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应用丨范宗朔：《一千零一夜》中的旅行式结构及其叙事功能|一千零一夜|五卷书|寓言|旅行式|格列佛游记|民间故事|范宗朔

主持人语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承继前贤、后启新锐的结果，而新锐理论的建构又大多是建立在梳理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探讨经典研究范式在当代的适用性，并追索由此关联出的在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深思的学科认知问题。

——专栏主持人：康丽教授

主持人介绍

康丽，法学博士（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主任，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作者介绍

范宗朔，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故事学、国际中文教育等，近年来在《民族艺术》《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一千零一夜》中的旅行式结构及其叙事功能

摘要

在《一千零一夜》中，很多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旅行者”，以主人公的“行走”作为基本线索，通过故事人物在不同场所、地点、空间旅行过程中的奇遇经历和所见所闻来引出主要故事事件是《一千零一夜》中常见的叙事结构。一方面，这种叙事结构的形成与阿拉伯人根深蒂固的旅行观念有关；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商品经济下的故事讲述活动。此外，这种叙事结构本身还带有一种“疗愈”的功能属性，山鲁亚尔国王作为《一千零一夜》中最重要的“旅行者”，他在山鲁佐德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场“虚拟旅行”，而这场跨越时空的叙事之旅不仅延宕了死亡的降临，还在无形中使国王完成了具有“精神朝圣”意义的自我疗愈。

关键词

《一千零一夜》；旅行结构；故事讲述；故事疗愈；故事学

《一千零一夜》（'Alf laylah wa laylah）又名《天方夜谭》，是一部享有盛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同时也是一部集东西方故事之大成的世界名著。它最初植根于中古阿拉伯地区的口头传统，从公元八、九世纪开始，广大故事艺人和文人学士共同对其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整理、加工和再创造，并汇集了来自古代印度、波斯、叙利亚、埃及等不同地区诸民族的民间故事和寓言传说，最终在13世纪下半叶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和风格被记录定型。此后，《一千零一夜》逐渐从口头流传转向书面流传，其流传地域也大为扩展，尤其是在18世纪初法国人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的译本问世之后，《一千零一夜》随即受到了西方世界的狂热追捧。它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丰富的想象力，展现了古代阿拉伯社会的风貌与精神世界，并不断被改编为小说、戏剧、电影、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直至今天，《一千零一夜》所包含的奇异诡谲的故事仍然散发出强烈的艺术魅力，在全球范围内延续着不朽的生命力，跨越时空引发读者共鸣，始终为各国人民所喜爱。

在《一千零一夜》中，故事人物最显著的行为特征之一就是具有“移动性”，无论是为了寻找心爱的人、逃离敌人，还是探索陌生的世界，绝大多数故事的主人公都会离家前往一个陌生之地。本文认为，主人公的“移动”在《一千零一夜》中并非一个单纯的位移行为，而是故事叙事结构的重要支撑。换句话说，《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结构特征，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主人公的“移动”来作为故事的基本架构，并以此引出故事的主体情节内容。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结构或许与“旅行”产生了关联。

旅行是东西方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叙事结构模式，古今中外产生了大量采用“旅行结构”进行叙事的文学作品。最早采用旅行结构进行叙事的文学作品或许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主要讲述了奥德修斯十年归返途中最后40天在海上流浪所碰到的各种奇幻经历。奥德修斯的“旅行经历”构成了《奥德赛》的主体内容和情节线索，它的出现也为后来的旅行叙事创作提供了范本，《神曲》《坎特伯雷故事》《巨人传》《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等均是在旅行结构模式影响下所创作的经典作品。

民间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更为常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英雄离开家乡漫游异界的旅行。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千面英雄》中谈到英雄往往要经历一种循环模式。在这个循环中，他通常会主动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开始一段旅程，跨越未知世界的门槛，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在此期间，英雄会在一个导师或助手的协助下，克服各种挑战，最终带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英雄出发探寻神秘世界”的原型母题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民间传说以及民间故事中都存在大量的重述，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旅行叙事。离家出发的主人公就是旅行者，他离开日常的生活空间进入奇境空间即意味着旅程的开始，完成任务从奇境空间中返回日常空间则意味着旅程的结束。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以人物的行动为基础提炼了31种功能项，其中至少有7种功能与主人公在不同空间中的“移动”或“旅行”相关，例如“家庭成员离家出走”“主人公离家出发”“主人公被转移”等，而这些功能的背后常常意味着故事的关键转折。由此可见，无论是东西方的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都大量存在着以“旅行结构”作为组织架构模式的作品，“旅行结构”也成为东西方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结构类型。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对旅行结构的普遍性描述，本文将从故事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不同文化背景深入探讨旅行结构在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所承载的深层意义，着重揭示旅行结构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文化中展现出独特的叙事特色，包括《一千零一夜》中所呈现的虚拟旅行、精神朝圣、故事疗愈等旅行结构的新变，旨在为读者重新审视《一千零一夜》的艺术魅力提供一个更为立体的分析框架。

