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的人越来越多，正使它逐渐从一个医学问题，变成一个稳定的消费场景。从口罩到鼻罩，从护目镜到空气净化器，再到猫蛋片、抗过敏酸奶，只要贴上“防过敏”的标签，价格就可以被迅速抬高。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过敏本身带来的长期焦虑。它难以预测、反复发作，也很难被彻底治愈。在这种情境下，价格变成了另一种判断标准，人们不由自主地相信“更贵的，也许更好用”。
文 |宋春光
编辑 |Yang
运营 |芋头
防过敏，成本变高了
即便在坚固的楼厦里工作，徐凡仍能第一时间感知到楼外圆柏花粉被风刮起的时刻。那是一种生发于鼻腔深处的痒，难以抑制。先是打喷嚏，随后酸痒感沿着鼻泪管传导到眼睛。瞬间，生理性泪水就布满眼眶。
这种感知，几乎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徐凡和妻子在天雅珠宝城经营一家珍珠店铺，这栋建筑距离北京天坛公园500多米。站在大厦西门往外望，一排柏树高过院墙，密集翠绿。2017年，夫妇二人为方便工作搬到附近居住，自那之后，徐凡的过敏症状愈发严重。
▲站在天雅珠宝城西门，可以看到天坛公园栽种的树木。图 / 每日人物作者摄
每年春天，他都会提前囤好N95口罩，应对最难熬的那段时间。根据将近10年的经验，他把自己的“危险期”精确到了三月中旬到四月底——正好与圆柏、柳树、杨树等风媒树种的花粉传播周期重合。
今年3月初，在选防护口罩时，徐凡注意到一款鼻戴式空气过滤器，单价260元。它比普通口罩贵出不少，但可以在防护的同时不影响喝水吃饭。权衡之下，他还是买了一个。社交平台上，这类戴在鼻子上的装置被称为“小猪鼻”，有过敏人士路过留下心声：“哪怕戴上不太体面，管用就行。”
同样生活在北京的李元，也注意到街上戴“小猪鼻”和护目镜的人越来越多。她是个“过敏新手”，两年前的春天，她持续打喷嚏、流眼泪，喝了半个月感冒药却毫无缓解，才意识到这并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
今年，喷嚏在三月中旬准时找上门来，而且更严重了，连眼睛也肿了起来。她开始认真挑选更有效的物理防护方式，却很快发现，价格本身就成了一道新的难题。
以“小猪鼻”为例，市面上的产品从二三十元到两三百元不等。表面看，功能描述相似：高价款强调“四个滤瓣、八层过滤”，低价款则写着“五层防护”。李元有些疑惑：多出几层过滤，真的足以支撑10倍的差价吗？
▲“小猪鼻”的价格从二三十元到两三百元。图 / 淘宝截图
类似的情况，在防过敏护目镜上同样存在。她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推荐一款“贴合度很好，又不会有压迫感”的护目镜，去购物软件搜索后才发现，外观相似的产品数量非常多，有的卖140元，有的只要88元，还有一款售价高达650元，区别在于多了一个“蓄水片”卡槽，商家声称浸湿后可以提高眼周湿润度。
在“防过敏”这个标签之下，原本朴实的产品就增添了魔力，在过敏人士们的焦灼中，有了卖得更贵的理由。
这种溢价，不仅出现在日用品中，甚至蔓延到了药品。
4月初，有网友发现一款名为“他克莫司”的眼药水价格翻了三倍。这是一种用于治疗中重度过敏性结膜炎的处方药，每到过敏高发期，都会被大量患者在药店自行购买。原本700多元一盒的价格，最高涨到3000多元。制药公司回应称，这是市场行为，进货价并未调整，也不存在缺货。
除了花粉和食物，宠物也逐渐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过敏原。猫、狗、兔子等动物的皮屑、唾液中含有致敏蛋白，长期接触可能引发喷嚏、流涕等症状。根据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全球约有10%到20%的人对猫、狗过敏。北京世纪坛医院甚至专门开设了宠物过敏门诊。
但与花粉不同，已经和猫狗产生情感连接的年轻人，并不想和宠物们“隔离”。大家寄希望于防治宠物过敏的“第三条路”，通过各种产品来降低过敏原。
生活在北京的于琪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秋天，她连续十几天打喷嚏、眼睛发痒，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猫毛三级过敏。医生问她能不能和家里的猫分开，她摇头，态度很坚定。
回到家，看着陪伴自己3年的猫，她开始在依恋与恐惧之间反复拉扯。
