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将军为我们从杭州归来接风洗尘,特意邀请我的父母及我到虹桥路他的宅邸共进晚宴。这是一幢非常漂亮、气派的房子,各类佣人应有尽有。那是将军的一位中国朋友慷慨地借给他住的。将军因为把所有的积蓄投进了民航运输公司,所以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所宅邸。

晚宴期间,谁也没有提及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那个重要话题。我曾要求陈纳德将军不要谈论它,除非父亲提起。我感到,虽然父亲已答应了我的请求,但他还想同将军私下里单独面谈一次。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晚宴后,父亲让我先回家,这样他和继母就能同将军再谈一谈。

我怀着一颗惶惶不安的心离开了。虽然我深信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我不知道父亲会对将军说些什么。不错,他是已经答应我的要求,但这只是因为他没做通我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他打消了说服将军的念头。

当然将军的信念是不容易动摇的。而对于另一方,父亲对这件事情看得也非常重,所以他很可能会为此据理力争。我希望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尽早有个结果,而不至于酿成一场大动肝火的争吵。

在外祖父的家里,我焦急地等待着父母归来。在如此漫长,难以打发的间里,我想试着看点儿书,可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我时常感到等待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三个小时之后,父亲和继母贝茜回来了。

他们进门时,脸上露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笑意已经告诉了我结果,将军又一次打了胜仗。

现在留下来的最后一步,就是去征得蒋介石夫妇的同意。我和陈纳德将军都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们三个是最亲密的朋友。从将军初到中国的那天起,从将军把他的航空技术和战略天赋献给为抗击日本军而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的那一天起,这种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牢固。

当年,在重庆那盛大热烈的告别会上,蒋先生曾说:"将军,你就如同我的兄弟一样。"我知道将军非常感谢这份盛情。

"他们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像姐姐和兄长一样待我,"将军说道,"我应该专程去南京,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并得到他们的祝福。"

将军做事从不拖拉。同我父母谈话后的第二天,他就乘坐民航公司的飞机启程飞往南京。在登机前,大早,他从机场给我打来电话。

"祝我万事如意!"他说。

"你知道我会这样的。"

"那当然最好,你知道,他们也许早为我相中了别的女人。"

"他们最好别这样做,否则我会把那个女人的眼珠挖出来!""噢,小东西!我想象不出你能干出那种事!"

"别逼我!"

"替我给你继母买些红玫瑰花﹣﹣再给你外婆也买一些。"

"我呢?"

"现在我已没时间为你操心了。实际上,所有的事情是如此复杂,有时,我真搞不清要和谁去结婚。"

从南京返回上海,他带回了蒋先生夫妇的赞同和祝福,他对我说道:

"我永远也不会再向另一个中国姑娘求婚了,真是太麻烦了!"他变得很认真,"蒋先生夫妇一定让我把他们最良好的祝愿告诉你。夫人还补充说,你和我结婚后,会需要他们帮助的。"

蒋先生及夫人捎给我个人的美好祝愿,使我感到高兴。我作为一名记者,战争期间他们视察昆明时,曾见过他们。他们举止高雅,笑容可鞠,夫人演讲时那温柔的南方口音和演讲口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南京回来的当天上午,陈纳德将军召集了一次民航公司特殊的高级职员会,他向其同僚们宣布了我们订婚的消息。每一个人都向他挥挥手,以示祝贺,大家一致提议他用一架民航班机去度蜜月。将军感谢大家的一片好意,并说我们的蜜月之旅不能很快成行,还要等一段时间。

散会之后,将军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这太令人难堪了,"他说,"我刚才向董事会的同僚们宣布我们已经订婚了﹣﹣可你连一枚戒指也没有。"

我憋不住笑出了声。

"那赶紧去给我买一个呗。"

"走,"他说着,伸手去拿大衣和帽子,"你也该跟我一块去试一试,这样你能选个比较称心的。"

在大街上,我幸福地挽着他的胳膊,从外滩走到南京路。

"哪儿有一家比较好的珠宝店?"他问。

我又一次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干什么都不能离开我!"

他低下头,多情地望着我,"我不愿去考虑,离了你我该干些什么。"

我把他领进了一家商店,他去南京后,我曾到这家商店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去挑选戒指。近来他忙得厉害,我想恐怕他腾不出时间去为我挑选一枚戒指。

"我想要这一个,"我指着玻璃柜里的一枚戒指说道:"如果你能付得起账,就买那一枚。"

将军粗线条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微笑。"你是说你已经来过这里,早挑好了?"

我点点头。

"这么说你已经跑到我前面了。现在你已是非常了解我了!"

