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先秦儒学而言，存在着一个史料变因，就像先秦思想史天空中的一朵云，这就是《荀子·非十二子》中提到的思孟“五行”。
在这篇带有学术述评性质的文章中，荀子两两一对，不仅批评了儒家之外的十位重要学者的五种学说，还郑重批判了作为先秦儒家后学领军人物的子思和孟子。荀子之所以将思孟组团痛批，不仅在于二者的学术品格相近，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主张，照荀子的说法就是：“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从侧面反映了孔子之后先秦儒家最重要的原创学术理论是一种“五行”说，而荀子对此不以为然。不过，对于荀子这段记载，先秦以后的学术史似乎都没有认真对待。这表明如果荀子的说法是对的，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相差甚远。
那么，会不会是荀子的理解或记录有误？事实上，荀子批评子思和孟子的这段文字确实受到少数学者的质疑。比如宋代的王应麟早就提出：“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今人陈静同样怀疑，批评子思和孟子的这段材料可能是西汉的刘向附益上去的，并非荀子亲著。对于这些有关文本真伪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辨析得以澄清，目前来看，尚无强有力的证据说明《非十二子》是经过了后人改动的伪文献。因此，“五行”说的问题依然无法回避。
面对荀子提到的思孟“五行”说，人们的主要困惑在于一方面“五行”在后人印象中主要涉及金、木、水、火、土的阴阳五行，另一方面思孟二人作品中却找不到阴阳五行。后世学者对这个千古之谜提出了不下七种解释：一是认为五行即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唐代杨倞最早提出这种解释。二是认为五行即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持此论者较多，但原因各异，大体可分三类：第一，认为思、孟作品除了《中庸》和《孟子》，还包括《洪范》和《易传》，因此其提倡阴阳五行是可以成立的，物双松、侯外庐等持此观点；第二，认为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思想近乎阴阳五行家的推论，其思想是从原始五行到神话五行的过渡，所以其中必然包含阴阳五行说，范文澜持此观点；第三，认为思、孟思想实际上和阴阳五行没有关系，是荀子错将提倡阴阳五行的邹衍和孟子混为一谈，从而错批了孟子，也连累了子思，因此荀子这里的五行还是阴阳五行，持此论者为顾颉刚等。三是认为五行即五伦，亲、义、别、序、信是也，丰岛幹、谭戒甫等持此观点。四是认为五行是五常、五伦和阴阳五行的一种杂糅，持此论者为章太炎。五是认为五行或是“五伦”，或是“五常”，决非后世之五行说，持此论者为梁启超。六是认为五行是仁、义、礼、智、诚，这一思想的内部暗含着阴阳五行系统的某种演化，持此论者为郭沫若。七是认为五行盖“王道”，字之转误，持此论者为桃源藏、王天海。
简帛《五行》的相继问世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认为有些问题必得有文献依据才行，否则是无法得到确解的。思孟“五行”问题此前的各种是非争议终究是一个“文献不足”的问题。随着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及后来的公布，这个问题进入了实证研究阶段。1977年，庞朴发表了著名的《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一文，明确提出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这篇佚书所论即思孟“五行”说。
随后，大量学者参与到这篇文献和问题的研究中来。针对庞朴的观点，既有附和者，也有反对者。以池田知久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从这篇文献的抄写时间及内容等来看，并无充分的把握说它就是荀子所指摘的思孟“五行”说。正当这两种声音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一个新的文献又出现了。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在1998年公布的《郭店楚墓竹简》中，人们赫然发现其中一篇简书以“五行”二字起篇，与帛书《五行》的《经》部内容大致相当，这就是竹简《五行》。竹简《五行》的发现使得学术界原先热烈讨论的《五行》是否就是思孟“五行”的问题一下子沉寂了下来，除极少数不同意见外，人们基本认定《五行》所涉及的就是荀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学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五行》《经》部的作者是子思本人，《说》部的作者大概率为子思后学。陈来根据荀子“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描述，将简、帛《五行》的作者分别坐实为了子思和孟子。虽然也有人根据帛本《说》的两处“世子曰”而推定其为世子作品，但是陈来的观点依然是目前最合理的推测。
