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5日，值李时岳教授逝世一周年纪念。4月24日上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举行“追怀李时岳教授”座谈会。会议由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王杰主持，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以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30名学者参加了痤谈会，李时岳教授的女儿李非尹也参加了座谈会，兹将部分学者的发言(按顺序)摘录如下：
张 磊 (研究员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李时岳教授是我的师兄，50年代我们一同受业于北京大学邵循正先生门下，他早两届。在北大一年多，我们有幸在一起切磋学艺。
纪念一位学者的最好方式，是对其学术事业的纪念，今天举行这个座谈会，即基于此。
李时岳教授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他始终坚持真理，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一生辛勤耕耘，学术成就不菲，其收获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难能可贵。他最突出的业绩之一是他早年的两部著作——《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和《反洋教运动》。作为学者，他表现出应有的严谨学风。他的学生已有数不清的教授，这也是他的业绩。
令人遗憾的是，时岳教授晚年生活缺少照顾，“英年”早逝，使学术界蒙受不应有的损失。我们应进一步整理其学术著作，以示来者。作为师弟，我愿学习其长处，继承其未竟之事业。
张难生 (研究员 广东省社科院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在李时岳教授逝世周年座谈会上，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极度悲痛……尽管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
时岳教授50年代开始扬名，《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反洋教运动》等著作述惊人之谈，如认为武昌起义爆发于10月9日等，给我印象至深。迟至1975年，我才有幸借出差东北之机拜访时岳教授。我曾从事过龚自珍研究，那次见面，时岳教授与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的龚自珍。他才华横溢，侃侃谈来，令我敬佩不已。
时岳教授的确是一位专心做学问的人，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毋庸讳言的。论人品，他颇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风格，对年轻同志的学术要求毫不含糊，从不对别人有所微辞。他有傲骨，却无傲气。
时岳教授于社科院工作期间，从来没有就生活问题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这让人感动，又让人惭愧。
李吉奎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
早在东北工作期间，我就有幸常与李时岳教授谋面，求教于他获益匪浅。
李教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人，具有传统士大夫风格。他的著述甚丰，很多著作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他的学术观点的提出，不是偶发的火花，而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深思之后再提出来，这便是学者的优秀品质。
李教授对人要求很严格，送文章请他指教，他不但看，看得仔细，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而且毫不客气。对人启发至深。惜乎他少锻炼，以抽烟、喝酒替代吃药治病，并希望以此创出健康先例。可惜未成功。
赵春晨(教授 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
我与李教授有同门之缘，但我却不敢以师弟自居。盖因我的学识与之相去甚远也。
60年代入北大，常以有这样一位学长而自豪，此时他早在东北执一方牛耳。无缘前往拜访，只能心仪矣。直到1978年他到兰州参加学术讨论会并应邀在西安讲学，我才有机会就教于他。他不仅文章做得好，而且口才也属一流，出口成章在他那里不是言过其实。80年代我们在汕头大学朝夕相处，我常受耳提面命之惠泽也。
80年代是李教授学术生命的巅峰期。此时《从洋务、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等文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震人耳目，新人耳目。他在中国史学界思想解放过程中所起作用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时岳教授一向主张研究历史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他坚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之教条。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他在近代史领域不断探索创新之精神即源于此。而他所取得的斐然成就能得到今天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这个事实即是他这一精神的最好的注释。他晚年的两篇典范性文章：《〈龙华会章程>考释》和《从〈秋夜草疏图>说起》,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指出历史的研究方法。
李教授不仅是学人，也是一位有才干的领导者。在汕大担任副校长期间，他主管科研、图书馆、学报等多方工作，使汕大在短时期内斐声海外，功不可没。
李教授常以龚自珍诗“但开风气不为师”自勉，依我看，他应是“敢开风气堪为师”才对。
黄 彦 (研究员 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所前任所长)
时岳同志早逝，是我们所的重大损失。他博学多才，勇于探索，为人正直坦荡，关心集体，事业心强，对中山所有贡献，对我个人亦有不小帮助。
20年前，我随广东历史界的代表北访，第一次到李时岳同志家拜会，李夫人泡制山东风味的花生，至今仍口角留香。汕大建校时，时岳同志又力邀我前往助力，奈我未能成行。1988年在张难生、张磊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时岳同志入调本院，为我们贡献了最后八年的光和热。工作上，时岳同志兢兢业业，不计名利，不计得失。我主持所务时，凡我请他帮忙之大大小小工作，从不推辞，总是百分之百答应；百分之百完成。就在他逝世前不久，还在审阅《孙中山基金会丛书》书稿。为了《孙文全集》的编辑需要，他系统地将中华版的《孙中山全集》审阅一遍，留下了他认真工作的圈圈点点，这令我感动不已。
时岳同志从不说别人坏话，但也从不忘说别人好话。在我的印象中，他很少表扬我，老是说我工作没有计划性，不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说的是真话，我打心里感激他。在交往中，我们缺少的就是像他这样耿直的人。
