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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贵富镜指镜背带“家常贵富”四字铭文的铜镜，多见于汉代，铭文亦有写作“家常富贵”的。这类铜镜过去在各地时有发现，但从公布的材料看，较之其他一些镜类，数量相对较少。关于家常贵富镜及其相关问题，以往研究不多，特别是就其做专门考察的基本未见。近年来，山东临淄陆续出土一批家常贵富镜，其中有部分已集中发表，为深化此类铜镜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本文拟据此对临淄地区出土的汉代家常贵富镜做一梳理，进而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镜进行比较，来总结此类铜镜的特征、风格，探讨其起源以及产地和流通等问题。
一、临淄汉代家常贵富镜的发现及类型
临淄，为两周时期的齐国都城，也是秦代临淄郡郡治和汉代齐郡郡治及诸侯国齐国的都城。齐国重工商，战国时临淄已发展为声名远扬的东方大都会[1]。进入西汉，临淄繁华不衰，其经济之发达、人口之众多，甚至超过都城长安[2]。在临淄齐故城附近，分布有数量惊人的古代墓葬，其中尤以汉墓较为多见。据有关资料，截至2017年，临淄地区已发掘两汉时期的墓葬约24000座，出土包括6000余面铜镜在内的大量随葬品[3]。目前已发表的汉镜只占出土总数的少部分，其中含家常贵富镜24面[4]（表1）。铜镜铭文绝大部分为“家常贵富”，个别为“家常富贵”，字均呈外向环绕状分布，即字的上部朝镜缘方向，下部朝镜钮方向。根据铜镜形制以及纹饰、铭文布局的不同，可将这些家常贵富镜大致分为三类，每类根据形制、纹饰及字体等方面的细节特征，又可分为若干型式。
甲类 3面。十六内向连弧纹缘；连峰钮；主纹区四面各有一字，有“家常贵富”和“家常富贵”两种，笔画多较方折，似汉印中的缪篆书风，左旋读或十字交叉读；每字外侧各对应一乳丁，乳丁之间以凸线相连，形成方框，方框四边中间又各饰1枚八联珠四叶纹座乳丁；主纹区外为一周单线斜向栉齿纹带（图1-1～图1-3）。发现于范家、齐鲁石化停车场、乙烯塑编厂等墓地。
乙类 1面。发现于南马墓地棠悦M199。平缘较窄；圆钮，圆圈钮座，钮座外为一周八内向连弧纹；“家常贵富”四字铭文笔画略显方折，对称分布于主纹区，右旋读，无乳丁；主纹区内外各有一周单线斜向栉齿纹带（图1-4）。
表1 临淄出土汉代家常贵富镜一览表
图1 甲类和乙类家常贵富镜
1～3.甲类（范家淄江花园方正2009M35∶1、1991齐鲁石化停车场M28∶1、1992区乙烯塑编厂T101M17∶1） 4.乙类（南马棠悦M199出土镜）
丙类 20面。平缘；圆钮，圆圈钮座，钮座外一般有一周凸起的圈带；铭文均为“家常贵富”，四字与四枚乳丁相间分布于主纹区，右旋读，乳丁多带圆座；主纹区内外一般各有一周单线斜向栉齿纹带。根据镜缘宽窄不同，分二型。
丙A型 15面。镜缘较窄。按铭文字体风格不同，又分为二亚型。
丙Aa型 12面。除个别镜子上的个别字外，铭文多方折笔画，偏缪篆书风。根据主纹区有无鸟纹，又分为二式[5]。
Ⅰ式：9面。主纹区无鸟纹（图2）。发现于乙烯生活区、单家、范家、南马、永流、张家庄、勇士区、金茵小区等墓地。
图2 丙Aa型Ⅰ式家常贵富镜
1.1986区乙烯生活区T806M029∶1 2.单家墓地方正尚城M16出土镜 3.范家墓地淄江花园方正2009M2出土镜 4.范家墓地淄江花园方正2009M106出土镜 5.南马墓地棠悦M938出土镜 6.永流墓地金鼎绿城三期M664出土镜
Ⅱ式：3面。主纹区除乳丁和铭文外，还施鸟纹，2只或4只（图3）。发现于南马、西关南临淄中学、永流等墓地。
图3 丙Aa型Ⅱ式家常贵富镜
1.南马棠悦M216出土镜 2.西关南临淄中学M108出土镜 3.永流金鼎绿城三期M168出土镜
丙Ab型 3面。铭文特别是“家”“常”“富”三字笔画圆转委婉，偏小篆书风（图4）。发现于国家、刘家等墓地。
图4 丙Ab型家常贵富镜
1.国家墓地新村M61出土镜 2.刘家墓地棕榈城二期M74出土镜 3.刘家墓地棕榈城三期M118出土镜
丙B型 5面。镜缘较宽。按铭文字体风格不同，又分二亚型。
丙Ba型 3面。铭文多方折笔画，偏缪篆书风（图5-1～图5-3）。发现于刘家、商王、西高新村等墓地，其中刘家棕榈城三期M300出土的一面较特别，铭文“家”字笔画较圆转，明显不同于其他三字，而与丙Bb型家常贵富镜上的铭文相接近。
丙Bb型 2面。铭文特点是“家”“常”“富”三字笔画圆转委婉，偏小篆书风（图5-4、图5-5）。发现于南马、相家等墓地。
上述这些家常贵富镜均出自临淄齐故城南郊的汉墓中，但相关墓葬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发表。目前，有关单位或学者在公布这批铜镜资料时，主要是根据铜镜形制、纹饰等，判定其年代多在西汉中晚期。从全国考古发现以及汉代铜镜的发展脉络看，这样的断代应大体不误。至于此类家常贵富镜自身是否存在发展演变，即它们的型式变化是否与年代早晚有关，还有待将来对相关墓葬资料做系统整理后方可确定。