她尝试按照医生建议，在家中划出“绝对洁净区”，但很难执行。夜里，小猫还是会跳上床，趴在枕边，陪她一起入睡。与此同时，她也在社交平台上寻找解决方案，接触到了各种抗过敏产品。
▲许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应对猫毛过敏的办法。图 / 社交平台截图
这些产品往往附带“科学实验数据”，声称“可安全显著降低猫唾液及尿液中四种主要过敏原浓度”。于琪最终花了500多元买了猫蛋片、猫砂，还有写着可以“分解尘螨蛋白、毛屑”的抗过敏喷雾。
此外，她还购入了一台折后近4000元的空气净化器。相比传统的除甲醛、除雾霾的功能，这台净化器强调能够通过吸附浮毛，来降低空间里的致敏浓度。商家标注了“99.01%去除率”，但究竟对应哪一种过敏原，于琪也说不清楚。
焦虑带来商机，关于“过敏”的新品层出不穷，甚至连酸奶也打出了“抗过敏”的旗号。去年9月，一款主打“调节菌群、缓解过敏”的酸奶上市，试图将防过敏这件事，延伸到日常饮食。
对年轻人来说，在防过敏这条路上，诱惑变多了，花费也越来越昂贵。
能够溢价的生意
在日常消费中，人们早已习惯用性价比做判断。9.9元的定价策略深入人心，大多数日用品，都可以通过横向比较，迅速判断是否值得购买，甚至很容易找到“平替”。
但在防过敏商品中，这套标准正在失效。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因人而异”贯穿了“过敏”的整个命题。
徐凡非常满意那款200多元的“小猪鼻”。他还特意发帖分享这个“爱用好物”，强调“真不是智商税”。作为一个与过敏共处近10年的老患者，他几乎见证了这种病从不被理解，到现在备受关注的全过程。
他还记得，2018年前后，去北京协和医院做过敏原检测时，甚至查不出是对圆柏花粉过敏。“当时说我对龙虾过敏，但那段时间我根本没吃过龙虾。”他说。
而现实是，每年春天，他的症状都在加重。在店里接待客人时，刚把珍珠摆上台面，就要因为打喷嚏，不断退回柜台深处，只能一直和顾客说“真不好意思”。
▲过敏病人接受过敏原测试。图 / 视觉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把N95口罩“焊”在脸上，连睡觉也戴着。耳后和脸颊被反复磨破，吃饭必须摘下口罩，却往往刚吃几口就再次被喷嚏打断。
相比之下，鼻戴式过滤器确实带来了明显改善，至少对他而言如此。但问题在于，这种“有效”，很难被复制。
在徐凡的评论区，不少人追问：“只保护鼻子，眼睛症状能否缓解？”他只能给出自己的经验，“对我而言，只要不从鼻子吸进去，眼睛就好受很多”。也有人分享完全不同的路径，比如防过敏益生菌冲剂。这种补剂在徐凡的认知之外，他没回复。
个体经验不断累积，但都很难形成可以被普遍验证的结论。类似的分歧，也体现在价格更低的产品上。有人觉得二三十元的过滤器已经足够，有人却认为效果堪忧，“一分钱一分货”。
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商品质量和价格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既无法证明贵的一定更好，也无法确认便宜的一定无效。
这种不确定性，在更极端的案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80后张晓梅生活在北京密云，对春秋花粉严重过敏，濒临哮喘。症状最严重时，她一天要打几百个喷嚏，连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更别说工作。她因此在家待业了3年。
▲图 / 《不能拥抱的她》
两年前的秋天，她发现此前服用的抗过敏药都没什么效果了，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一种针灸疗法——蝶腭神经节阻滞术。她几乎没有犹豫，立刻尝试。第一次在医院治疗没有效果，她又联系到这种疗法发明者的孙女，花了三四千元再次尝试，依然无效。
在过敏治疗中，“无效”并不罕见。
李元也有类似的体验。刚开始对抗过敏时，她几乎把所有常见方法都试了一遍，抗过敏药、生理盐水冲鼻、滴眼液。但在生理盐水冲鼻子这个方法上，李元体会到了反作用。
原本，过敏时频繁擤鼻涕，就让她的鼻粘膜变得更加脆弱，总是把鼻血带出来。过度的冲洗加速了鼻腔的干燥，一次在地铁上，她连着打了四五个喷嚏，接着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鼻孔流下，李元手忙脚乱掏出纸巾止血，吓得身旁的女孩问她有没有事。