我笑道:"将军,当然我非常了解你。"

他微笑着,把注意力转向了戒指。售货员已把它从橱柜里拿出来,放在一个蓝色长毛绒陈列台上。这是一枚大小适中的精美蓝白宝石戒指,每侧都镶有一些小宝石,嵌在一个白金箍上。我很喜欢它,可又非常担心将军银行账上的钱能否承受得了这种价格。

不像谣传的那样,陈纳德将军远不是那么富有。在他为中国服务组建美军志愿队的时代里,他的收入还可以,可绝不是发了洋财。后来,他作为少将的薪水也不足以使他成为富翁。在中国的8年时间里,他积攒的钱都投进了民航运输公司。此时,他显得非常犹豫,我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道:"将军,我非常喜欢这枚戒指,可它对你来说,似乎有点太贵了。"

"多少钱?"

"1500元。"

他笑道:"小东西,你真会挑选,我还担心会是2500呢。"他迟疑了一下,"钱倒不多,可就差一点,现在只有1000。"

我们相互看着,大笑起来。我们谈论时,那位售货员一直耐心地站在柜台后,此时,他也跟着笑起来。

"安娜,"然后将军说:"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我可以肯定如果你的家人知道,他们会收回自己的祝福,你能借给我500元吗?"

我再次大笑起来。我忍住笑说道:"可以,我会借给你500元钱给我买戒指的。"

"今天能拿到钱吗?"

我点点头。

将军走到柜台旁,掏出他的个人支票、钢笔,问售货员:

"中国法币要多少钱?"

售货员面带笑容,把面前一个褐色的木制算盘拉过来,手指飞快地拨起来,他快速地将1500美金按官方汇率换算成法币惊人的数字,弄得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直响,最后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这一长串数字,转过纸条让我们看。它竟是1800万元!

将军开在支票上填写数字,他边写边说道:"倘若一天我给别人讲,我为你买个戒指花了1800万元,肯定没人会相信。"

他对售货员说:"我把日期填成明天的。明天,钱就会进到我的账上,这样你能放心吗?"

"当然,陈纳德将军,"售货员微笑着说:"行,完全可以。"

他把这枚戒指放到一个金色的小盒里,递给将军,并微微地鞠了一躬。旋即我们离开这家商店,我的手上戴着那枚闪闪发光,近2000万元的戒指。

汪司机开着将军那辆老式的普利茅斯车把我送回家。我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包裹金条的布包。这些金条是我变卖了母亲的玉手饰,用这笔钱买的。我拿了一块十盎司的金条,拎个皮包便返回了市中心。到了一家兑换钱币的铺子,我把金条按现行汇率换成纸币,大约值500美元,我得到了一大堆纸币,放进皮包里。来到将军开户的银行,我把钱存到了他的账上。我要了一张收据,回到办公室,把它递给将军。

"使命全部完成。"

"谢谢你,小东西。让我看看那个戒指。"

他拉着我的手,看着那个戒指,在我兴奋、愉快的眼里,它似乎使整个屋子为之生辉。

"那么,现在我们什么时候能结婚呢?"他问道。

我犹豫了,看着戒指,忽然间觉得不知该不该接受这件信物。至少,现在我必须面对那令我犹豫不决的事。我们之间最后一堵高墙呈现在眼前,也许这是所有困难中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我们几乎从未谈及过的问题:宗教。

也许是因为我爱他太深,有意识地回避这件事,透过浸满泪水的双眼,我看到心爱的戒指正微微闪烁着光芒。

"怎么啦,小东西?"将军问道。他轻轻地抬起我的下巴,使我们的目光相遇。

"已经不是伤心落泪的时候,"他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对你来说,也会感到很棘手,所以我便把它藏在了心底。"

他心平气和地问道:"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吗?"

我点点头。

他看了看手表,又瞥了一眼堆满公文、稿件的办公桌,说道:"外面很冷吗?"

"不,不冷。"

他走过去,拿上大衣和帽子,"这儿不是谈话的地方,我们去外面走走吧。"

"如果你有时间,我很高兴这样。"

"我会匀出时间的,小东西。"

我们驱车来到兆丰公园,离开车走到广场上。树上的叶子已凋零,草地变得枯黄,可眼前冬天特有的美丽、寥廓的景色却别有一番情趣。空气虽然寒冷,可明媚的阳光使我们的散步感到非常愉快。

我向将军讲述了我家庭成员宗教信仰的情况。姐姐静宜和我早在女子书院的孩提时代,就已是罗马天主教徒了。我们姐妹在圣保禄女子书院上学的几年后,母亲也改信天主教。

我很高兴,在所有反对意见中没有一个出于宗教信仰。这个问题留给我们自己来解决。

"你对宗教信仰很虔诚吗?"当我们拐入一条两边种着低矮松柏的弯路时,他问我。

"我是一名天主教徒,"我说道,"当然我把它看得很重。"