图5 丙B型家常贵富镜
1～3.丙Ba型（刘家棕榈城三期M300出土镜、商王墓地齐银北区M128出土镜、西高新村C组团M18出土镜） 4、5.丙Bb型（南马墓地堂悦M679出土镜、相家墓地区技术监督局M4出土镜）
总的来看，临淄出土的汉代家常贵富镜体量都偏小，直径以6～8厘米的居多，最大的10.5厘米。它们虽然可分出多个类型，但整体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其中，甲类家常贵富镜因镜缘为内向连弧纹，主纹区饰联珠座乳丁，钮为连峰状，故显得较为清秀脱俗；乙类和丙类家常贵富镜因镜缘较厚，圆钮近半球形，主纹区以对称乳丁为主要装饰，故一般显得较为质朴；丙B型家常贵富镜由于镜缘较宽，更显敦厚。
二、其他地区发现的汉代家常贵富镜
全国其他地区也出土或发现过一些汉代家常贵富镜，分布范围较广，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古和吉林，南至两广[6]（表2）。但从公布的资料看，除西安出土数量稍多外，一般都为零星发现。此外，各地尤其是北方地区，还发现不少宋金元时期的仿汉家常贵富镜[7]。这些仿汉镜在外形特征及材质等方面，与汉代家常贵富镜有一定区别，但也不排除有少部分以假乱真者，需具体辨识。同临淄出土的汉代家常贵富镜进行比较，各地所见汉代家常贵富镜大致可分为三类：
表2 其他地区出土汉代家常贵富镜一览表
第一类是与临淄出土的家常贵富镜外形、风格都非常接近，属相同类型。这类铜镜目前发现很少，仅见于山东沂水[8]。该县1981年征集1面汉代家常贵富镜，“家常贵富”四字铭文右旋读，直径11厘米（图6-1）。按形制、纹饰，属临淄出土的丙Aa型Ⅱ式家常贵富镜；从尺寸及钮座外短弧线纹等特征看，和临淄南马棠悦M216出土的一面家常贵富镜尤为相似。
第二类是与临淄出土的部分类型家常贵富镜大体相似，但风格不同，细部形制以及纹饰、字体等均存在一定差异。这类铜镜数量相对较多，下面分别举例介绍。
（1）与临淄甲类家常贵富镜相近者。见于陕西西安[9]、旬阳[10]以及山西右玉[11]、河南南阳[12]、内蒙古包头[13]等地，三槐堂亦藏1件[14]。例一，1954年西安西郊枣园出土1面，“家常贵富”四字铭文左旋读，直径13厘米（图6-3）。与临淄同类型镜不同处主要在于：镜体稍大；圆钮，并蒂联珠纹钮座；钮座外有一周凸起的圈带和一周单线斜向栉齿纹带；主纹区只有4个八联珠四叶纹座乳丁，而无另外4个单体乳丁以及连接单体乳丁的方框状凸线，且四叶纹座的四叶方向与铭文一致，而非朝向镜钮；铭文略显清瘦，“家”“常”“富”三字宝盖头笔画绵长，下部外撇。例二，1998年西安西航公司M34∶4，“家常贵富”四字铭文左旋读，直径11.2厘米（图6-2）。与临淄同类型镜不同处主要在于：圆钮，圆圈钮座；钮座外有一周十六内向连弧纹带；主纹区只有4个八联珠四叶纹座乳丁，而无另外4个单体乳丁以及连接单体乳丁的方框状凸线，且四叶纹座的四叶方向与铭文一致，而非朝向镜钮；铭文略显清瘦。
（2）与临淄乙类家常贵富镜相近者。1955年广西贵港火车站M53出土1面[15]，“家常贵富”四字铭文右旋读，直径6.8厘米（图6-6）。与临淄同类型镜不同处主要在于：主纹区有4个带圆座的乳丁，与四字铭文相间环列；铭文笔画不甚规整，略带隶意。
（3）与临淄丙Aa型Ⅰ式家常贵富镜相近者。见于西安[16]。例一，1993年西安市政枣园住宅小区M18∶4，“家常贵富”四字铭文左旋读，直径7.9厘米（图6-5）。与临淄同类型镜不同处主要在于：钮座与其外凸起的圈带之间，饰短弧线、折线等纹饰；铭文字体略显纤瘦。例二，1993年西安市政枣园住宅小区M22∶23，“家常贵富”四字铭文右旋读，直径7.85厘米（图6-4）。与临淄同类型镜不同处主要在于：钮座与其外凸起的圈带之间，施短弧线、短直线等纹饰；镜缘极窄。
图6 其他地区出土汉代家常贵富镜（一）
1.沂水征集 2.西安西航公司M34∶4 3.西安西郊枣园出土镜 4.西安市政枣园住宅小区M22∶23 5.西安市政枣园住宅小区M18∶4 6.贵港火车站M53出土镜
（4）与临淄丙Ba型家常贵富镜相近者。见于河南洛阳[17]、天津静海[18]、吉林洮南[19]、内蒙古包头[20]、江苏扬州[21]、湖南长沙[22]等地。例一，洛阳烧沟M99∶18，“家常富贵”四字铭文右旋读，直径9.2厘米（图7-1）。与临淄同类型镜不同处主要在于：镜体稍大；钮座与其外栉齿纹带之间，饰短弧线、双直线等纹饰；每个铭文两侧有牛角状对称弧线纹。例二，扬州出土1面，“家常贵富”四字铭文左旋读，直径9.5厘米（图7-2）。与临淄同类型镜不同处主要在于：镜体较大；主纹区铭文和乳丁之间，饰8只鸟纹，鸟双歧冠，卷尾，鸟首均朝向铭文；铭文字体较小。
第三类是与临淄出土的家常贵富镜差异较大，临淄未见与之相同或相近的类型。这类铜镜发现亦不是很多，主要见于陕西西安[23]、河南南阳[24]、辽宁旅顺[25]、新疆洛浦[26]等地。例一，1999年西安陕西交通学校M281∶2，“家常贵富”四字铭文右旋读，直径9.1厘米。十六内向连弧纹缘；圆钮，圆圈钮座，钮座外依次为一周凸弦纹和十六内向连弧纹带；四字铭文笔画方折，与四枚带圆座乳丁相间分布于主纹区；主纹区内外各有一周单线斜向栉齿纹带（图7-3）。例二，南阳苑检察院M47出土1面，“家常贵富”四字铭文左旋读，直径6.5厘米。十六内向连弧纹缘；圆钮，钮外为放射状车轮形粗凸线纹；四字铭文笔画方折、饱满，与四枚带圆座乳丁相间分布于主纹区；主纹区外有一周弦纹（图7-4）。
