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航海图》龙涎屿地名新考|岛夷志略|星槎胜览|汪大渊|瀛涯胜览|郑和航海图|龙涎屿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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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和航海图》中南巫里海域有一小岛名龙涎屿，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亚齐地区西海岸，是郑和航路自近海入远洋的重要转向点。近代以来学界考证龙涎屿对应的今地名时，认为其应当为今印度尼西亚的韦岛、布拉斯岛或龙多岛其中之一，又以后两种假说为典型。早期东西方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在考据方法上各有侧重，主要围绕对音、语源、舆地等传统路径展开。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及相关争议，可以初步推断龙涎屿为今布拉斯岛或龙多岛。进一步辨析学界关于布拉斯岛与龙多岛假说的分歧，采用“文献解析-信息量化”的多重证据思路推进考证，勾连历史地理文献与现代地理信息，最终认定龙涎屿应为今龙多岛。过程中力图突破现存史料的解释局限，重新评估以往学者针对该问题的观点，同时也尝试完善相关学科的方法体系。

关键词：明代航海；考据；郑和；汉学；历史地理文献

一、引言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曾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经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印度、波斯湾、阿拉伯半岛，远抵非洲东海岸，访问了亚洲、非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期间郑和与船员将沿路的地点与航行路程绘制为《航海图》，不仅记录了沿途国家，还详细标示出山川岛屿、港口城镇，更附有文字的航向与航程说明。《郑和航海图》是中国航海的重要史料，也是极为珍贵的古代交通文献，其中记载的地名反映了明代中国航海家对于世界地理的认知，也丰富了明代天文、航海、测绘、计算等相关领域的知识。《郑和航海图》原图已散佚，实物应当为一字手卷式，后人将图截为书本式。现存的通行版本出自明末兵书总集《武备志》，由茅元仪辑入书二百四十卷卷尾。作者序后即图，原题《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省称为《郑和航海图》。当代不同出版社的影印本根据装帧形制略作调整，大致为四十余单页，计上下二十余双页，末尾附4幅过洋牵星图。航海图对长江下游及中国沿岸描绘最为详细，占据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其次是东南亚海域和马六甲海峡，篇幅略少于前者。大约五分之一是印度洋海域，记录较为简略。因图中没有标注宣德五年（1430）第七次下西洋到达的天方（今麦加），学界尚未对成图时间达成一致，一般认为早于十五世纪中期。很可能是与郑和同下西洋的费信将航海图附在记录风土人物的书籍《星槎胜览》后，进献给朝廷兵部。茅元仪《武备志》里的航海图若非自兵部档案得来，即是从祖父茅坤的《筹海图编》中搜集而来。

考察航海图中的地名，对解释现存史料、评价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考察郑和的航海路线与认识明代海上交通贸易均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近代以来，东西方学者对航海图中的地名已作出许多考证，并对部分地名的今称达成共识，然而仍有超过一百余个地名仍未考出或存在争议。最早着手研究郑和航海图地名的是国外汉学家，且以欧洲汉学家最为突出。先后有英国学者菲利普斯（George Phillips，1836—1896）、日本学者藤田丰八（Ujita Toyohachi，1869—1929）、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荷兰学者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等考证航海图中的地名，影响了我国梁启超、苏继庼、冯承钧等研究古代航海的前辈。二十世纪中期后，中国大陆的地名考证遇冷，1961年向达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和航海图》新增索引，大量标注了古今地名。同时期台湾有徐玉虎《明郑和航海图中诸地名诠释》考证国内外航线地名，周钰森《郑和航路考》考证国内航线地名。此时地名考证依旧以沿用前人成果为主，定位较为模糊，细节上存在一些错误。20世纪80年代有陈佳荣、谢方等编纂《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又有海军海洋测绘所出版的《新编郑和航海图集》。前者参照词典索引法成书，每条古地名皆有今地名对照，并简要介绍了古名的出处；后者则将当代地图与地名考释附在航海图后，解释了地名由来及选择该依据的理由，为地名考证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然而，当前地名考证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小语种与汉语的对音问题、古籍版本爬梳的难度以及古代海图制图方式的争议等。由于具备多学科知识储备的学者相对有限，现阶段研究仍主要延续前人猜想式的假说，论证多局限于单一思路。尽管如此，随着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地名考证工作已获得了更多实证性手段。本文以航海图中的龙涎屿一地为例，简要梳理过往学者的立论与考证过程，重点分析不同假说的成因，并结合历史地理信息的量化验证，进一步深化对该问题的学理认知。

