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企业来说，中国的税制与美国相比，并不那么友好，这大约就是为什么曹德旺会跑到美国办厂，实际纳税要低得多。
美国主要是所得税，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企业赚钱就征，不赚钱就不征。中国是增值税+所得税，赚不赚钱都要征，不赚钱缴纳增值税，赚钱了所得税和增值税一起交。但真正让企业恐惧的是增值税，企业不怕赚钱了与财政分享，无非是多与少的选择，更怕是亏损了还要交税，这就是生与死的体验了。
当然，增值税理论上最终由消费者买单，似乎财政只是在收取“过路费”，直接受影响的是现金流，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在一个封闭模型中有效，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有这种想法很危险，老板本能地会把增值税视作成本，甚至会戏称为财政的一份“干股”，多少要交点。
比如，房子盖了，长期卖不出去，但只要你买入材料，开始施工，增值税就已经发生了；卖不出去，就不存在转移至消费者。那么，首先是一个巨大的现金流占用，没利息，如果你的现金流来自贷款，那还要交利息，也就是说你一直在亏损，这几乎就是企业的“斩杀线”，更要命的是，并不是房子卖不出去，政府就能全部退税，那你说，增值税对财政来说，是不是有点“干股”的意思？它没有股权证明，也没有股东分红，但只要企业在经营，这份干股就前置地拿定了，只是多少的问题。
当然，增值税的设计，并不是财政要收一份干股，但同样是增值税，中国税制的设计核心价值取向是财政，这一点不用争论。所以，一般地说来，它会走向GDP经济学，很关心交易的发生，不太关心企业的赢亏。
所以，中国的企业是脆弱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
增值税说是最终转嫁给消费者，其实，很多企业根本没有议价权，这一点又淋漓尽致地体现于房地产，而在软预算约束下的国企，更没有议价权，又谈什么转嫁？
何况市场是竞争性的，提价意味着失去订单，彻底出局。企业大量成本无法通过进项抵扣，增值税仅对“购进货物/服务”的支出允许抵扣，而人工、租金、研发、各种罚没、必不可少的“润滑费”，往往没有进项发票。若遇原材料涨价、订单减少，收入下滑导致销项税减少，人工、租金等固定成本不变，那就是完蛋的完。
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存活五年以上的企业不足7%，十年以上的不足2%，而欧美企业平均生存12.5年，日本企业平均30年，谁又能说，如此残酷的生存竞争，与2016年后增值税的实施没有关联性？
2016年开始实行营改增，这是民营企业退潮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企业的利润收窄，且没有退路。经历了疫情后，很多企业老家底耗得干干净净，失去了断臂求生的机会，这就是增值税背景下的场景：亏钱纳税。
客观地说，营改增不是民营经济失去信心的根本原因，但它的确是加速器，它给企业划出的是一道生存与死亡的边界，而不是同甘共苦，分享成败。
它把大周期下的问题交给了企业，由自己来决定是否给予减免税，本质上是一种缺少公信力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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