可以说，治疗过敏更像一道概率题。在这道题中，个人体质与复杂多变的过敏原不停交锋，很难判断某一次好转，究竟来自哪种干预。
去年复查时，多管齐下的于琪收到了好结果，她从3级过敏下降到了2级。但如果说起是哪个环节、哪个产品起了作用，她也犯了难。
首先被排除的是猫蛋片，猫吃了之后频繁腹泻，她很快停用。接着是那台近4000元的空气净化器，用了不到一年就坏掉，最终也被放弃。
反复排除之后，最可能起作用的，是她持续注射的脱敏针。每周两次，每年花费近三千元。医生告诉她，这种治疗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目前来看，可能对她有效。
在社交平台上，关于脱敏针的反馈同样分裂。一位来自广东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过敏原检测单，显示对粉尘螨5级过敏，这是他注射脱敏针两年后的结果，“白花了两万，医生看了报告，说只是参考，有没有效果看实际表现。”
舌下脱敏治疗同样如此。今年3月，生活在上海的一位博主发帖称“放弃舌下脱敏”，一年前，她在瑞金医院开始治疗，滴了几十瓶粉尘螨滴剂，依旧出现过敏症状，感觉过去一年的努力白费了。
▲图 / 视觉中国
在她的留言区，数十名尝试过舌下脱敏的网友现身分享经历，有人体感半年疗程有效，说从小干预会作用更好。也有人和博主同病相怜，用了两三年还没效果。
几乎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稳定地适用于所有人。当治疗的有效性无法被明确验证时，市场往往会失去定价与判断的依据。
但需求却在持续增长。世界过敏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过敏性疾病患病率已达到30%至40%；中国疾控中心2023年发布的研究也显示，我国约有40%的人受到过敏性疾病困扰。
庞大而持续增长的群体，让过敏逐渐从一个医学问题，变成一个稳定的消费场景。资本市场也对这个赛道颇感兴趣，最近两个月，多家提供过敏相关服务的厂商接连收获千万级融资。
焦虑，因为难以预测
过敏本身，制造了一种持续且难以摆脱的焦虑。
在张晓梅的理解里，她的过敏症与遗传有关，家里的哥哥姐姐都有不同程度的过敏。但在几个人中，只有她的症状愈演愈烈。
2020年9月2日，一阵连续的喷嚏和咳嗽之后，她第一次明显感觉到胸腔发闷、呼吸困难，这才意识到，过敏正在向哮喘发展。今年，她又出现了新的症状。半个月前，戴着护目镜和N95口罩外出一个小时后，回到家，她发现裸露的皮肤迅速泛红、发痒。
从医学角度看，过敏本质上是一种免疫细胞发起的“过度防卫”。身体错误地将花粉、尘螨等无害物质识别为威胁，并由此引发一连串反应。但真正让人不安的，并不是这个原理，而是它的不可预测性。它几乎不遵循过往的生理经验：触发条件不固定，症状轻重不稳定，甚至会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突然加剧。
正是这种不确定，让过敏从病症变成了一种长期存在的风险。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这种未知带来的焦虑支付溢价。无论是昂贵的脱敏疗程，还是家中层层加码的净化设备，本质上，都是在为“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提前做准备，为安全感买单。
▲图 / 视觉中国
张晓梅用“没招儿了”来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她一边在社交媒体上安慰其他过敏病友，说发展到她这种程度的毕竟是少数，一边也清楚地知道，这种病更像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它一直存在，但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它什么时候发作。
齐颜就是那个生活被过敏突然引爆的人。
去年4月初，清明假期，在北京从事制片工作的她连续两天外出爬山、逛公园，回家后还在熬夜。复工当天早上，她在镜子前发现，脸上突然长出密密麻麻的红疹，随后才意识到，手臂、腿部、后背也全部被红斑覆盖。
她根本想不通发生了什么事，惊慌之中，只能先去附近医院就诊。因为她正在服用中药治痘痘，医生最初诊断为“药疹”，开了外用和口服药。但症状并未缓解，“是不是过敏”的念头逐渐在她心里升起。
她很快查找北京治疗过敏的医院，发现世纪坛医院有号，立刻出发。出门前，她甚至在包里装上了毛巾和洗漱用品——担心自己会被当场收治住院。