二、历代文献有关龙涎屿的记载

《新编郑和航海图集》第65页左下侧有一岛屿名龙涎屿，图上显示该岛在南巫里一带，其周边有帽山、翠兰屿及若干无名小岛。与今天的地图对照，龙涎屿大致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亚齐地区西北侧附近。元代以来汪大渊《岛夷志略》、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古籍曾描述龙涎屿的外形轮廓与物产气候。

中国古籍中最早记载龙涎屿的是元人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

屿方而平，延袤荒野，上如云坞之盘，绝无田产之利。每值天清气和，风作浪涌，群龙游戏，出没海滨，时吐涎沬于其屿之上，故以得名。涎之色或黑于乌香，或类于浮石，闻之微有腥气。然用之合诸香，则味尤清远，虽茄蓝木、梅花脑、檀、麝、栀子花、沉速木、蔷薇水众香，必待此以发之。

此地前代无人居之，间有他番之人，用完木凿舟，驾使以拾之，转鬻于他国。货用金银之属博之。

汪大渊年少时曾两次跟随远洋船只出海游历，足迹远至印度洋流域，回国后记录自己所到之处的见闻，整理成《岛夷志略》。该书中关于龙涎屿的记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其中的信息较为可信。在书中，他简单形容了龙涎屿的地形、物产，而重点描述了龙涎屿的特产龙涎香以及附近渔民采集、贸易的方式，使后人了解龙涎屿得名的由来。到了明代，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在其所著的《星槎胜览》中对龙涎屿有如下记载：

独然南立海中，此屿浮艳海面，波击云腾。每至春间，群龙所集，于上交戏，而遗涎沫。番人乃架独木舟登此屿，采取而归。设遇风波，则人俱下海，一手附舟傍，一手揖水而至岸也。其龙涎初若脂胶，黑黄色，颇有鱼腥之气，久则成就大泥。或大鱼腹中剖出，若斗大圆珠，亦觉鱼腥。间焚之，其发清香可爱。货于苏门之市，价亦非轻，官秤一两，用彼国金钱十二个，一斤该金钱一百九十二个，准中国铜钱四万九十文，尤其贵也。

与《岛夷志略》相比，《星槎胜览》谈到了龙涎屿在印度洋中的大致位置，并且对龙涎香采集以及交易方式作出了更详细的说明。费信的叙述让龙涎屿一名直接指向其核心功能——龙涎香贸易集散地。龙涎香作为专贡明代皇室的珍稀香料，通过官方以及民间贸易自南洋输入中土，不仅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商品，也使产地龙涎屿及亚齐一带成为明代与南洋香料贸易的重镇。费信的描述强化了航线节点与商业贸易的关联，也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以关键地理节点为支撑的规划模式。明清以来龙涎屿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在中原流传，广泛为方舆史籍所记载。《殊域周咨录》《枣林杂俎》《闽粤巡视纪略》《海错百一录》等书谈到龙涎屿，均引用了《岛夷志略》和《星槎胜览》的描述。清初钱谦益还在其《后秋兴》组诗中提及此岛，有“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之句，用远在南洋的龙涎屿借指孤悬海外的南明抗清势力。龙涎屿地名另见《西洋朝贡典录》卷中；《殊域周咨录》卷九；《图书编》卷六十；《岭海续闻》；《明续通考》卷二三六；《顺风相送》各处州府山形水势之图条；《裔乘》卷七；《东西洋考》卷四；《皇明象胥录》卷四、五；《皇明世法录》卷八二；《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和卷一一九；《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二；《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六。龙涎屿以其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特征被大量文献征引记载，且基本以《岛夷志略》《星槎胜览》二书为基础材料。

三、龙涎屿今地的三种假说

郑和航海图于南巫里（Lambri，又作南浡里、南渤里等）近海绘有若干小岛，其注有岛名者一为帽山，一为龙涎屿。南巫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Atjeh）一带，其近海较大岛屿有四，即龙多岛（Pulau Rondo）、韦岛（Pulau Weh）、布拉斯岛（Pu-lau Bras）与纳西岛（Pulau Nasi）。龙涎屿必然对应上述四座岛屿中的一座。

目前学界关于龙涎屿的今地名有三种说法，分别是韦岛、布拉斯岛和龙多岛。

第一种说法龙涎屿即韦岛，由英国学者菲利普斯（George.Phillips）于1885年在《印度与锡兰的海港》（The Seaports of India and Ceylon）一书中提出。他是第一个试图将航海图中的龙涎屿与今地名相对应的学者，在附注中说明龙涎屿即韦岛（Polu Way），不过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论据。

