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公共广场，顾名思义，是公共的，但这两天有些事情，让这个自明之理变得格外需要被重申。
像下面这条：
一家叫嘉恒摄影的商业机构，通过招投标拿下了星海广场海边某片区域的经营权，随后派员工穿着绿色马甲上阵驱赶其他摄影师。
被问及依据何在，对方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不用管谁规定，我跟你说不着。”
嘉恒摄影老板的陈述是，他变卖家产，花费135万元，通过招投标取得大连星海广场某区域为期一年的经营权，合同今年10月到期。
变卖家产，孤注一掷，押在一片海边广场的独家经营权上。
从人的处境来说，这个老板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个在现有规则下按规则出牌的人。
他做了市场允许他做的事：竞标、签合同、付钱、入场。
问题在于，那场招投标究竟卖的是什么？
卖的不是摊位，不是设备，不是服务——卖的是一片公共海滨广场的排他性使用权，用商业语言说，就是：
你花了钱，别人就不能在这里做生意，别人要来，就是侵犯你的经营范围！
这逻辑可以自洽，你租了一间门店，当然不允许别人在你店里揽客。
但问题是，星海广场不是一间门店，它是一片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广场，是城市的公共空间，是纳税人出钱建设和维护的公共资源。
把这片空间的使用权打包出售给一家私人机构，并赋予其驱赶其他使用者的权利，这一步，又是谁的错？
星海湾开发建设集团将这片区域承包给嘉恒摄影，收取了使用费。
这是一次标准的商业操作，合同合法，程序合规。但合法与合理之间，有时候存在一道无形的裂缝。
公共广场的经营权可以被出租，这本身并不罕见。
城市里的公园摊位、景区小铺、广场边的停车场，都在这套逻辑下运转。
但有一个关键的分野往往被忽视：
出租的是在此经营的权利？还是排斥他人的权利？
公园里租给你一个摊位，你卖冰淇淋，这没问题。
但如果有人走进公园，从自己包里掏出一块冰淇淋准备吃，你不能上前驱赶，说这是我的地盘吧？
因为他走进公园不是为了和你竞争，而是在行使自己作为公众成员的使用权利。
摄影师们的情况与此类似，他们在公共广场上接单拍摄，向来如此。
这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是劳动者依托公共空间的一种自我组织方式，他们没有门店，没有资本，只有一台相机和对光线与海风的熟悉。
广场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且不是因为任何人授权，而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是公共的。
当嘉恒摄影以经营权为由驱赶他们时，发生的不仅是商业竞争，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置换：
公共空间的使用权被悄悄从所有公众转移到了持有合同的一方。
这种置换如此平滑，以至于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的性质。
嘉恒摄影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承包的区域，听起来理所当然，摄影师感到委屈，却不知道该找谁讲理，相关工作人员说正在协调处理，但这不是普通的经营纠纷。这是一个关于公共空间性质的问题。
嘉恒摄影的老板说，他是通过招投标取得经营权的。
招投标是一种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设计初衷是为了公平竞争、防止暗箱操作，但招投标本身并不能为任何内容背书——如果招投标的标的物本身存在问题，程序再合规，结论也未必正当。
如是之，几个问题：
这片区域的经营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利？是在此设点经营的权利，还是排他性控制此区域的权利？合同里是怎么写的？按合同办事。
二是，星海湾开发建设集团是否有权将这片公共广场的区域承包出去，并赋予承包方对其他使用者的排斥权？
这一权利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三，这场招投标是否面向社会公开？
那100名左右的野生摄影师是否知道有这样一个招投标的存在？
他们有没有机会以其他方式表达意见？
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报道中都没有答案。
但它们至关重要。
因为如果招投标的设计本身就将野生摄影师排除在外，无论是信息不对称、门槛过高还是资格限制，那么这场合法的招投标，不过是用程序正义的外壳，完成了一次利益的定向输送。
4月15日，文旅局发布通报，成立工作专班，要求立即整改，并表示将严厉打击损害游客权益、扰乱公共秩序的不法行为。
但这个表述不太对，公共广场的使用权究竟归属于谁，被悄悄替换成了一个更容易处理的旅游市场纠纷。
处理后者，可以调解、可以划区、可以约谈，处理前者，则需要追问整个安排的合理性，乃至追究承包费的去向和合同的合法性。
显然，后者要麻烦得多。
谁设计了这个游戏？谁批准了这场招投标？谁赋予了承包方排他性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谁从这笔135万里分得了收益？
卢梭说，地球上的果实是所有人的，但土地不属于任何人。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被一纸商业合同悄悄稀释了。
那片海，那段海岸线，那片让一百名摄影师得以谋生的广场，在完成了一次看不见硝烟的产权转移之后，变成了某个机构的经营范围。
双方各退一步，表面平息，但真正的问题不会因此消失，只要公共空间可以被出售，只要经营权可以被赋予排他性，只要招投标的门槛将劳动者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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