当我们确定了《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谈论的思孟“五行”所言不虚，并且通过简帛《五行》的研究深入了解“五行”说的原貌以后，先秦儒学史的研究将发生深刻变化。在以往的儒学研究中，人们主要围绕孔子、孟子和荀子三个坐标点展开，对三点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孔孟之间一百多年的儒学发展所知甚少，原因即在于缺少这方面的可靠的文献。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出土文献特别是战国儒家类佚籍的发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但是绝大多数的佚籍要么无法确定作者和学派，要么缺乏学术史的价值。简帛《五行》则非常特殊，我们不但可以确定其作者及学派归属，从而将其纳入学术史的时间坐标和话语范围，还能通过具体研究了解孔孟之间的传承情况以及思孟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关系。
先秦儒学坐标系的第四点
简帛《五行》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使我们找到了定位先秦儒学史的第四个坐标，即原先地位重要却形象模糊的子思。将竹简《五行》《中庸》以及帛书《五行》进行比较，不仅可以重新刻画子思思想的肖像，而且能够对子思后学特别是孟子思想的发生细节有前所未有的了解。
就前者而言，子思的学说通常被贴上注重“内圣”的“心性之学”的标签，现在人们却发现子思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超乎此前的想象。传世文献中对子思重视政治上的“尊贤”问题已有记载，如《韩非子》引用子思之言：“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传统上作为子思作品的《中庸》也将“尊贤”作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的第二“经”。简帛《五行》出土后，不少学者注意到贯穿竹简《五行》与《中庸》的核心线索就是“尊贤”，所有其他问题都围绕“尊贤”问题的重要性展开。可以发现，儒家在子思时代的最大课题是如何评价因为“尊贤尚功”而在齐、鲁两种国家发展道路中胜出的齐国经验。彼时，墨子因为贯彻了一套彻底的尊贤观念而扛起“尚贤”的旗帜，进而发展出一套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墨学。子思则从儒家的问题意识出发，逼问“尊贤”何以可能，发掘出一套“知人”的学问，进而将儒家引向了“心性之学”的道路。在子思看来，“尊贤”之所以得以可能，前提在于“知贤”，这一可能性在《中庸》中体现为人的一种自内而外显发的“明”，进而发展出一套“诚明”说；《五行》则对此做出更为精微的理论建构，将其阐释为一套“聪明圣智”论。对子思的这种“合外内之道”的具体考察，无疑刷新了人们对早期儒学的认识。
就后者而言，以往孟子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孔子之后骤然出现的，简帛《五行》使我们对孔孟之间的情况有了客观了解。目前可以判定帛书《说》部要么是子思弟子的作品，要么是孟子的早期作品，这说明孟子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子思学派孕育的阶段。孟子的诸多重要思想都源于《五行》特别是帛书《说》，例如“金声玉振”“集大成”“大体”“小体”以及“充端”等这些原本归于孟子名下的观念都出自“五行”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孟子“性善论”核心的“四端”说的来源也获得了说明：竹简《五行》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分别提出了基于“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的区分，两者并重；帛书《五行》的《经》《说》却刻意凸显“德之行”的重要性；到了《孟子》，则对子思学说做了进一步简化，只保留了“形于内”的“德之行”的层面，忽视或有意清除了“不形于内”的“行”的层面，进而将圣独立为“圣人”，余下仁、义、礼、智而构成所谓“四端之心”。可以发现，子思的“五行”说大致继承了孔子内外并重的格局，帛书《五行》与《孟子》则不断对其进行删减和改造，在此过程中，思想的简洁和力度增加了，丰富性却丧失了。就此而言，荀子将思孟“五行”合起来未加区分进行批评，也是不准确的。
综合当前各方面的研究情况来看，以竹简《五行》为准的《五行》的《经》部应当是经过了晚年子思认定的子思学派的标识性作品。这部经典一方面是对孔子学说精华的理论重构，另一方面则作为某种磨炼思想的教材成为孟子思想的策源地。相信随着学术界对简帛《五行》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先秦思想史将会迎来新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郭店楚简《五行》思想研究”（23BZX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苟东锋，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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