14世纪《一千零一夜》叙利亚手稿

一、《一千零一夜》中的

旅行式叙事结构

笔者发现，在《一千零一夜》中，虽然故事人物的社会身份、阶级地位各有不同，但很多故事的主人公在本质上都具有统一的“旅行者”身份。他们在故事中都受到外界或自身因素的驱动而离家四处旅行，踏上了不同的游历之路。例如，在《山鲁亚尔、沙赫泽曼国王以及宰相女儿》的故事中，旅行者是主人公国王兄弟，他们为了寻找更不幸的人共同经历了从王宫到海边草地的旅行；在《渔夫与恶魔》中，渔夫作为旅行者为了获取财富而跟随恶魔游历至空旷的原野之中；《兄弟宰相》的故事主人公舍姆斯丁为了寻找亲人分别在巴士拉城、大马士革、开罗三个城市辗转游历；在《海洋公主朱拉娜》中，故事主人公白德尔国王为了向公主求婚经历了从陆地世界到海洋世界再到魔法世界三个不同空间的旅行。虽然故事人物离家旅行的距离的远近以及外出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可以说《一千零一夜》中的很多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故事主人公“旅行”至各个地方时所发生的“旅行故事”。以《一千零一夜》的早期版本叙利亚手稿为例，笔者将其中存在的“旅行者”以及他们在故事中主要的旅行地点、旅行目的等内容概括如表1所示。

表1 《一千零一夜》叙利亚手稿中的“旅行”

不难看出，《一千零一夜》中布满了故事人物的“旅行”痕迹，故事人物在外界或自身因素的驱动下离开家踏上旅程是引出故事主体情节的关键，故事的核心事件均发生在故事人物接连不断的“旅行”过程中。故事本身就是主人公在不同空间地点移动行走的过程中与不同人物、事件的“发现”或“相遇”。换句话说，故事的主人公经常在不同的空间场所之中反复移动，跟随人物不断移动的足迹引出了与之相关的种种人物、事件、场景，并将其连接为一个整体，《一千零一夜》中的很多故事都在“移步换景”的结构之中展开讲述。通过提炼整理，本文发现在《一千零一夜》中可能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旅行式叙事结构类型，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直线前行型”“返回再出发型”以及“齐头并进型”。

“直线前行型”是指以一个故事人物或群体为中心，并以主人公的一次次出行而引出的事件作为主要情节，以主要人物的“旅行”活动作为线索串联各个情节，进而形成一种单向线条发展的结构类型。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概括为“主人公离家出发—主人公在旅途中—主人公遭遇困境—主人公摆脱困境—主人公到达终点/主人公继续出发······到达终点”。在这种结构模式下，主人公的移动行为就像一条细绳，把零散的情节串成了一个整体。例如，在《海洋公主朱拉娜》的故事中，主人公便始终沿着一条主线不断前进。他从陆地王宫到达海底宫殿，“求婚被拒”后逃到一座小岛，被魔法公主变成动物。随后他被侍女带到了另一座岛上，又被猎人发现并带到了另一座城市。在城市中，他得到了国王以及王后的帮助并恢复人形后，离开城市到达魔法之城。在魔法之城发生了主人公与魔法女王的种种事件，在老人的帮助下主人公将魔法女王变回动物。主人公离开魔法之城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在该城市中，主人公被魔法女王的母亲再次变成了动物并带回魔法之城，在宫女、老人以及母亲的帮助下主人公恢复人形，返回王宫并与公主结婚。该故事在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直线性的叙事结构，故事事件都发生在主人公到达某地之后，故事主人公白德尔王子的“行走”及其在行走过程中的经历和遭遇构成了该故事的主体内容。在《第二个流浪汉的故事》中，外出讲学的故事主人公遭遇强盗，被陌生城市的裁缝收留。随后，主人公外出来到地下宫殿，并被恶魔变成动物。变成动物的主人公又被带到另一座陌生城市，在该城市中，国王的女儿帮助主人公恢复人形。但主人公却由于遭到国王驱逐而继续出发，他离开城市到达巴格达三个姑娘的家中，并发生了被三个姑娘威胁生命的事件，故事最后主人公被带至哈里发的王宫。