图7 其他地区出土汉代家常贵富镜（二）
1.洛阳烧沟M99∶18 2.扬州出土镜 3.西安陕西交通学校M281∶2 4.南阳苑检察院M47出土镜
上述各地发现的汉代家常贵富镜，除少数是出土品并且出土背景明确外，多是馆藏文物，或发表时具体出土背景表述不详，因此只能按相关资料视之为汉代或西汉铜镜，具体年代无法进一步分析。洛阳、南阳和西安等地发现的部分家常贵富镜，其出土背景较为清楚。上述洛阳烧沟M99∶18，平缘较宽，与临淄丙Ba型家常贵富镜相近，所属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上述出土家常贵富镜的南阳苑检察院M47，为长方形砖室墓，年代在西汉中期[27]。南阳凤凰城M66出土1面铜镜，与临淄甲类家常贵富镜相近，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年代亦在西汉中期[28]。20世纪90年代西安西航公司等工地发掘的一些汉墓中，出土多件家常贵富镜。根据墓葬及其他共出器物的特征，结合这些铜镜的纹饰变化，研究者推断十六内向连弧纹缘的家常贵富镜流行于西汉中期，平缘的家常贵富镜相对较晚，可能是由前者发展而来，相关墓葬年代多在西汉中晚期或西汉晚期[29]。这一看法，与洛阳、南阳等地的发现情况大致相符。广州汉墓M3020出土1件家常贵富镜[30]，残甚，具体形制不明，但墓葬属西汉后期。总的来看，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家常贵富镜其流行时间与临淄大致相同，都在西汉中晚期。
三、初步认识及相关问题
汉代家常贵富镜在全国都有发现，但各地所出在风格上有一定差异。就临淄出土的家常贵富镜而言，其不仅数量多，而且本地特征和风格很突出。除上文对比所揭示的一些不同外，从临淄所出家常贵富镜的角度来看，丙Aa型Ⅱ、丙Ab、丙Bb等型式在山东以外的地方都尚未见到。另外，临淄家常贵富镜的铭文也很有特色。如字体，丙Aa和丙Ba等型铜镜上的方折笔画较其他地区要明显刚劲饱满；丙Ab和丙Bb型铜镜上的圆转委婉书风，在其他地区则基本不见。又如铭文排列，大部分都为“家常贵富”，且以右旋读的居多，左旋读的很少，另偶见交叉读法，其他地区的铭文排列规律则不甚明显，左旋读和右旋读的均有，不见交叉读法。还有，临淄丙Aa型Ⅱ式家常贵富镜上的鸟纹无双歧冠和卷尾，造型完全不同于其他地区所出，而且数量只有2只或4只，而非其他地区常见的8只。再有，临淄出土的家常贵富镜很注意铭文排列与镜钮的方向关系。大多数镜子上，开头的“家”字都对着镜钮的钮孔。而在其他地区出土的家常贵富镜上，这一点并不很严格。考古发现及研究显示，西汉时，临淄是全国主要铜镜铸造中心之一[31]。尽管迄今为止，齐故城内尚未发现家常贵富镜的铸范，但根据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32]，有理由推断临淄出土的家常贵富镜基本都为本地所产。山东沂水发现的家常贵富镜与临淄所出风格相同，估计属临淄产品。至于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家常贵富镜，当另有产地，且可能不止一处。要指出的是，西安及其附近地区出土的家常贵富镜数量也不少，风格亦较接近，故当时的长安很可能是此类铜镜的又一重要产地。总的来说，从考古发现看，在汉代，家常贵富镜并不是很常见的镜类，产量应当不大，但仍然有多个铸造地。而且，此类铜镜当时在全国各地流通很广，甚至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诸国[33]。
从年代看，全国出土的汉代家常贵富镜大体相近，多在西汉中晚期，临淄亦不例外。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汉代家常贵富镜的主要流行时段；而其最初出现，推测大致在西汉中期。根据铜镜基本形制及铭文布局，一般将家常贵富镜归入四乳铭文镜这一大类。在西安等地，除家常贵富镜外，还可见到“长乐未央”“见日之光”等四乳铭文镜类。因过去发现较多，有学者推测当时的京城长安是四乳铭文镜制作的起源之地[34]。临淄及其附近区域很少见到其他种类的四乳铭文镜，但从近年公布的材料看，当地家常贵富镜不仅类型多样，特色鲜明，而且出土数量远超其他地方，包括西安，再考虑到西汉时临淄经济文化的繁荣程度[35]，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这里不单是家常贵富镜的重要产地之一，而且不排除是其起源地的可能。如众所知，“家常贵富”或“家常富贵”四字铭文，是一种吉祥语。所谓“贵富”，即显贵、富裕之意；“家常贵富”则是追求“贵富”，且祈望长久。在当时，类似的吉祥语还有很多，除镜铭外，常见于瓦当、砖、铜器、印章等物之上。