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语里至今还保留着《诗经》中3000年前的词汇，意大利书店里的中国文学作品不到1%，而匈牙利译者最头疼的是怎么翻译中文里的‘留白’……”
作为“汉学家走读江苏”活动的重要一环，“文学沙龙——汉学家眼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在南京举行。来自韩国、加拿大、匈牙利、意大利、美国等国的汉学家们，抛出了一连串观察。在他们看来，中国当代文学远不止“宏大叙事”——那些普通人的小故事、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恰恰是外部世界最想读到的“真实中国”。
文学，理解当代中国的窗口
在主旨发言环节，韩国汉学家金泰成以《对和而不同不同解释和复杂》为题，分享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观察。他指出，韩国语中至今保留着大量源自中国古代汉语的词汇，包括《诗经》中的古老用语。如中国最早的诗歌《关雎》里面“寤寐”“辗转反侧”“窈窕淑女”这些词汇，韩国现代汉语辞典里面也有，所有韩国人都使用。
“一首诗里面三个词汇隔了3000年的时间还在使用，这个就能说明韩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同根性。”他感慨道。
金泰成透露，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的翻译出版量可能位居全球首位。“现在如果你们去首尔最大的书店去看，去找一下有关中国的书，去大书店当场能够买到的书超过1000本。”
谈到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初衷，他表示，长期以来韩国读者盲目追捧西方文学，缺乏对中国文学所拥有的强大的叙事能力和东方美学的兴趣。通过翻译，韩国作家能够吸收中国当代文学固有的文化养分，韩国读者也能够具体的感知中国人的生活与意识的细节。
加拿大籍翻译家孟娜则从自身翻译实践出发，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发展，而这些变化在文学中得到了丰富呈现。
她分享了翻译不同中国作家作品时的具体体会：翻译王蒙的《这边风景史》，让她对新疆的自然环境与多民族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翻译雪漠的作品，她逐渐理解了中国西部独特的精神世界；而翻译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则让她感受到当代青年在城市压力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张力。
孟娜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在社会中发挥着多重作用：他们记录时代经验，呈现普通人的生活。“韩东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余华通过极端情景来展现社会变化，毕飞宇则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内心，鲁敏的作品也经常从城市生活的日常经验出发。”
翻译家余泽民的夫人、匈牙利汉学家艾丽卡曾翻译过艾青、吉狄马加等中国诗人的作品。“如果我们匈牙利人不去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不去听中国人的故事，我们还能够对今日的中国了解什么呢？ 答案肯定是我们会失去一个博大的世界。”艾丽卡强调，文学翻译者其实是“沟通者”。“我们站在两种语言之间，两个文化之间，既要理解原本在中国语境当中的含义，还要用母语搭建一座桥梁。”
她特别提到中文表达中“留白”的特点对翻译构成的挑战。“中国人不习惯把话说透，而是说话留三分。中国作家也认为，许多没有说出口的话和说出口的话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她认为，译者的责任在于“听出作品里面、小说里面的沉默，而帮助读者让他理解背后的文化”。
她参与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声音与面孔》收录了八位80后、90后中国作家的作品，她评价道：“这些故事都是讲述普通人的悲喜交加，都讲的是鲜活的故事……每个故事的人物都和我们一样，都有希望、爱、恐惧、失望，所以和我们一样也有对幸福的追寻。”
翻译市场让中国文学“被筛选”
意大利汉学家丽雅女士长期从事中译文学交流，翻译过乔叶、路内的作品。她提供了一个冷静的行业观察：在意大利，中国文学翻译在出版市场中的比例“非常低，大概不到1%”。
这意味着，“意大利读者能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其实是经过高度筛选的”。她指出，翻译作品受到出版市场不稳定性、市场歧视、社交媒体传播甚至影视改编的影响。“大的出版社一般会选择已经在中国或者是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作家”，而实验性写作、不太年轻的作家作品容易被忽视。
“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就容易变得比较片面，我们看到的只是经过出版社和市场、读者期待筛选之后的一部分文学。”
但她同时肯定了汉学家的价值：“研究者和汉学家，尤其是同时从事翻译的汉学家，往往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一个不那么片面，也有很多方面的中国。”
美国汉学家丁迈用“庖丁解牛”来描述翻译工作。她正与英国汉学家韩斌一起翻译中国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她认为，好的翻译需要找到一条“看不见的线”，把细节串联起来。“这条线可以说是翻译工作当中的规律，你要自己找到，也许要自己发明……为了找到或者是发明这条线，你需要放松，因为它很微妙，一点都不具体，你一紧张就抓不到了。”
翻译让“私人体验”走向世界
在圆桌交流环节，多位江苏青年作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邓安庆回忆起自己一篇散文被翻译成丹麦文的经历：“和译者有长达一年的交流。他经常会问我很多问题，比如说什么叫做电动三轮车，什么叫做板车，我就拍照给他看。”他感慨道，“古中国有古中国的精彩，但是现代中国有现代中国的丰富和复杂。这些是通过我们当代作家去书写，可以通过这个翻译的途径让大家去知道。”
何荣直言自己的小说《夜车》曾“投稿三年，被毙了18次”才得以发表。这篇仅8000字、文字密度极高的小说讲述的是绿皮火车上的语言骚扰。“看到自己的小说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感觉很兴奋。原来我这种非常私人化的体验也能够变成其他的翻译者和我们一起灵魂共舞的渠道。”
正如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在发言中所说：“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没有读过蒙田的莎士比亚，也没有办法想象没有读过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歌德，也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受到翻译文学滋养的广大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省作协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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