第二种说法龙涎屿即布拉斯岛，支持者有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意大利学者纪利尼（G.E.Gerini）、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此外还有中国学者向达、陈桂荣，谢方和李长傅等。其中三位外国学者论述比较详细。

第三种说法龙涎屿即龙多岛，支持者有荷兰学者格伦维尔（Groeneveldt）、美国学者柔克义（Rockhill）、英国学者米尔斯（J.V.G.Mills）与中国学者苏继庼。几位学者的立论依据相较于前两说更为充分。

（一）韦岛说

菲利普斯是最早开始做考疑的学者，他认为帽山是布拉斯岛，而龙涎屿是距离亚齐东北十三里的韦岛。此处的分歧主要来源于龙涎屿和附近帽山的相对位置。因帽山的今名同样存在争议，确认帽山的属地对于考证龙涎屿的今名十分关键。部分学者认为帽山是韦岛，另外一部分认为帽山是布拉斯岛。同意韦岛说的有格伦维尔初版的《马来群岛和满剌加考》（后格伦维尔又采用了龙多岛说）、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与王桐龄的《新著东洋史》。龙涎屿属今韦岛一说在学界认可度很低，后来几乎没有被讨论。

（二）布拉斯岛说

相较于韦岛说，支持布拉斯岛说的学者列出了更为详细的证据。

意大利学者纪利尼从对音的角度考证，认为龙涎一名纯属附会讹误。中国人将此岛记作龙涎屿，主要出于文化地理的想象。龙涎香唐代首次传入中国后，以诗、词等韵文为代表的文学加工使其衍生出许多新的文化意象，而考证工作不应该受到此类现象的影响。龙涎屿记音为Lung-yen Hsu，和字面上龙的唾液毫无关联。实际上Lung-yen Hsu是岛名Lam-puyang的汉语记音。汉语记音有省音的习惯，当Lam-puyang一词省去中间pu的发音后，即为Lung-yen。根据曼德斯罗（Man-delslo）于1727年的记载和当今的地名，Lam-puy-ang一名仍然在使用当中。Lam-puyang是布拉斯岛的一个村庄名，龙涎屿又是Lam-puyang的记音，因此龙涎屿无疑是布拉斯岛。

法国学者伯希和综合了学者施莱格尔（G.Schlegel）与洛费尔（Laufer）的看法，质疑了龙涎一词的命名。他结合《岛夷志略》对龙涎屿的描述与词源命名法，认为龙涎屿之“龙涎”未必对应龙涎香（Ambergris），命名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观念、认知与逻辑。他进一步指出从词源学的学理而言，脱离中文语境，龙涎的命名是不定的。伯希和试图联系龙、涎与二者实际指称，发现龙和鲸在一些语境下可以替换，但涎与粪无论如何找不到替换证据。最终在他看来汪大渊等人应当混淆了采自抹香鲸头部的鲸蜡（Spermaceti）和肠道的鲸粪。因此他难以判断，倾向于认同前人的看法，支持龙涎屿为布拉斯岛。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根据史料中龙涎屿、南渤里、苏门答腊等地行船的相对路程，认定龙涎屿是布拉斯岛。

案《星槎胜览》通行本龙涎屿条云：“望之独峙南巫里洋之中，离苏门答剌（腊）西去一昼夜程。”又翠蓝屿条云：“其山在龙涎之西北五昼夜程。”郑和航海图南巫里之西有帽山，其山西有龙涎屿，云“苏门答剌（腊）开船用乾戌针十二更，船平龙涎屿”，与《胜览》所言略无大差异。今Sumatra岛西北海上近处其岛屿之较大者曰Wai，曰Bras，曰Rondo。荷氏以龙涎屿为Rondo（Groeneveldt，Notes，222），裴氏则以Wai（Phillps，Seaports，g.e.B.R.A.S.Vol.XX，221）当之，蘖氏以Bras（Gerini，Researches，691）当之。《瀛涯胜览》“南渤里国”条云：“其西北海内有一大平顶峻山，半日可到，名曰‘帽山’，其山之西亦皆大海，凡西来过洋船收帆俱望此山为准。”《明史》所言略同。荷氏据此文以帽山为Bras，又据《星槎胜览》言一昼夜程乃自苏门答剌（腊）（到龙涎屿），《瀛涯胜览》言半日可到（帽山），则自南渤里（亚齐）所自不同，而荷氏一之误矣。《瀛涯胜览》“南渤里国”条又云：“其国在苏门答剌（腊）西，山皆相连，船行一昼夜可到。”而据《星槎胜览》云：“自苏门答剌（腊）至龙涎屿一昼夜”，则两地必相密迩。《郑和航海图》云“苏门答剌（腊）开船用乾戌针十二更，船平龙涎屿。”而以龙涎屿置帽山之西，则帽山为Wai，龙涎屿为Bras可决也。