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种“富贵”观念是秦汉时期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36]，也是汉代人幸福观的重要内涵之一[37]。因此，家常贵富镜的流行，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要说明的是，就镜铭而言，在西汉早期的不少草叶纹镜上，已有“富贵”一类的铭文，如“日有熹，宜酒食，长贵富，乐毋事”“常富贵、乐未央、长相思、毋相忘”等。还有少数蟠螭纹或蟠虺纹铜镜上，也见诸如“常贵，乐未央，毋相忘”一类的铭文。所以，西汉中期家常贵富镜的出现并不突然。在形制和纹饰方面，家常贵富镜也借用了草叶纹镜以及星云纹镜等镜类的一些元素，如内向连弧纹缘、对称四乳丁、连峰钮等。这些元素特征，在西汉中期即较早出现的家常贵富镜类型上，尤为多见。由此不难看出，家常贵富镜的产生，既与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变迁有关，也是铜镜自身发展的结果。较之先前，“家常贵富”或“家常富贵”四字铭文简单而直白，更能凸显祈求长久富贵的思想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汉早期至西汉中晚期，带“富贵”铭文的铜镜尤其是草叶纹镜，虽然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但均不及临淄盛行。这似乎也暗示，家常贵富镜很可能起源于临淄。当然，汉代是大一统社会，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紧密，人员流动频繁，某些事物或文化因素出现后，会迅速风行全国，因此要探讨它们的最初起源地，往往并不容易。家常贵富镜及四乳铭文镜同样如此，要最终确定其起源地，还有待更多发现，另外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铜镜的细致断代也非常关键。
过去一些材料及研究，多称家常贵富镜为“家常富贵镜”。事实上，西汉时的很多器物包括草叶纹镜上，类似铭文也常写作“富贵”，而非“贵富”，如“长相思，勿相忘，常富贵，乐未央”“安乐富贵”“大乐富贵”“富贵且昌”“富贵吉羊”“富贵延年”等。但从各地发现的家常贵富镜看，铭文大多写作“家常贵富”，而“家常富贵”很少。临淄出土的24面家常贵富镜中，仅1面为“家常富贵”铭文。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而为之。就字义而言，“家常贵富”和“家常富贵”并无太大差异。那么当时这么做，很可能是出于整体布局和审美的考虑。仔细观察铭文的字体结构及写法可以发现，家、常、富三字都带宝盖头，且宝盖两边笔画下垂较低，基本与字的底部持平，形如口朝下的框；而贵字结构及写法与其他三字明显不同。所以，在四个字的情况下，当排成“家常贵富”时，无论左旋读还是右旋读，贵字都在下边，另外三个外形相近的字居上边和左右两边。这样，不仅看起来较为对称，而且在使用时也很容易辨别出铭文及镜子的上下方向。相反，若排为“家常富贵”，贵字便会出现在左边或右边，另外三个字居上、下和另一侧边，看起来明显就不那么自然了。古代铜镜上的装饰，很讲究对称、协调，铭文亦是如此。
在朝鲜半岛，也有家常贵富镜出土。据有关研究，这些家常贵富镜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是“家常贵富”四乳八鸟纹镜、“家常贵富”连弧纹镜以及“家常贵富”异体字铭带镜。结合上文可知，前两类在国内较多见，第三类则很少发现。正因如此，研究者结合尺寸、铭文等其他方面的分析，将属第三类的两件铜镜判定为仿古镜或仿制镜，年代偏晚[38]。不过，仔细观察这两件家常贵富镜，可以发现，与它们风格相近者在临淄都有出土。第一件家常贵富镜出自庆北朝阳洞，铭文左旋读，直径6.5厘米[39]（图8-1），被认为是“家常贵富镜”和“日光镜”相结合的仿古汉镜。此镜铭文从照片和拓本看均不甚清楚，但形制、纹饰和临淄南马墓地棠悦M199出土的铜镜非常相似，后者直径7.8厘米，属临淄乙类家常贵富镜。相似者还有上文提到的广西贵港火车站M53出土的一件，直径6.8厘米。第二件家常贵富镜出自昌原茶户里，铭文右旋读，直径8厘米（图8-2），被认为是伽倻时代的仿汉镜。此镜与临淄丙Ba型家常贵富镜很相似，尤其是铭文中“家”字笔画较圆转的特征，完全同于刘家棕榈城三期M300出土的一件，后者直径7.5厘米。所以可推断，这两件家常贵富镜并非所谓的仿制镜，而是由中国内地输入的西汉铜镜，且其产地很可能就在临淄，是通过水路即“环黄海之路”传入朝鲜半岛南部的[40]。至于这两件铜镜所在遗迹（墓葬）的年代是否偏晚，与铜镜本身并无关系。两汉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既有政治上的联系，也有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在此期间，大量汉朝文物流入朝鲜半岛，其中就包括家常贵富镜等各种铜镜。它们是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联系和交流以及汉文化向东北亚地区传播扩散的实物见证[41]。