“返回再出发型”指的是主人公从某个起点出发，跟随所经历的事件向前发展，最后回到起点，形成一个闭合的圆形结构。然后，从该起点再次出发，并引发新的事件，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圆形轨迹。故事中的每个“圆形”都遵循着“主人公离家出发—主人公在旅途中—主人公遭遇困境—主人公摆脱困境—主人公回家”的模式。一个“圆形”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圆形的开始，它们在故事中体现为一种前后承接的关系。例如，在《第一个流浪汉的故事》中，故事主人公先从王宫出发到达叔父所在的京城，在引出兄妹乱伦的事件之后主人公返回王宫。此后，因为维齐尔的背叛导致主人公再次从王宫中出发到达叔父京城，随后离开叔父京城前往巴格达，最后到达巴格达的三个姑娘家中。在《三个苹果》的故事中也呈现了主人公的两个“圆形”事件。第一个“圆形”为哈里发要求主人公在三日内找到凶手，老人和青年帮助主人公免于一死。第二个“圆形”为哈里发又命令他在三日内找到黑奴，相府里黑奴的出现帮助主人公完成了第二个“圆形”的闭合。在该故事中，主人公的两次经历都具有相似的模式。

“齐头并进型”指的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故事人物作为中心，衍生出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人物活动线索，这两条线索之间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并在一定程度上交叉共进，呈现出双线或多线发展的轨迹，以此为表层结构架构起整个故事。例如，《兄弟宰相》主要围绕舍姆斯丁和哈桑·白德尔丁两代人在不同城市之间的移动展开讲述，并主要引发了两条不同的旅行路线。故事的初始情境为主人公哈桑·白德尔丁的父亲由于与哥哥舍姆斯丁的矛盾而离家出走到达巴士拉城，故事主人公出生于此，此后故事开始讲述哈桑·白德尔丁的旅行路线。哈桑·白德尔丁由于遭到陷害而离开相府到达父亲努尔丁的墓地，在这里遇到了一名犹太人以及两个精灵。随后，两个精灵将主人公运送至开罗，主人公在开罗城与命中注定的妻子相遇。随后两个精灵再次将主人公运送至大马士革城，主人公被大马士革城的一家餐馆店主收留并停留于此。此后故事开始交代另一个主人公舍姆斯丁的行动。他是主人公哈桑·白德尔丁的伯父。获悉弟弟消息之后的舍姆斯丁带着哈桑·白德尔丁的儿子离开开罗到达大马士革，并意外进入了哈桑·白德尔丁的餐馆。在大马士革停留三天后，舍姆斯丁辗转到达巴士拉城并在此地遇到了努尔丁的妻子，随后他们离开巴士拉城再次返回大马士革，命运的安排使得哈桑·白德尔丁的身份被确认。故事最后哈桑·白德尔丁被带回开罗，与失散的亲人团聚。在该故事中，犹太人的字据、命运的安排以及主人公所做的食物使得两条主要线索产生了交叉联系，相互呼应，从而把多个齐头并进的故事线索联结成一个整体。

虽然本文根据“旅行”属性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结构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结构类型的划分并非绝对，它们相互交叉，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然而，无论哪种类型都存在一个最为基础的“旅行程式”，即“出发—到达—奇遇—终点”，绝大多数故事的旅行式结构都是在这个程式的基础上扩充演变而来。就其本身而言，它呈现为一种单向的“线性结构”。其中，“出发”“到达”“奇遇”是这一程式中最为关键的三个角色行为，它们在故事中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出发地点”“到达地点”以及多样的“奇遇经历”，并呈现出较为固定的逻辑顺序。出发意味着要到达某个地点，在到达某个地点之后，主人公往往会亲身遭遇或见证种种奇异的事件。在此之后，主人公可能会选择继续出发，也可能选择留驻此地或返回家中。实际上，《一千零一夜》中绝大多数故事的主人公都在连续不断地移动，大部分故事的叙事结构都是由多个基础程式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而成。

