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痛斥叔叔周作人：祖母在世，没尽赡养义务，死后倒去抢遗产|信子|周作人|周建人|周海婴|许广平

90年代，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撰写了一本书，书名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书里有一个章节专门回忆了鲁迅的原配朱安。

在这个章节的后面部分，周海婴讲述了与朱安有关的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198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决定还原鲁迅母亲鲁瑞卧室的原貌。在考证和分析鲁瑞卧室布置陈设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鲁瑞生前睡的床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

原来，鲁瑞卧室里的床是一张绍兴古式眠床。1943年，鲁瑞去世后，朱安从她的房间搬到了婆婆的房间，一直住到1947年离开人世，而她睡的床一直是鲁迅于1924年花12元钱购买的一架四尺竹床，鲁瑞的床在她死后竟然神秘地不翼而飞了。

为了最大限度还原鲁瑞的卧室，增进世人对鲁瑞生活的了解，工作人员几经辗转，多方走访，最终在周作人曾经的保姆关大妈家里找到了这张眠床。当被问及床的来历时，关大妈说，当年离开周作人家时，周作人把这床送给了她。

讲完这件事，周海婴用近乎“揭露罪行”的口吻写了这样一段话：“由这段故事可以证明，祖母在世，周作人没尽抚养老母亲的义务，死后倒去抢遗产——除了这张绍兴古式床还有许多衣物和日用品。”

对于对周家内情有所耳闻，但并不清楚细枝末节的人，读到这些字字如刺、句句带火的文字，简直如同在这本书里窥见了鲁迅遗属和周作人之间的宿怨和阋墙，仿佛一桩惊天秘闻在眼前轰然炸开，惊心动魄。

当然，周海婴对周作人的怒火，绝非仅仅因为周作人不赡养老母亲这一件事，而是鲁迅一家和周作人一家积攒了多年的旧账，包括1923年周作人强行霸占八道湾的房产，驱逐鲁迅一家......一桩桩、一件件，年深日久地叠加在一起，最终让周海婴对亲叔叔周作人只剩下彻骨的失望和不齿。

要讲清楚鲁迅一家和周作人一家的矛盾，需从1919年说起。

1919年2月，鲁迅出售了浙江绍兴周家祖上留下来的老宅，花费3500元购置了北京八道湾胡同11号的罗家三进院，带着全家人搬到北平生活。

在新家完全安顿好后，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商量以后决定，从今以后，兄弟俩合家合户，同居共财，两个人的收入合为一体，共同承担一大家人的生活开销，一起孝敬母亲鲁瑞，让守寡了23年、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母亲颐养天年，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

由于鲁迅的妻子朱安没有受过教育，大字不识一个，没有能力当家理事，合家后，当家的权柄便交到了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手里。鲁迅每个月的收入除了买烟，剩下的几乎全都交给羽太信子存起来做家用。

从此，羽太信子摇身一变，成为了周家的“财务主管”，掌管着全家人的生计。

然而，背负着全家上下信任的羽太信子，压根不懂什么叫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相反，把住了钱袋子的她，俨然女王临朝，睥睨一切，把家族的“聚宝盆”当作自己的私人金库，花钱总是大手大脚，毫无节制。

虽然羽太信子和周作人只生了一儿两女，可家里前前后后雇了6、7个佣人伺候；每天的饭菜有哪道不好吃的，羽太信子就命佣人撤下倒掉，吩咐家里的厨子重新炒一份新的；羽太信子的生活用品一律只用日本进口货，有些东西在北京买不到日本货，她也绝不降低标准，就算花再多钱，也要托人买到不可。只顾自己舒坦快活，完全不管挣钱有多么不容易。

作为丈夫，面对妻子的种种挥霍做派，周作人本应该站出来加以提醒，但他却一直窝在自己的书斋“苦雨斋”里过着养尊处优、油瓶倒了都不扶的日子，从来不吭一声、管一毫。

对于周作人来说，只要他院子里的清静日子不受影响，不管发生了什么，他都能假装没有看见。毫不夸张的说，羽太信子能这么由着性子胡来，离不开周作人的默许和纵容。

因此，周家在外面辛苦挣钱的只有鲁迅，由于羽太信子花钱不拿钱当钱，和周作人一家经济合并后，鲁迅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令人心寒的是，哪怕已经牢牢抓住了周家的钱袋子，羽太信子犹嫌不足。她还打起了这座三进院的主意，她要让八道湾没有别人，只住她和周作人。

