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的夜来得早，也来得沉。暮色像一块浸了墨的粗布，慢悠悠地盖住连绵的群山，把老屋的轮廓压得愈发单薄。二姐蹲在灶台前，火光映着她蜡黄的脸颊，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皮肤上，手上的茧子在火光下泛着粗糙的光泽，那是常年干农活、操持家务留下的印记。锅里的红薯粥咕嘟咕嘟冒着泡，香气混着柴火的烟火气，飘满了狭小的厨房，也飘向里屋——那里躺着常年卧病的母亲，还有不知又跑去哪里的弟弟三宝。
今年二姐刚满16岁，本该坐在初中的教室里，和同龄人一起读书、说笑，可父亲三年前留下一句“出去打工”，便再也没有回来，母亲的身体也在那年冬天彻底垮了，常年卧床不起，家里的重担瞬间压在了她的肩上。辍学那天，班主任拉着她的手反复劝说，可她只是摇了摇头，眼神坚定得不像个十六岁的孩子：“老师，我弟要读书，我娘要治病，这个家不能倒。”
粥煮好了，二姐盛出一碗温热的，端进里屋，小心翼翼地扶起母亲，一勺一勺地喂。母亲的声音虚弱得像风中残烛，每喝一口都要喘口气，看着二姐疲惫的脸庞，眼里满是愧疚：“二姐，是娘拖累了你，也拖累了三宝……”
“娘，别这么说，”二姐打断母亲的话，声音轻柔却有力，“我是姐姐，照顾你和三宝是应该的。等三宝长大了，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起来的。”喂完母亲，她又盛出一碗粥，放在灶台上温着，转身走出老屋，去寻找三宝。
她知道，三宝一定又去了天台。那是老屋屋顶的一小块平台，没有护栏，只有几捆晒干的柴火堆在角落，却是三宝唯一的避风港。自从三宝小时候被村里的孩子嘲笑“身体特殊”，被骂“怪胎”开始，他就变得越来越孤僻，不爱说话，也不爱回家，常常一个人躲在天台上，从黄昏坐到深夜。
沿着陡峭的楼梯爬上天台，果然看到了三宝的身影。他蜷缩在柴火堆旁，背对着楼梯口，小小的身子裹在洗得发白的旧外套里，脑袋埋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晚风带着山间的凉意吹过来，掀起他凌乱的头发，露出脖颈上一道淡淡的疤痕——那是昨天和村里的孩子打架留下的。
二姐没有出声，只是轻轻走过去，坐在他身边，把带来的外套披在他身上。三宝的身体僵了一下，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二姐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他，不说一句指责的话，也不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和他一起，望着远处漆黑的群山，听着山风呼啸的声音。
“粥温好了，回家吃吧。”过了很久，二姐才轻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却满是温柔。三宝依旧没有动，二姐也不催促，只是静静地陪着他。她知道，三宝心里的委屈，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化解的；他的叛逆，也不是一句指责就能改变的。她能做的，只有陪着他，陪着这个在黑暗中挣扎的弟弟，等他愿意开口，等他愿意回头。
夜色越来越浓，山间的凉意越来越重，二姐把三宝往自己身边拉了拉，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住一部分寒风。天台的月光很淡，却足以照亮姐弟俩依偎的身影，也照亮了二姐眼底的坚定——无论多难，她都会守着三宝，守着这个家，直到把他从黑暗里拉出来，直到迎来属于他们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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