二、《一千零一夜》

旅行叙事结构的成因

在《一千零一夜》中，多数故事的叙事结构都带有一种突出的“旅行”属性，主人公的“行走”和空间移动作为基本线索架构起了故事的整体结构，而主人公在行走过程中的遭遇和经历则构成了故事的核心情节内容。由此便引发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一千零一夜》为什么会将这种“旅行式结构”作为其绝大多数故事的组织架构方式，这或许并非故事创作者的随意选择，在这种特殊结构背后可能隐含了一定的文化意蕴，因为如约翰·迈尔斯·弗里在《晚近的学科走势》一文中所言：“每一个结构都表明它们不仅仅只是结构；每一个结构同时还是一幅‘映射图像’，通过运用这些熟悉的提示，帮助听众或读者去穿越他们所不熟悉的叙事领地。”

一方面，《一千零一夜》旅行式叙事结构的形成可能与阿拉伯人根深蒂固的旅行观念有关。尽管伊斯兰教的建立和传播标志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开始从游牧文明向定居文明转变，阿拉伯人也逐渐从沙漠迁移到城市，但基于原始部落习俗的游牧文明观念并没有被彻底取代或根除，它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中。理查德·范·莱文在《〈一千零一夜〉：空间、旅行与转变》一书中曾指出：“游牧生活，或对游牧生活的理想化描述，仍然是阿拉伯诗歌中比喻和隐喻的来源之一。旅行往往与对心爱之人的寻找、对远方的渴望以及生活的艰辛有关。这些主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阿拉伯诗歌的精髓，它们大多数都可以在后来的诗歌中找到。”

可以说，伴随着伊斯兰教兴起的是各种各样的旅行活动，主要包括宗教性质的朝圣旅行、封建主的巡视、商人的旅行等。例如，“朝觐”作为一种特殊的旅行活动成为穆斯林信徒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古兰经》规定，每一位有经济实力和体力的成年穆斯林都负有赴麦加朝拜的宗教义务。所有穆斯林，无论男女，都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一生至少要前往麦加朝觐一次。但朝觐绝不是远行的唯一目的，伊斯兰教旅行者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外出旅行，包括辗转各地求学、肩负外交重任、四处奔走经商等，还有人通过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来增进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探索造物主的真谛等。其中，从事商贸经济活动的商人旅行在中世纪极为常见，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商人的旅行范围已经非常广泛。郅溥浩在我国第一部《一千零一夜》的研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中就提到“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港口西拉夫、伊拉克的巴格达、巴士拉、有时从亚丁和红海各港口航行到印度、锡兰、东印度群岛和中国······中世纪的阿拉伯商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商队之一。满载着货物的驼队、马队在欧亚非大陆纵横，数不清的商船在世界各大洋中游弋。”关于阿拉伯世界的旅行，我们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这样的描述：“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因而有心可以了解，或者有耳可以听闻吗？”（22:46）；“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以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40:82）。理查德·范·莱文在《〈一千零一夜〉：空间、旅行与转变》一书中认为：“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原始的游牧主义转变为各种形式的旅行活动，游牧性体验逐渐转变为文学修辞和宗教象征。而诗歌作为表达旅行内涵的媒介在此后逐渐被旅行文学体裁所取代，并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式。”由此笔者认为，《一千零一夜》所呈现的旅行式的叙事结构很可能受到了阿拉伯人旅行观念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旅行式的故事结构或许就是在伊斯兰教建立之后阿拉伯世界旅行活动兴盛时期的一种口头文学表现。

另一方面，《一千零一夜》是在阿拉伯城市商品经济的背景下真正开始发展、充实和完善起来的。郅溥浩在《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中提出：“在以巴格达为首都的阿巴斯王朝（750—1258）时期，城市商品经济、海外贸易、各行手工业已达到相当发展程度。”《一千零一夜》中除个别短小的寓言涉及农村以及农民生活外，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以城市生活、商人市民、海外贸易等为背景展开讲述。但中世纪商业文化对于《一千零一夜》的影响绝不仅仅体现在商人形象、城市生活等表面情节的描写层面，《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故事集，本身很可能就是中世纪商业文化深层影响下的产物。