时岳同志在近代史研究上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在我看来，他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揭示近代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二是对某些具体历史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学术性的，他所进行的论证离不开具体史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便是他学术成就卓著的秘诀。
郭宝江(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汕头大学前任副校长)
我同时岳教授曾在一起共事，比较了解他。
时岳教授才华横溢，他往往能够比他人更早发现问题，并勇敢地提出来。冒着不被别人理解的风险，他从不退缩。确实，
他没有傲气，却有傲骨。他求真求实，孜孜不倦，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风格。晚年有人对他扣帽子，显然是失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学习时岳教授的骨气。
莫世祥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生时代我接受过李老师的学术观点，现在当教师，李老师的观点仍是重要的讲授内容。他提出“四个阶梯论”确是开风气之先，自成体系，成一家言，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80年代近代史领域的学术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通过论争，我们可以发掘史学研究的新思维。李老师从来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骆宝善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同时岳先生私交不深，但他是我很崇拜的学者。一是他著作等身，却从不故步自封；二是勇于探索，却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勉；三是其观点常常见新，却从不哗众取宠。历史研究有自己的法门和准则，绝不是为某些需要作注。我们要像时岳先生那样，时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勇于探索，独立思考，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做建树。
黄明同(研究员 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所前任副所长)
李老师既开风气又为师。他是严师、良师，很有长者风范。我的那本小书《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正是在他的指点下完成的。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两位先生对我帮助很大，一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锦全教授，再一位就是李时岳教授。李时岳教授时时鞭策我、鼓励我，说孙中山还有很多新的研究领域有待挖掘，坚定了我继续研究孙中山的信念，我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是和李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
刘曼容(副研究员 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李老师关心青年、积极扶持后辈是有口皆碑的。我的博士论文《孙中山和中国国民革命》,从选题、写作到完稿，都离不开李老师的指导。可以说，没有李老师的指导，我的论文不会如此顺利完成。遗憾的是，拙著出版后，李老师却与世长辞，教人悲怆不已……
李老师平易近人，宽容待人，是专家却不摆架子，不强求别人赞同他的观点，大凡这些精神，对我教育至深。我当继续发奋努力，以新的成果告慰李老师。
邱 捷 (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
我为失去李时岳教授这样一位良师深感悲痛。李先生才高八斗，学识超人，独树一帜，自可成一代宗师。他的学术品位极高，真令时下一些粗俗浅陋作品之作者惭愧。李时岳教授献身学术的可贵精神，在于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而这种探索与创新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的著作，堪称学术著作。他的品格，堪称学者风范。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遗著,整理他的遗文，继承他的遗志，把史学研究推向纵深。
宋德华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老师经常给我们这样的晚辈以不吝赐教，诲人不倦，令人难忘。李老师治学严谨，文章精辟，学术观点旗帜鲜明，给我们启迪至深。他的大著《近代史新论》出版后，我曾写过一篇评论，盖因李老师学识高深，我尚难得其要领，未能很好地概括之，我深以为憾。的确，李老师留下了很多发人深省的东西，我们要花功夫去领悟，这便是对李老师最好的纪念。
李非尹 (李时岳教授长女)
会议开得很成功，我很受感动，这种感动更增加了我们对父亲怀念的悲痛。当我替父亲去领省委省政府给他颁发的学术成果“精品奖”的时候，我更悲叹父亲走早了一步——那是对他终生探索的肯定(呜咽)。在这里，我由衷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感谢孙中山研究所、感谢院外、所外参加今天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我代表家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父亲遗志，做一个敬业自励、光明磊落的兢业人。
王 杰(广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今天，诸位先生怀着崇敬而又悲痛的心情，对李时岳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贡献以及学术品格进行追忆、阐扬，千言万语化作一句，那就是赵春晨等先生赞誉的：先生“敢开风气堪为师”。这是对先生最有意义的怀念。愿这种怀念永铭于我们心中。
今天会议的氛围是宽松的，诸位的发言是自在的，对先生的崇敬之情是自然的，先生九泉有知，是会含笑的。
这里须多说一句。对先生而言，先生终生遗憾的是，他早走了一步，未及亲上颁奖台，去接受广东省委省政府给他颁发的学术成果“精品奖”……
对我本人而言，终生遗憾者有二：一是我无勇气提出当先生的助手，终未遂愿；二是我也无勇气给先生(直至送别前)送上一瓶酒、一条烟，终至人事天心两相违矣。
惟愿哲人去矣，风范长存!
〔参加座谈的还有：丁旭光、马庆忠、刘路生、李兰萍、张军民、李振武、刘世红、罗建军、陈志雄、刘志强、谢淑娟等〕
(军民、振武、山屈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
来源：《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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