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2026年4月18日下午，我在位于北京顺义区的北京首都机场新国展美伦酒店8720房间阅读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海外著名汉学家杨联陞 著、蒋力 编、王存诚 译《汉学散论》（台湾联经出版社，2024年7月第一版）。真正令我感动的是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在专文推荐中透露的一个鲜为人知的讯息：1956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杨联陞、柯立夫“对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中国学取向转变的痛心疾首，甚至到了‘捶桌子，痛哭流涕的地步’……杨联陞也好像成了最后兼秉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传统的华裔学者，至少是之一。”
我以为，这是一段极富张力的学术史剪影，葛兆光先生寥寥数语间，道尽了时代转折中的个体挣扎与文明守护者的孤寂。如果把这一场景铺陈开来，其背后交织着冷战初期的学术政治、西方汉学的范式革命，以及一位身处异乡的华裔学人对于传统即将断裂的深切忧思。
1950年代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正处于一场静默却剧烈的风暴中心。二战后的世界格局重塑了美国学界对中国的认知需求。以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研究”派，主张将中国视为一个亟待被分析的政治实体与现代民族国家。他们强调社会科学方法的介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量化分析成为利器，研究的重心从古代的典籍与文明，转向了近现代的变革、制度与权力。这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策、旨在“理解并应对”中国的实用主义学术转向。
而在另一端，是源远流长的“古典汉学”传统。它承袭自19世纪欧洲东方学（Sinology）与日本东洋学的严谨考据血脉，视中国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独立文明体系。学者们皓首穷经，沉浸于训诂、版本、语言与历史的微观考证，坚信只有通过最精深的文本细读，才能触摸到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对于他们而言，剥离了历史纵深与文化语境的“现代研究”，无异于舍本逐末。
在这一背景下，同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杨联陞与柯立夫（Francis Cleaves）等学者的“捶桌子，痛哭流涕”，便不再是文人矫情，而是一种目睹圣殿倾颓时的本能悲鸣。他们所痛心的，不仅是个人学术志趣的被边缘化，更是唯恐那套经过几代人苦心构建的、足以与乾嘉学派对话的精密治学方法，将在新一代学人手中沦为绝响。
应该看到，杨联陞先生当时的处境，尤为特殊且艰难。他是深得胡适、赵元任赏识的清华才子，兼具深厚的国学根基与敏锐的西学思维。他在哈佛的角色，既是向西方引介中国学问的桥梁，也是欧陆汉学传统在美国的坚定捍卫者。那种“既渊博又精审”的特质使他成为了连接“东方学”深邃传统与“中国学”新兴潮流的枢纽人物。
然而，1956年的这场争论，让杨联陞先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一座孤岛。一方面，他必须面对费正清主导的新潮流，那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割舍对兰克式实证史学与内亚语文学（Philology）的信仰。正如葛兆光所指出的，杨联陞仿佛成为了“最后兼秉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传统的华裔学者”。
杨联陞的痛哭流涕，是对自身学术身份认同的一次剧烈震荡。在那个午后，他所看到的未来，是一个由宏观叙事和政策报告构筑的中国研究版图，而那些关乎字词本源、典章沿革、思想流变的精细功夫，将被视为迂腐的古董。对于一个视学术为生命、且背负着沟通中西使命的华裔学者而言，这无异于精神家园的崩塌。
这个场景之所以动人，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学术流派之争，折射出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文化责任感。杨联陞与柯立夫的泪水，是为一种即将消逝的文明解读方式而流。他们是在为那个讲究“无一字无来历”、追求“语必有征”的古典学术时代举行最后的哀悼。
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费正清的“区域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学的边界，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杨联陞的痛心疾首，恰恰保全了汉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的纯粹性与尊严。他用自己的情感爆发，为后世留下了一个鲜明的注脚：无论方法论如何更迭，对中国文明的敬畏与深耕文本的耐心，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灵魂。
那一记捶在桌面的重响，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至今仍在提醒后辈学人：在追逐宏大理论的喧嚣之外，总需要有人去倾听那些古老文字的微弱回音。（2026年4月19日写于中国北京顺义区的北京首都机场新国展美伦酒店8720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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