黛安·卡迪在《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金钱性别：中世纪晚期英国的价值与经济》一书中曾表示：“中世纪的许多故事创作者和修辞学家都把讲故事作为一种类似于商品交易的活动。在他们看来，故事是商品，而那些新奇的故事，或者至少可以通过修辞的方式使其显得新奇的故事，在文学市场上具有最大的价值。而商人通常被认为是特别有天赋的故事讲述者，这不仅因为旅行让他们接触到了新的故事，还因为修辞能力对他们的职业至关重要。”简而言之，故事本身在中世纪可能成为商品的一种形式，作为商品的故事有其自身的交换价值，尤其是那些对于听众来讲更为新奇的故事最具价值，而讲故事在中世纪也由此成为一种与经济商业文化密切相关的活动。在这种环境下，旅行者尤其是商人旅行者在中世纪或许还有另外一种潜在的身份，即故事收集者和讲述者，异域故事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和财富，因为收集新奇故事以及讲故事活动都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价值交换。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中世纪的故事讲述者讲述故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娱乐大众，而且是以商品交换的逻辑将各种类型的故事再利用，并转化为可以流通的商品，这种行为消解了故事传统、讲述表演和商品交换之间的鸿沟，故事讲述者因此能够通过讲述表演的形式从故事传统中寻求可自由交易的价值符号，甚至故事讲述者将故事世界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转化为商品，以获取相应的酬劳。

在《一千零一夜》中，故事本身成为弱势人物的“文化货币”，并具有了拯救生命的交换价值。当故事角色陷入与山鲁佐德同样危险的境地时，他们都通过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摆脱了困境或危险，如同山鲁佐德有足够的“故事货币”为自己争取时间以延迟死亡一样，讲故事甚至成为《一千零一夜》中弱者对抗强者最有效的方法，尤其是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离奇故事更加受到加害者的青睐。在《搬运工和三个姑娘的故事》中有这样的描述：“房主姑娘一一仔细打量他们后，说：‘你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世讲一遍，说一说你们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讲清楚后，就可以摸着自己的脑袋，赶自己的路去，保你们平安无事，不然的话······’”在《三个苹果》的故事中，故事讲述者贾法尔对哈里发说：“信士们的长官，听我给你讲来，但有一个条件，求你免我的奴仆一死。”，哈里发则回答道：“如果故事真的离奇，我就看在你的面上，宽恕他。”而在《驼背人》故事中，中国国王因为听到的故事太过离奇便“立即令宫廷录事将故事记录下来，存入皇家档案库，赐予基督教商人、犹太医生、御膳房主事每人锦袍一身，任命裁缝为宫中御用裁缝，并为之规定了俸禄，且让其与驼背人重归于好。国王赐予驼背人锦袍一身，让他留在宫中伴君王娱乐。国王也向剃头匠赠锦袍一身，让其做了宫廷理发师。他们各得其所，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直到天年竭尽。”，可见故事本身在《一千零一夜》中已经开始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并具有了交换价值。因此笔者认为，故事创作以及故事讲述活动在中世纪很大程度上可能已经被商品化，故事商品的价值在于故事的新奇程度，那些新的、不为人知的故事比众所周知的故事在市场上更具有交换价值，而与旅行有关的故事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新奇和有价值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过旅行获取的旅行故事，中世纪对于新奇故事的追求还体现在故事创作者常常运用不同的方式改写旧故事并使其变得新奇。因为一方面在中世纪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外出旅行的机会；另一方面，旅行本身也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旅行者在途中往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困难，先知穆罕默德告诫穆斯林不要离开他们定居的生活，除非有三个原因：“旅行是为了履行宗教职责，比如朝圣；旅行是为了谋生时；旅行是为了获取知识。”由此，在难以通过旅行的方式获取新故事时，故事创作者常常对旧有的故事进行改写更新，以重新赋予该故事商品价值。阿尔伯里克认为，如果一个故事或一则信息能够被很多人接触到，那么它就会变得很普通且没有价值。“隐喻”则是掩盖劣质商品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劣质商品指的是因为太熟悉而廉价的故事。用各种修辞技巧可以将一则熟悉而廉价的故事更新转化并提高价格出售。