首先，藤田丰八认为《星槎胜览》中记载龙涎屿“离苏门答剌（腊）西去一昼夜程”与《郑和航海图》中有关针位的记载“苏门答剌（腊）开船用乾戌针十二更，船平龙涎屿”的方向是一致的，明确了龙涎屿在苏门答腊岛西部海域之中。其次，藤田丰八否定了格伦维尔对龙涎屿以及帽山的认定。藤田丰八认为格伦维尔判断帽山、龙涎屿的依据源自两地与南渤里国间的路程：根据《瀛涯胜览》记载，帽山在南渤里国（今亚齐）西北方半天路程，而格伦维尔认为龙涎屿在南渤里国西方一昼夜路程。因此根据路程方位远近，格伦维尔将今日地图上的布拉斯岛认定为帽山，龙多岛为龙涎屿。但是藤田丰八表示，《星槎胜览》记载的实际情况当是自苏门答腊西方一昼夜路程而非自南渤里国。格伦维尔所依据龙涎屿与帽山的路程其实参照的地点并不相同，因此不能判断两者的位置。所以在他看来格伦维尔的依据是错误的（荷氏之一误矣）。最后，藤田丰八认为《瀛涯胜览》记载南渤里国处在苏门答腊向西行船一昼夜的位置，而《星槎胜览》记载龙涎屿离苏门答腊也是向西一昼夜路程，因此推断龙涎屿与南渤里两地相距不远。可能藤田丰八据此推断，龙涎屿离南渤里的距离较帽山离龙涎屿的距离更近（帽山离南渤里国还有半天路程），所以根据地图选择布拉斯岛作为龙涎屿，最终得出帽山是韦岛、龙涎屿是布拉斯岛的结论。

许多中文文献的作者都支持龙涎屿为布拉斯岛。陈桂荣、谢方《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直接把龙涎屿的今名标注为布拉斯岛。章巽《中国航海科技史》在描述郑和航海路线的时候，指出到达的龙涎屿一地是今布拉斯岛。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多次提及龙涎屿，并在附注中标注出其地位于布拉斯岛。李金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一文在描述明代泉州港至印度国航线时提到了龙涎屿一地，在其后的注释中指出该地为今布拉斯岛。李长傅在《南洋华侨史》《中国殖民南洋小史》二书中对龙涎屿属布拉斯岛稍作描述。朱偰《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情况大致同上。

（三）龙多岛说

支持龙涎屿为龙多岛的学者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

格伦维尔据马欢《瀛涯胜览》中南渤里国条的记载，判断帽山为布拉斯岛，而龙涎屿为龙多岛：

国之西北海内有一大平顶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其山之西，亦皆大海，正是西洋也，名那没嚟洋。西来过洋船只收帆，俱望此山为准。

据史料记载，帽山是一个地势高耸的地标性岛屿，过往船只皆以帽山判断大致所处的方位。而布拉斯岛的中间海拔较高，所以格伦维尔判断帽山是布拉斯岛。如此一来帽山是布拉斯岛，龙涎屿则不会是布拉斯岛，很可能是周边的龙多岛。

柔克义赞同格伦维尔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费信与汪大渊的资料，以地形佐证龙多岛说。《星槎胜览》与《岛夷志略》中记载龙涎屿是一个地势平缓的岛屿，而龙多岛的地势在四个岛屿中相对最平缓，因此柔克义认为龙涎屿当属今龙多岛。

同意龙多岛说的还有英国学者米尔斯。他认为围绕龙涎屿今地名的争议来自以往学者对《武备志》中郑和航海图航行方向的解读。如果正向查看地图，龙涎屿绘于帽山（米尔斯默认为韦岛）的西南侧，但地图上标注的航行方向却是西北。大部分从事考疑的学者都采用了西北方向的说法，因此龙涎屿最有可能是龙多岛。

