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挂钟走得极慢。
王明盯着那根秒针，看它一格一格地爬，像负重登山的老牛。办公室里的光线已经暗下来，他没有开灯。窗外是城市暮色初临的喧嚣，车流声隔着双层玻璃传进来，闷闷的，像隔了一个时代。
下午四点五十七分。
他记得很清楚，因为最后一个电话是在这个时间挂断的。电话那头是张处长，他的老领导，那个在提拔他当副书记时说过“小王是个有原则的人”的张处长。电话里，张处长的声音依然温和，依然带着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亲切：“明啊，我侄子江河，行政办秘书那个岗，你多费心。”
他没有拒绝。或者说，他没来得及拒绝。
因为张处长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话说完，电话就挂了，干脆利落，像完成一项早已计划好的程序。
王明的手还握着听筒，保持那个姿势很久。
十五个。整整十五个电话。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五十七分，王处长、李处长、张处长，还有那些他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老朋友”“老领导”，像约好了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把电话打进来。每一个人都说得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当然，仿佛他们要求的不是破坏规矩，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关照一下”“费费心”“你懂的”。
他懂什么？他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懂。
他懂这些人的心理。在他们看来，王明坐在这个位置上，手里握着干部选拔的尺子，这尺子量别人是铁打的，量自己人总该是橡皮的。他们不信这世上有真正硬气的人，或者说，他们宁愿不信。因为如果王明真的硬气，那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原来他们自己一直以来的那些“关照”，那些“费心”，都是错的。
王明站起来，走到窗前。暮色已经完全沉下来了，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远处高架上的车灯连成一条流动的光河。他想起自己刚到这个岗位时，在全体干部大会上说过的话：“干部竞争上岗，就是要把选人用人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王明在这里表态，绝不让任何一个不符合条件的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我们的队伍。”
台下掌声如雷。
那时候他觉得这些话是说给别人听的，后来才知道，有些话，最需要听到的人是自己。
他转身走回办公桌，目光落在桌上那张全家福上。照片里大哥笑得憨厚，旁边站着侄子王利，去年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没着落。大哥前天打来电话，语气里带着那种他一辈子都不太会掩饰的恳求：“明啊，你那个单位不是要招人吗？王利这孩子你也知道，老实，肯干，就是没啥门路……”
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哥，这事儿我得按程序来。”
按程序来。多好的四个字，像一堵墙，挡住了别人的请求，也挡住了自己的亲人。
可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还是拿起了电话，拨了兄弟单位黄书记的号码。他想得很简单——王利那孩子确实不错，如果黄书记那边能在面试时稍微……
电话那头，黄书记的声音不响，却很重：“王明，你是搞纪检的，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
他说不出口。事实上，黄书记说完那句话之后，他的嘴张着，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听筒里传来忙音，他还在保持那个姿势，像一尊被点了穴的石像。
然后他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那声响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格外清脆，比任何一个电话铃声都刺耳。脸颊火辣辣地疼，这疼让他清醒了一些，又让他更加痛苦。因为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最难拒绝的，从来不是别人的请托，而是自己的私心。那些十五个电话没有打败他，他大哥的一个电话就让他差点缴械。
这才是最可怕的。
他坐回椅子上，深吸一口气。办公室的空气有些闷，他伸手去开窗，玻璃窗推开的瞬间，夜风涌进来，带着初秋微凉的气息。楼下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晕里，有人匆匆走过，大概也是加班晚归的人。
挂钟敲了六下。
他想起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第一天，老书记对他说过一句话：“王明啊，干部选拔这件事，说到底不是技术问题，是良心问题。技术可以学，良心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那时候他觉得这话有点重，现在才明白，不是话重了，是这个位置本身就重。重到每一分私心都会被放大，重到每一次妥协都会成为下一次的开端。今天他给侄子的一个“关照”，明天就会有无数个“侄子”找上门来。他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是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动摇。
原来他也会。
这个认知让他后怕，也让他庆幸。后怕的是自己差点迈出那一步，庆幸的是黄书记那一巴掌隔空打过来，把他打醒了。
他重新坐直身体，打开桌上的文件夹。招聘材料还没有整理完，明天上午的面试安排、评分细则、监督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他签字确认。他拿起笔，笔尖触到纸面的那一刻，他的手稳住了。
窗外，城市的夜晚真正开始了。霓虹灯次第亮起，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开来，像一片星光的海。王明没有再看窗外，他的目光落在面前的材料上，一字一句地审阅，像检视一道堤坝的每一个缝隙。
他知道，明天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那些电话还会打进来，那些人还会用各种方式找到他。但他也知道，这一次，他不会再拿起那个电话去打给任何人了。
挂钟还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地爬，不急不缓，像某种古老而坚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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