如果把追求故事的商品价值作为中世纪故事讲述模式的核心问题，那么《一千零一夜》作为在中世纪产生的一部故事集，或许在某些方面受到了中世纪故事讲述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故事编纂者在编写故事集的过程中收录了大量与旅行有关的故事，因为旅行故事对听众而言代表着陌生、新奇，而这恰恰也是故事商品价值的象征；另一方面，《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编纂者也有可能对旧有的本土故事在内容、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某种“旅行式”的改写，以满足听众对于新奇的渴望并将故事集的商品价值最大化，通过各种手段将旧故事更新为一则看似新的且有价值的文本。因此，在中世纪商品经济的背景下，《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故事集，在产生之初或许并不是将各种不同类型的故事随意地组编在一起，而是有可能在编辑的过程中以商品价值标准为导向，尽量选择那些与旅行有关的“新故事”，或通过对旧故事进行“旅行式”的改写使其重新变得有价值或具备吸引力。《一千零一夜》的形成正值中世纪阿拉伯城市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时期，并且在十九世纪已经完全商品化为一部具有极高价值的故事集。本文认为，《一千零一夜》对于旅行式结构的采用或许与中世纪商品经济下的故事讲述活动有关，更进一步来看还可能与故事集编纂者对商业价值的追求有关，他们或许试图通过一种旅行式的结构让主人公接连不断地出发旅行来编辑一部对读者和市场而言都具有极高商品价值的故事集。

阿拉伯故事讲述者

三、《一千零一夜》

旅行式结构的叙事功能

以上探讨了《一千零一夜》中存在旅行式叙事结构的种种成因。实际上，如果从故事集内部来看，旅行式的叙事结构还与故事集的整体主题表达密切相关，由此也涉及了《一千零一夜》引子故事与主体故事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

《山鲁亚尔、沙赫泽曼国王以及宰相女儿》是《一千零一夜》中最古老的故事之一，这则故事作为主线（引子）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串联起来，成为一串精美的珍珠项链，而非散乱的零篇断章。主线故事主要围绕“性与暴力”展开，国王山鲁亚尔因王后与黑奴通奸而大发雷霆，认为所有的女性都是邪恶的，并通过每天杀死一名新娘作为对女性的报复。王国内的居民谈之色变，纷纷逃散，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拯救全国的少女，决定进宫，通过每晚给国王讲一个故事的方式暂缓被处决。在经过“一千零一夜”之后，国王停止了滥杀无辜，山鲁佐德也因此保住了性命。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则故事的内容，那便是山鲁佐德用讲故事的方式拯救了患有“厌女症”且滥杀无辜的国王。但这同时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山鲁佐德为什么能够用讲故事的方式治愈处于“病态”中的国王？

穆宏燕在经过考证后发现，在《一千零一夜》主线故事中存在的“给国王讲故事”这一关键楔子很可能来源于佛经文学“以故事寄寓教化而度人”的典型样式。具体而言，在从印度传入波斯的故事集《卡里莱与笛木乃》中就有“给国王讲故事以拯救他人”作为故事集开篇的叙事模式。穆宏燕在《〈一千零一夜〉主线故事探源》一文中提到：“《卡里莱与笛木乃》的成书原因与《一千个故事》主线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国王暴虐，祸害无辜，婆罗门或妃子冒死觐见国王，最终以讲故事的方式柔化了国王的心，让国王改邪归正，同时也拯救无辜。”尽管《一千零一夜》的引子故事与《卡里莱与笛木乃》《五卷书》等寓言故事集中的楔子本身在母题情节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使用了“故事”作为拯救他人的方式，但是如果将引子故事与主体故事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看这几部故事集的创编逻辑，就会发现不同的故事集在运用这一模式背后的“治疗机制”是不同的。《五卷书》《卡里莱与笛木乃》等寓言集更多的是将所讲述动物寓言的道德教化作用作为“治疗”的原理，《卡里莱与笛木乃》主要通过狮、猴、牛、狐、鼠、龟、兔、鸽、乌鸦、羚羊、白鹤、猫头鹰等几十种动物的活动以及动物之间的关系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并对统治者提出批评和劝诫。然而，在《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虽然也采用了“故事治疗”的方式，但她向国王所讲述的故事并非以动物作为故事主体，而是借助一种旅行叙事结构讲述了不同人物在路上的种种经历和遭遇。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一千零一夜》采用了来自印度“以故事拯救他人”的方式，但却对其背后的“治疗机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在《一千零一夜》中，动物寓言的“教化性”不再发挥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有阿拉伯本土特色的旅行式的结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山鲁佐德能够“治疗”国王的关键。