图8 朝鲜半岛出土家常贵富镜
1.庆北朝阳洞出土镜 2.昌原茶户里出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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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策·齐策》记苏秦说齐宣王：“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2]对此文献多有记载，如《汉书·高五王传》记主父偃进言汉武帝：“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
[3]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4] 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耀齐鲁》，文物出版社，2009年。
b.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年。
c.王会田：《山东临淄出土汉代铜镜》，《文物》2017年第4期。
[5]此处所划分的式别不代表年代早晚关系。
[6]这方面，本文只收集国内已发表的资料，因此可能不是很全面。另外，国外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资料上也有家常贵富镜的纪录，但出土地点多不明确，或是与国内资料相重复，故未收集。
[7] a.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镜》，《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b.蔡航：《金代仿古铜镜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c.王欢：《两宋时期仿古铜镜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8]孔繁刚：《山东沂水县征集的古代铜镜》，《文物》1991年第7期。
[9] a.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31页。
b.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c.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0～81页。
[10]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22页。
[11]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12]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58～59页。
[13]郭丽：《内蒙古中南部近年出土汉代铜镜浅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2期。
[14]王纲怀：《三槐堂藏镜》，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15]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铜镜》，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16]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0～81页。
[17] a.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b.洛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洛阳出土古镜》，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28～29页。
c.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黑白版16，文物出版社，1988年。
[18]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镜》，《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19]张英：《吉林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1。
[20]郭丽：《内蒙古中南部近年出土汉代铜镜浅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2期。