中国学者苏继庼与米尔斯的看法近似，在他的基础上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他通过郑和航海的针向考证三岛的相对方位，进而判断龙涎屿是今龙多岛。苏继庼认为，曾经部分学者判断龙涎屿在帽山的西南，很可能是受近代地图坐标标注习惯的影响。郑和航海图的方位并不全是传统的上北下南。若以上北下南的方位考察帽山与龙涎屿的相对位置，则会得出龙涎屿在帽山西南侧的错误结论。郑和航海图原文记载“用乾戍针，十二更船平龙涎屿”，可知龙涎屿在帽山的西北而非西南。接着他作出了以下推测：

按照格伦维尔修正前的说法，假设布拉斯岛是帽山，韦岛是龙涎屿，龙涎屿在帽山的东北，不符合史料记载。

假设韦岛是帽山，布拉斯岛是龙涎屿，则行船方向为西南，亦不符合史料记载。

假设韦岛是帽山，龙多岛是龙涎屿，则行船方向为西北，符合史料所载。因此帽山应当是韦岛，而龙涎屿为龙多岛。

四、三种假说的成因分析

上述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三个岛屿的相对方位。因无法对地图方向达成一致，陆屿方位的判断便不能统一，又频繁引入参照地标，更加提升了地名求证的难度。值得思考的是，岛屿实际位置与地图呈现的绘制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行船与记录的实际操作层面而言，其一，印度洋海域实测定位频次不足；其二，古代航海图方位标识不完全统一；其三，航海图的制图习惯存在地域性差异。此外，从文献流通的角度而言，古籍版本间有关航程的数字异文无疑扩大了分歧。以上诸种因素导致的史料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以往学者对龙涎屿方位的判定。具体分析如下：

（一）印度洋海域定位次数偏少

郑和船队绘制航海图的核心目的在于满足实际航行需求，而非勘成一幅准确无误的地图。航海中印度洋地区的定位次数明显减少，相同图幅面积中方位信息的精确程度随之下降。总体而言，郑和船队自国内至近海再至远洋的定位频率不断下降。从国内南京至太仓港的航程，主要依靠两岸地形地貌确定位置，因此详细绘制了长江两岸的地形地貌而不标注针路。近海地区从太仓港至苏门答腊西北，主要依靠磁罗盘导航，这一段路程只勾画标记性的地貌，旁边又附有针路和更数的说明。远洋地区除了针路和更数的说明，还配合了过洋牵星图，以便精确定位。苏门答腊一带是近海入远洋的分界，相比航海图其他区域而言图幅简略，比例尺较小，航行定位次数少，导致相等距离涵盖的地理面积更大，进而造成绝对位置与相对方位的较大误差。基于上述制图特点，学者面对龙涎屿可能隶属的三个邻近岛屿，衍生出多种假说，符合历史地理考证的逻辑与认知规律。

（二）古今绘图习惯差异

明代海图的方位系统与当代制图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制图载体形制、南北方位基准与海陆观察视角的演变。现当代绘制地图的习惯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航海图中郑和船队的航线原本曲折，在改刻为方册书时变成了东西左右、南北上下的方向。郑和的航路从中国经过西亚抵达东非，东西距离十分长，而南北距离相对短。中国方册书是纵向宽、横向窄，将卷轴转刻为方册书，就需要颠倒南北宽、东西窄的地图或者接受一定程度的形变。航海图分页的方位不统一，有的上北下南、有的上南下北，总体要以航线来判断。郑和的国内航线，即从南京出发至太仓港，方位是上南下北；出海后中国东南沿海的航线，方位是上西下东。《武备志》中茅元仪辑的航海图也许是出于美观、易懂等目的，将南京至忽鲁谟斯的航线全部从右至左连贯起来，不仅忽略了原来实际方向不同的图幅，也破坏了原图“一图一针路”的基准。若不留意判断每页图幅的方位，依照上北下南的习惯或者无意中沿用了前面某张地图来分析方位，得出的结果与事实往往不符。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航海图存在由陆望海与由海望陆两种画法。《郑和航海图》是航海者在海上看陆地的对视图，跟随画图者的视角移动形成长卷地图。明代海图基本采用海上陆下的视角，符合国人远景在上，近景在下的制图传统。而清代后长卷式地图出现了海下陆上的相反画法，甚至同一地图前后同时采用海上陆下与海下陆上两种绘法。清后期中国受国际局势所迫，西方方位基准的测绘逐渐取代了明代的海岸线串联法。这种视角转换直接导致相同地理信息呈现镜像方位。19世纪末学者在推理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时，容易混淆不同时期、不同视角的中国航海图，判断得出的相对位置有时会产生偏差。这或许能更加具体地解释苏继庼为何反对格伦维尔选取位于帽山西南的布拉斯岛为龙涎屿。不过由于对于原始文献的解读不同，苏说仍存在可以商榷的空间。《郑和航海图》中标注的针路是从苏门答腊开船而非自帽山。米尔斯与苏继庼似乎将从苏门答腊到龙涎屿的路程理解为从帽山到龙涎屿的路程。原文只说明了龙涎屿和苏门答腊岛的相对位置，并没有说明龙涎屿和帽山的相对位置。将原文中的苏门答腊替换为帽山，结论的准确性便会下降。