《卡里来和笛木乃》是阿拉伯文学中第一部运用寓言形式描写社会生活，表达哲理的著作。

旅行式结构使得其中的故事人物总是处于一种不断游走的状态中，并在人物游走的过程中引出或展现形形色色的场景、人物和事件。其中，《第一个老人的故事》《第二个老人的故事》“三个流浪汉的故事”中的人物既是故事事件的参与者，同时又是故事的叙述者，山鲁佐德借助故事主人公之口让其承担叙事功能，直接向国王讲述主人公所经历的一切。在《驼背人》系列故事中，裁缝、犹太医生、穆斯林管家、基督徒作为故事讲述者的同时，又是故事事件的“观察者”。在山鲁佐德所讲述的故事中，故事人物并非仅仅一个固定的角色，而是以一种移动的视角承担着观察、审视社会，展示社会，再现社会的功能。国王作为听众能够跟随不同故事人物流动的踪迹一起遍览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见证不同人物的奇遇经历，并由此产生了一种亲眼的真实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山鲁亚尔国王是最重要的“旅行者”，国王虽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行走，但山鲁佐德通过向国王讲述不同人物在各自旅行路上的经历和遭遇，带领国王进行了一次“虚拟旅行”。在这次“虚拟旅行”中，山鲁佐德作为引导者，通过故事临时性地把国王从既定的日常空间中抽离出来，并创造了一个国王与不同身份的旅行者接触以及跨阶层对话的舞台。在故事最后，山鲁亚尔国王带着一种释然结束了“虚拟旅行”，他向山鲁佐德的父亲说道：“相爷阁下，安拉赐福给你。阁下生养了个好女儿，给我讲了那么多动听的故事，致使我由衷忏悔，不再诛杀平民百姓的女儿。”本文认为，山鲁佐德虽然在表面上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制止了国王的滥杀无辜，但实际上她是通过制造一场“虚拟旅行”治愈了处在“病态”中的山鲁亚尔国王。

正是因为国王在山鲁佐德的引领下踏上了虚拟旅行的路途，他才能够目睹或“遭遇”身处王宫中所无法遭遇的障碍，正因为有了这些障碍，国王才有了和其他故事人物之间进行对话交流的机会，在不断地离开熟悉的生活世界进入陌生异质世界的过程中，作为旅行者的国王不断地为他人和现实所影响，通过跨越形态各异的空间实现了心智上的成熟，并最终完成了自我转化与成长。这一实现过程实际上带有一种“成人仪式”的文化原型意义，国王实际上是仪式过程中的受礼者，而山鲁佐德作为仪式的引领者引导国王脱离熟知的世界而进入陌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背景的旅行者与国王一起进入了一种临时性的“共同体状态”，从而将国王从日常生活的等级角色和关系中解放出来，并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这实际上是一个脱离了现有社会关系的“阈限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虔诚的宗教信念与粗鄙的世俗欲望相互混杂，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也正因如此，它为国王与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故事人物提供了一个对话交往的平台，进而在对比与参照中重新确立了自我的身份。

总而言之，故事讲述者山鲁佐德正是借助旅行式的叙事结构带领“患病”的国王进行了一场持续“一千零一夜”的虚拟时空旅行，在这场旨在拯救灵魂的神圣旅程中，国王持续不断地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踏入陌生异质世界进行感受体验，并最终完成了有“精神朝圣”意义的自我疗愈。

结　语

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在《一千零一夜》中呈现出了一种较为特殊的旅行式叙事结构，它的形成与阿拉伯人的旅行传统、中世纪的商品经济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而这种特殊的叙事结构不仅是《一千零一夜》组织架构故事的重要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山鲁佐德“治愈”国王的“药方”。山鲁亚尔国王作为《一千零一夜》中最重要的“旅行者”，在山鲁佐德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场“虚拟旅行”，这场旅行不仅是空间的位移，还是心灵的渐进式觉醒。在每一个夜晚编织的异域奇境中，国王逐渐卸下权力的暴戾与猜疑，以倾听者的姿态重新学会共情与敬畏。虚拟的旅途没有终点，恰如疗愈本身是一场永续的自我对视，《一千零一夜》正是借助“故事疗愈”的中心主题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古老的东方故事哲学。正如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曾经指出的那样：“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而这也是蕴藏在这部古老东方故事集之中的“秘密”。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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