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徐继红从台湾来到北京，见到当年熟悉功德林情况的人，只问了一句话，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个问题，压了她很多年。
她的父亲徐远举，不是无名之辈。
这样一个人，死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本来像是旧案翻页。
偏偏他病亡后，周恩来下令彻查；又过了很多年，女儿还跨海来追问死因。
事情就有了另一层意味，一个曾经掌人生死的人，最后是怎么倒下的；一个背着父辈旧名声的女儿，为什么非得把这件事问清楚，问到底。
徐远举出生在湖北大冶，家境原本不错。
少年时脑子快，脾气也坏，读书不差，惹事更多。
家里后来受过冲击，这段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再往后，他进了军校，又投到复兴社特务处门下，也就是后来的军统。
在这个系统里，徐远举不是靠圆滑往上走的。
他靠的是一股狠劲，外加办事不留情。
这个叫法，说的就是他的性子。
抗战时期，徐远举长期在西藏做情报工作，后来又到西南任职。
到重庆后，他的位置已经很靠前，能指挥的地盘也不小。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身上的凶相彻底露了出来。
查封中共机关，打击地下组织，主持破坏《挺进报》案，一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因此被捕。
很多人被关进白公馆和渣滓洞，很多人再也没出来。
重庆局势崩掉后，徐远举一路往西南跑，想去台湾，最后没走成，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扣下。
这个结果很讽刺。他替国民党卖命多年，真到了溃败关头，却被丢在了后面。
再后来，徐远举被押回重庆，关进白公馆。
这个地方，他太熟了。
区别只在于，以前他站在牢门外，现在他坐到了里面。
这个反差，不用多说，已经够重了。
刚被关押时，徐远举一直怕自己会不会被处决。
录口供，手会抖。外面有群众活动，他也紧张，生怕事情落到自己头上。
管理人员告诉他，罪再重，也还有改造的机会。
徐远举听进去后，态度慢慢变了。
转到北京功德林以后，他在学习和劳动上都很卖力，写交代材料，抢着发言，也认真读书。
沈醉后来回忆过，战犯里买《资本论》的人不是没有，真读进去、还写批注的，徐远举算一个。
他还写下《我的罪行实录》，把自己做过的事一条条交代清楚。
可有一件事始终压在他头上，特赦名单里没有他。
别人一批批出去，他一次次落空。
这种落差，时间越久，压得越沉。
表面上他在改造，在用力往前走，心里那口气，其实一直没顺过。
到晚年，徐远举的身体已经不算好，血压高，情绪也容易起伏。
可他的急脾气，始终没完全收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他在功德林缝纫组劳动，做出的衣服被指出质量不过关，需要返工。
事情本身不大，落到徐远举身上，却一下顶住了他的火气。
他当场发作，闹得不小，还和人起了冲突。
回到住处后，情绪一直平不下来。
当晚，他去洗了冷水澡。
对一个年纪不轻、又有高血压的人来说，这一下很危险。
夜里，徐远举突然发病，在床上翻滚，满头是汗，鼻孔出血，很快陷入昏迷。
管理所先做了紧急处理，后又将他送到北京复兴医院。
医院给出的诊断是脑溢血，最终抢救无效。
消息报到周恩来那里，总理当场追问，人是在管理所里病倒的，为什么送医不够及时？
这不是替徐远举开脱，也不是替他惋惜。
战犯改造是严肃政策，人在押期间病亡，必须查清过程，不能含糊。
随后有关方面做了调查，医院记录、抢救经过、死亡证明都查了。
结论很明确，徐远举死于脑溢血，诱因是情绪剧烈波动，再加上冷水刺激，没有人为加害。
事情查清了，档案也留下了，一页一页都很硬，不含糊。
徐远举病亡后，遗体被火化，骨灰后来由家人领回安葬。
按理说，这件事就该沉下去了。
可多年之后，徐继红还是来了大陆。
见面后，徐继红没有闹，也没有替父亲喊冤。
她只是想知道，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姚伦把相关档案调出来，医院诊断、抢救经过、死亡证明，一样样给她看。
事情说清之后，徐继红的真正来意也摆到了台面上。
她需要大陆出具正式证明，证实徐远举是在关押期间因病死亡。
按台湾那边当时的规定，这样的证明可以用来申请抚恤金。
姚伦答应了，给她开了证明。
这件事的收尾，很平静，也很沉。
那张纸，在大陆这边是病亡记录，在台湾那边是申领抚恤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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