"我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将军沉稳地说道,"宗教应该成为人们追求真理,向往美好生活的无穷力量和源泉,而不应该成为阻碍、干涉两个相爱的人生活和幸福的屏障。它应该产生一种凝聚力、向心力,而不是离散力。小东西,我们决不能让这点差异将我们分开。"

我紧紧地挽住他的手臂,"那么就别让它成为阻碍我们相爱的理由吧!"他说道,"现在,在你提问前,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你肯定会问到的。即使为了你,我心爱的小东西,我也不会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的。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教徒,我从小就生活在宗教信仰很浓的氛围当中。我熟悉圣经,确认我的信仰,深知它为一切美好的事物所具有的力量。我永远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将军,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我并不期望你那样做,"他恳切地说道,"我认为信仰是个人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我的先辈过去帮助美国为自由而战,奋斗目标之一就为了信仰自由。"

"可它给我们还带来一个问题,"我说,"或者说至少给我。天主教堂是不接纳离过婚的人的,如果我与你结婚,就必须在教堂外举行。"

将军沉默了好长时间。我们不约而同转过身走向一条长椅,坐下来,面对着夕阳的余晖。

"这一切可真难啊。"我低语道,内心世界在激烈斗争着,"教堂不希望它的信徒步入其他教堂,更别说是去举行婚礼。"

将军笑道:"我们可以在家里举行婚礼,就在我那儿。我们可以把它打扮布置一下,邀请你的亲戚和一些好友来参加,我去请一位法官和美国驻沪领事做咱们的证婚人。"

我无言以对。

将军温和地笑起来,"他们会为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同一位老斗士主持婚礼而感到自豪的!来,老坐在这儿要被冻僵了,我们最好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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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21日,星期天,在虹桥路将军的寓所里我们举行了婚礼。虽然它是一个小型的婚礼,但却是非常美丽,令人难忘的。宽敞、明亮的会客室,大厅以及阳台上到处摆满了鲜花。由1000朵白菊花组成的喇叭形结婚钟,悬挂在客厅的屋顶上,在中国,白菊花象征着纯洁、忠诚、奉献与长寿。

婚礼举行的前几天,静宜从美国旧金山专程飞抵上海。1943年自昆明一别,我再没见过她。将军和我见到静宜都格外高兴,她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婚礼,使我们深为感动。

静宜帮我穿上那件美丽、华贵的婚礼长裙,它足有30码长,用白锦缎制成,是在上海和巴黎合作经营的高雅沙龙"绿屋夫人"订做的。我身着这件长裙深感自豪,而且为我的将军更觉骄傲。他身穿制服显得那么"帅"!那天,他的眼睛是褐色、还是蓝色?我想应该是褐色的,当他看着我时,也许略有些发蓝,或者是我的眼睛没看清,被我对他的爱,被我为他的骄傲而弄昏了头?我说不清楚。可有一点我看得很清﹣﹣他目光中传递的信息,他爱我正像我爱他一样,是那样深情,那样执着,那样真诚。

父亲已离我先走。除了静宜,继母贝茜,外祖父母,还有许多我们亲密的朋友:叶公超博士,怀亨·威廉,将军的民航运输公司的合伙人,后任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及他的妻子路易斯;汤母· C ·金特里医生,飞虎队时曾是将军的私人医生;将军的助手舒校炎上校和他的妻子梅。当然还有法官先生和美国驻沪领事。

6点整,在柔和的烛光下,我们用一把日本将军使用过的佩剑切开了我们的婚礼蛋糕。宾客们欢宴致贺。

婚宴之后,一支小型乐队演奏起轻松愉快的舞曲,大厅里人影绰绰,舞姿翩翩。我们开怀畅饮着香槟酒。

每个人都夸我光彩夺目,我希望真是那样。当最后一位来宾离开后,我和将军手挽手,去吹灭蜡烛。当我们熄灭最后一支蜡烛时,屋内一片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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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香梅(Anna Chan Chennault,1925年6月23日— 2018年3月30日),华人华侨领袖、社会活动家、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祖籍广东佛山市南海区,1925年6月23日出生于北京。早期在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工作,是中央社的第一任女记者。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的指挥官陈纳德的太太。她在二战后一直都在美国政坛活跃着。陈香梅教育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顾问、中华全国妇联名誉顾问、中国国家旅游局特别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电视部高级顾问、《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辞典》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大学名誉校长。2018年3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华盛顿家中逝世,终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