[21]王勤金、李久海、徐良玉：《扬州出土的汉代铭文铜镜》，《文物》1985年第10期。
[22]长沙市博物馆：《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90页。[23]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0～81页。
[24]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58～59页。
[25]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藏铜镜》，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26]新疆博物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按：报告称墓地出土1件带“宜家常贵”四字铭文的四乳铜镜，十六内向连弧纹缘。由于铜镜磨损、锈蚀严重，笔者推测铭文可能属误读（把“富”字错辨为“宜”了），实际应是右旋读的“家常贵富”。
[27]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66～267页。
[28]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68～269页。
[29]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3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86页。
[31] a.白云翔、清水康二主编：《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b.白云翔：《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c.杨勇、白云翔：《临淄齐故城镜范与汉代铸镜技术》，《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淄博市临淄区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科学出版社，2020年。
[32]白云翔：《论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考古》2016年第9期。
[33]在新疆，出土家常贵富镜的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和于阗有关。另外，若羌县楼兰古城附近的平台墓地也曾发现过1件疑似家常贵富镜（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34]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35]《汉书·高五王传》记主父偃进言汉武帝，云“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
[36]王子今：《秦汉人的富贵追求》，《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37]白云翔：《汉代人的幸福观及其表达之考古学管窥》，《江汉考古》2022年第6期。
[38]尹泳实：《韩国昌原茶户里119号“家常贵富”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3期。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75~976页收入1件韩国庆州市朝阳洞38号墓出土的家常贵富镜，根据照片判断，与此件铜镜应为同一件器物，但从文字描述及插图比例尺看，直径为7.5厘米。
[40]关于古代中韩之间交流往来的“环黄海之路”，参见白云翔《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考古学探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
[41] a.白云翔：《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考古学观察》，《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b.白云翔：《汉代中韩交流的最新实物例证——韩国庆山阳地里汉镜及相关问题》，《文物》2022年第1期。
作者：杨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鉴出齐都——山东临淄汉代铜镜与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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