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个风俗，叫"吊柳七"。每年清明，大批歌妓穿着素衣，带着酒菜，浩浩荡荡跑到郊外一座坟前祭扫。这事年年如此，持续了将近七十年，民间甚至流传一句话：不来这里拜一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踏青了。
而这座被万人祭扫的墓，主人死的时候，家里穷得连棺材都没地方放，只能寄在寺庙里，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柳永本"不该"变成这样。
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做过工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建设部副部长级别。家里兄弟几个，号称"柳氏三绝"，父亲、叔父、哥哥，清一色进士出身。这样的家庭背景，搁在北宋，正常剧本是：读书、考试、当官，顺理成章。
结果柳永偏偏在科举这条路上翻了车，而且翻得非常彻底。
他第一次进京赶考，大概二十五岁，落了。第二次，三十出头，又落了。第三次，他哥哥跟他同场考试，哥哥考上了，他没有。第四次，四十一岁，还是落了。
整整十六年，考了四次，一次没过。
但奇怪的是，柳永并不是没本事。他的词在当时已经传遍大街小巷，连皇宫里都在唱。问题出在另一个地方——他写的东西太"市井"，太直白，太不像一个想当官的人该写的样子。
当时的皇帝明确下过诏令，说这种"靡靡之音"会带坏风气，要严格管控。考官看到柳永的名字，看到他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心里大概已经有数了。
最绝的是仁宗皇帝。 据说他亲自划掉过柳永的名字，批了几个字，大意是：你不是想喝酒唱歌吗，那你就去唱吧，要什么功名。柳永听说这事之后，也没哭天喊地，反手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奉旨填词"。皇帝叫我去写词，我就写词，合法合规。
这种劲头，算是一种倔强，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
后来他还去求过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问他，你会写词吗？他说，我会啊，您不也写词吗。晏殊冷冷回了一句，我写词，但我写的不是那种"彩线慵拈伴伊坐"。这话说得非常难听，翻译过来就是：你写的是下九流的东西，我们不是一路人。
柳永碰了一鼻子灰，出门走了。
事情的结局是，他在五十一岁那年，赶上了一次皇帝开恩的特殊考试，终于考上了。改了名字，从"柳三变"改成"柳永"，想跟过去划清界限。但仕途依然一言难尽——做了十几年官，最高只做到一个从六品的闲职，比他父亲当年的位置差了不知道多少级。
科举这条路越走越窄，但柳永在另一个地方越混越顺。
北宋的汴京是那个时代最繁华的城市，瓦舍勾栏鳞次栉比，做娱乐生意的地方多得数不过来。教坊里的乐工每次搞出一个新曲调，第一件事不是别的，是去找柳永——没有他填词，这首歌就没法推向市场。
歌妓也明白这个道理。柳永的词一旦写进某个人的曲目里，这个人的身价立刻能翻好几倍。所以对她们来说，得到柳永的一首词，是实实在在的投资。她们用钱、用吃住、用各种物质供养换柳永写词，双方心知肚明，各取所需。
这事听起来有点"嫖客被包养"的意思，但放在当时那个语境里，更像是一种职业合作——柳永是她们最重要的内容供应商。
他跟很多歌妓都有真实的情感，不只是交易关系。虫娘、谢玉英、陈师师……他写过她们，陪过她们，也被她们养过。
他那首《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就是第四次落榜之后，离开汴京时写给情人的。科举给了他一道伤，这首词给了后来所有失恋的人一个出口。
他的词传播到了什么程度？有人当时问过一个从西夏回来的官员，对方说了一句让人至今印象深刻的话：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唱柳永的词。不是汴京，不是江南，是整个宋朝的版图。
而最荒诞的反差是，嘴上骂他"浮靡"、好几次亲手把他踢出科举名单的宋仁宗，私下场合喝酒开宴时，点的也是柳永的词。侍从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皇帝听了还不够。
这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拧巴。那些说你不入流的人，背地里是你最忠实的受众。
柳永最后定居在润州，也就是今天的镇江，在那里度过了生命最后几年。死的时候，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后代守灵，没有亲属料理，棺柩只能暂寄在附近的寺庙里。
这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后来，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在润州做官，想起这里还停着柳永的棺柩，四处打听他的后人，找了一圈，一个都没找到。最后是这位官员自己掏钱，把柳永正式下葬了。
一个宰相的弟弟，为一个连自己墓地都没着落的穷词人操心身后事。 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某种形式的认可了。
但真正的故事，是那些歌妓做的事。
她们中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为柳永守灵，哭得站不住。据说谢玉英在柳永死后没多久也随之而去，临终前说要葬在他旁边，后来真的实现了。这些细节有多少是历史、有多少是后人的寄托，已经很难说清楚。但它们被记录下来，被一代代人传述，本身就是一种真实。
柳永一生写了两百多首词，在宋代词人里算不上最多，但他做了一件改变游戏规则的事：在他之前，词大多是短小的，像弹弓，射得近；他把词写长，像投石车，能装进更多东西——山河、离别、市井、欲望。后来苏轼读他的词，说有几句已经达到唐诗最好的水准。
这个评价，来自一个同样科举高中、官途顺遂的人。
柳永考了一辈子的试，最终没能走进他以为的那扇门。但他其实早就在另一面墙上，凿出了一个洞。后来穿过那个洞走进去的人，数都数不清。
那些每年清明来哭他的女人，大概比任何一块功名碑都更诚实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被记住，从来不是考官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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