1922年，羽太信子赶走了周建人一家。

有一种说法是，周建人搬出八道湾，是因为要到上海找工作，自行离开。但是，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十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作为周家的后人，周海婴的说法显然更权威、可信度更高。

1923年夏天，羽太信子又赶走了鲁迅一家。至此，羽太信子终于把八道湾的院子据为己有。

对于二儿子周作人和儿媳羽太信子的自私、凉薄，身为母亲的鲁瑞既寒心又痛心，她不想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选择远远地躲开，和大儿子鲁迅一起走。在临走前，鲁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1923年10月，鲁迅又购置了北京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的四合院。

被自己的亲兄弟从自己的院子里撵出去，鲁迅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说。后来，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宴之敖”。

宴上面的“宀”代表家，中间的“日”代表日本，最下面的“女”代表女人，敖长得像“放逐”。这个笔名，正是他在无声地控诉：“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虽然人被赶出了八道湾，但房契上的房主，依然是鲁迅。

羽太信子和周作人能把鲁迅轰出宅子，但只要鲁迅在世，任他俩有多么想真正侵吞八道湾，也做不到将这座院子更名改姓。他们虽然霸占了八道湾的一砖一瓦、一墙一壁，却始终名分不正，名实不符。

但是，1936年鲁迅去世，那个阻碍他们真正拥有八道湾的人不在了，他们便开始迫不及待地篡改房契。

1919年，买下八道湾的三进院后，鲁迅曾邀请了几位绍兴乡亲到场为证，立下一份协议，将这座院子一分为四：他、周作人、周建人各一份，母亲鲁瑞一份。母亲鲁瑞的那份，作为她晚年养老、看病、办后事的保障。这件事，周作人自然是知道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亲哥哥才走没多久，周作人便背着母亲和弟弟周建人，私自拟定了一份协议，将八道湾的院子悄悄过户到了自己名下。而这一切，尚在人世的鲁瑞，以及周建人，许广平统统被蒙在鼓里。

1947年6月29日，朱安去世，终年69年。不久后，常瑞麟作为许广平的亲密朋友奔赴北京，到西三条胡同清点鲁迅留下来的遗物，才看到了鲁迅当年立的协议的照片，立即告诉了许广平。

在周作人真正侵吞了八道湾11年后，身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才知道这座院子有鲁迅、周建人、鲁瑞的一份。

这一年，鲁瑞已经去世了4年之久。看到这张照片，许广平被一种后知后觉的寒心击中。

这张照片的存在，无疑是在诉说着一个道理：就算不论血缘、亲情、孝心，就算只论这张协议，周作人既然侵吞了院子，就有赡养母亲鲁瑞的义务。

然而，回想起鲁瑞晚年的种种，周作人却是一直置母亲于不顾的。

周作人独占了八道湾的院子后，将多余的房间租给房客，一年收入不少租金。而且，他其他的收入也比较不错，生活非常宽裕，几乎没有经济负担。

鲁迅去世后，身在上海的许广平不知道这张协议的存在，一个人扛起了照顾鲁瑞和朱安的重任。当时，许广平独自一个人要拉扯年仅7岁的儿子周海婴，还要负担鲁瑞和朱安的生活开销，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有时候，手头实在紧张，无法按时给身在北京的鲁瑞和朱安寄去生活费，她便内疚得不行，在写给鲁瑞的信里，常常出现“供奉不丰”、“深感愧疚”这样的字眼。

后来，哪怕鲁瑞已经去世了很多年，许广平只要一想起当年没能照顾好鲁瑞的晚年，她心里就止不住地难受。这份内疚，一直埋藏在许广平心底，直到她生命的终点。

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许广平也曾提起笔给周作人写信，希望他尽一尽为人子的孝心，分担一些赡养鲁瑞的责任。但是，信都石沉大海。

得知有这张协议的存在，被这种后知后觉的寒心击中，许广平更加体会到了周作人骨子里的凉薄。

著名教育家俞芳（1911—2012）是鲁迅的邻居，和鲁迅母亲鲁瑞（1857年—1943年）情同祖孙，是鲁瑞和朱安家庭生活最重要的目击者之一。

许多年后，俞芳向周海婴回忆：“自鲁迅逝世至1937年底共十四个月，太师母（鲁瑞）和朱安的生活费全部由许广平承担的。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周作人才承担太师母的生活费五十元。但是物价在飞涨，而生活费却一直没有增加，太师母过的日子自然很拮据了。尤其日寇侵占期间，周作人生活很富裕，出入汽车，家里开销很大，可是对老母寡嫂的困难仍然不予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