辗转多个诊室后，她最终被确诊为过敏性皮炎。回溯原因，最可疑的是一味中药成分——松花粉。但她始终无法完全确认，是药物、疲劳，还是环境共同触发了这次过敏。
▲齐颜在过敏爆发时写留言板提醒自己“别挠了”。图 / 访谈者供图
“极度疲劳可能导致免疫力低下，”齐颜只能这样解释，“叠加上喝中药，过敏就爆发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主任医师马婷婷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长期高压、熬夜、过度劳累等因素，都会可能打乱免疫系统平衡，使身体更容易对花粉等过敏原产生过度反应。也就是说，一个原本不过敏的人，也可能在某个时间点突然“被触发”。
放在更大的范围看，这种焦虑并非个体经验，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现实。世界卫生组织将过敏列为21世纪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公开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1亿人有花粉过敏现象，在欧洲人群中，花粉过敏患病率达到了40%，而在日本，花粉症更被称为“国民病”，影响人群高达42%。
在日本，过敏问题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城市化进程。大量种植的杉树，在进入成熟期后集中释放花粉，与患者数量的激增形成重合。面对这个问题，日本一方面通过更换低花粉树种、发布花粉预报进行长期治理，另一方面，也发展出极其丰富的防过敏产品体系。
比如在东京的药妆店里，“花粉对策专区”陈列着80余种防过敏产品。今年最受欢迎的，是一款可以隔绝花粉的隐形鼻塞。
治理需要时间，而焦虑不会等待。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花粉季正在被进一步拉长。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三年。有研究指出，到本世纪末，春季花粉的排放可能比1995年到2014年提前40天。
▲飘起花粉尘的圆柏雄株。图/ 视觉中国
过敏不再只是一个季节性问题，而逐渐变成一种更长周期的生活压力。回到个体层面，这种压力最终会转化为具体的选择。
今年，张晓梅尝试不依赖过敏药。除了药效有限，另一方面，她担心长期服用药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但停药并不意味着放弃。去年秋天，她和丈夫用200多元买了滤芯和鼓风机，再把通风管道接进卧室，自行搭建了一套“简易新风系统”，试图在卧室里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上周，李元终于去检测了过敏原，结果显示圆柏重度过敏。复诊时，医生无奈地告诉她，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个时期离开北京，彻底隔离过敏原。
李元自觉没必要离京躲花粉，但也担心症状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决定也试试“小猪鼻”延缓症状。看到20多元和200多元两款过滤器，李元心里犯了嘀咕，担心太便宜的成分不好，又担心贵的成本极低。虽说如此，她还是下单了更贵的款式。
她安慰自己，毕竟，贵10倍总要有贵10倍的道理吧。
（文中访谈者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花粉过敏为何越来越普遍？》，中国新闻网
2、《困住4亿中国人的过敏，背后是笔大生意》，虎嗅医疗组
3、Zhang, Yingxiao, and Allison L. Steiner.“Projected Climate-Driven Changes in Pollen Emission Season Length and Magnitude over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 13, no. 1, 15 Ma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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