好沙皇”的幻想,在当时的俄国农民和工人中非常普遍。他们分不清沙皇和沙皇制度,觉得坏的是那些贵族官僚,沙皇本人是好的。
可惜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那天早上,圣彼得堡还是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冬宫,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变成了十几万,据说最多的时候有二十万人。他们不知道的是,尼古拉二世前一天就跑到皇村去了,根本不在冬宫。也就是说,工人想见的“小父亲”,早就躲起来了。
冬宫外的广场上,军队已经列好了阵。有步兵,有哥萨克骑兵。士兵们端着枪,紧张地看着越聚越多的人群。起初他们还对空鸣枪示警,想让人群散去。但人太多了,后面的推着前面的,加上天冷,大家都不想走。然后,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或者是哪个士兵先绷不住了,枪口对准了人群。
枪响了。
第一排的人像割麦子一样倒下去。人群炸了锅,尖叫着四散奔逃。哥萨克骑兵挥舞着马刀冲进人群,马蹄踏过倒在雪地里的人。鲜血溅在白雪上,触目惊心。事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96人死亡、333人受伤。但谁都知道这数字是假的。反对派说死了4000多人,比较保守的估计是死伤超过1000人。不管哪个数字准确,那一天,沙皇的“金身”被打碎了。
加邦神父在混乱中逃走了,后来有人指责他是警察的密探,是故意引诱工人去送死的。1920年代苏联出版的资料直接给他定性为“沙皇保安机关密探”。但也有材料显示,加邦事先确实通知了当局他要组织游行。我觉得吧,加邦这人到底是不是卧底,可能永远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天去冬宫的工人,没有一个是想去闹革命的。他们只是想跟沙皇说说话,诉诉苦。他们至死都相信沙皇是好的。这种信任,被一排排子弹打得粉碎。
参加游行的工人后来有人写下了这样的话:
从那天起,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沙皇的“仁慈”上了。他们明白了,要想过好日子,只能靠自己。
“血腥星期日”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俄国。各地都炸了锅。圣彼得堡的工人率先发起总罢工,学生罢课,知识分子跑到街上抗议。2月份,沙皇的叔叔谢尔盖大公在莫斯科被社会革命党人炸死。农民们在农村也开始行动了,烧地主的庄园,抢粮食和牲畜。整个俄国像开了锅的粥,到处都在沸腾。
到了6月,连军队都出事了。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战列舰上的水兵因为受不了长官的虐待和发霉的伙食,干脆起义了,把军官扔下海,自己开走了战舰。这艘战舰在敖德萨港外晃悠了好几天,岸上的人看着它,心里都在想:连军队都不听沙皇的了,这世道真的要变了。
整个1905年,俄国就在这种动荡中度过。10月的时候,全国铁路工人罢工,交通瘫痪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陷入停滞,煤气和电灯都灭了,商店关门,连自来水都只能定时供应。就是在这次大罢工中,圣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了——这个“苏维埃”说白了就是一个罢工委员会,后来在1917年革命中成了核心组织。
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时候终于慌了。他本来想硬到底,用军队把所有反抗都镇压下去。但他的顾问维特告诉他:陛下,光靠硬的不行了,得给点甜头。于是1905年10月30日,沙皇发表了《十月宣言》,承诺给人民“公民自由”,建立国家杜马(议会),没有杜马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
这个宣言一出,自由派的人高兴了,觉得终于盼到了宪政。但工人和农民不买账——他们已经不相信沙皇了,而且他们想要的不是空头支票,是实实在在的土地、面包和八小时工作制。列宁后来评价1905年革命时说,这是一次“总演习”。意思是说,革命还没真来呢,这只是一场彩排。
但不管怎么说,沙皇靠这招暂时稳住了局面。军队从远东调回来了,对各地起义进行血腥镇压。到1906年初,革命基本平息了。第一届国家杜马倒是开了,但沙皇看它不顺眼,没过多久就解散了。第二届也是这样。沙皇骨子里还是那个死抱着专制不放的人,什么宪政、什么杜马,都是被逼无奈才给的,一有机会就想收回来。
回过头来看“血腥星期日”这场悲剧,我觉得最可悲的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这场屠杀本来可以避免。工人去找沙皇,不是为了造反,是为了求他救命。如果他们真想去打仗,不会带着老婆孩子,不会穿着过节的衣服,更不会举着沙皇的画像。他们错就错在还相信沙皇。而沙皇呢?他连见都没见这些人,直接派兵开了枪。他以为自己是在维护统治,实际上是在挖自己的坟。
历史后来给了答案。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处决。那些在“血腥星期日”倒在广场上的人,如果知道十几年后沙皇的下场,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但我常常在想,1905年1月22日那天,如果尼古拉二世不是躲在皇村,而是走出来,走到那些工人中间,哪怕只是说一句“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俄国的历史会不会不一样?
也许吧。
但枪声一响,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那一天,工人失去了对沙皇最后的幻想,而沙皇失去的,是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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