明代航海图的方位是动态、语境化空间认知的体现，其制图逻辑根植于航海的实际需求而非抽象、硬性的规范。当下研究只能在图文基础上尽可能还原古人的制图实践，避免因古今中外绘图习惯的差异而导致误判。

（三）中外航海技术与制图法差异

航海图从航行中即时地记录到后期整理为完整的卷轴和书册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绘制时的定位依据与记录习惯对龙涎屿位置判定的影响难以排除。《郑和航海图》很可能结合了中国传统航海法与伊斯兰天文航海法，二者拼合时部分地图的位置与方向无法完全接榫。其中指南针与针路属于中国传统航海法，而并非全部海域都采用此法。有学者认为印度洋海域的绘制参考了伊斯兰天文航海法。郑和第三次至第七次航海都经过龙涎屿附近，停泊苏门答腊或亚齐的港口。以苏门答腊和亚齐为据点分途，一支北航榜葛剌（今印度半岛孟加拉国），一支西航锡兰山，从马来半岛进入印度半岛。苏门答腊至亚齐一带，正是郑和时期明人眼中的东西洋分界。翠兰屿（今大尼科巴岛）、帽山和龙涎屿差不多处于由近海（太仓至苏门答刺）入远洋的分界处，故除基本针位、更数外另附有过洋牵星数据来确认方向。第三幅过洋牵星图旁有“龙涎屿往锡兰山过洋牵星图，看东西南北高低远近四面星收锡兰山”的说明。十三世纪以来随着阿拉伯商人穿过印度洋踏上印尼群岛拓展香料生意，伊斯兰教在临近龙涎屿的苏门答腊岛西北端的亚齐地区广为传播。据巩珍《西洋番国志》中的描述，南浡里国国王即回回人，国之北海岛屿帽山亦在该国疆域内。郑和舰队在印度洋海域分航时雇佣当地的伊斯兰人加入船队充当海员，除了中国的传统测绘方法，同时使用过洋牵星板等方法定位。郑和一行在印度洋使用伊斯兰航海方法和海图来行船，最终又把外籍海员使用的海图汇总到自己的航海图中。航海图的信息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海员，每一单位对应的具体数值有所不同，速度、时间、路程单位在转换时存在误差，从而影响了相对方向与距离的计算。

（四）不同古籍版本的数字异文

因古籍中龙涎屿的相关记载基本从《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中转录而来，两本书版本间的数字异文成为确认龙涎屿位置信息的关键。具体而言，书中苏门答腊至龙涎屿航行时间的差异使以往学者做出不同的推论，聚焦于南巫里至龙涎屿两地航程究竟为三昼夜还是一昼夜。此处的异文可追溯至两书的不同版本系统。

与郑和同行的马欢自永乐十四年（1416）着手编纂《瀛涯胜览》，正统九年（1444）完成《瀛涯胜览》初稿本，景泰二年（1451）修改后形成定稿。现存传世版本主要分为两种系统，一为马欢书稿的钞本，一为张昇删改刻本。钞本方面，明嘉靖国朝典故本系马欢初稿本钞本，明澹生堂本系马欢定稿本钞本，而原藏天一阁的《三宝征夷集》，则是综合了初稿和定稿的钞本。刻本以江西南城人张昇删定的版本流传最广，由其子张元锡附刻于《张文僖公文集》，是为其后众多刻本的改订底本。《张文僖公诗文集》附刊本后流行的删减刻本有明万历国朝典故本、明嘉靖纪录汇编本，清道光胜朝遗事本。民国年间中外交通史专家冯承钧认为纪录汇编本内容最为详细；胜朝遗事本（吴本）对于原文及译名常有删削；国朝典故本的脱误太多，同样过分简略。故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选择的底本是纪录汇编本，并取胜朝遗事本与国朝典故本，结合《明史》《西洋朝贡典录》等书合勘而成。校《瀛涯胜览》的纪录汇编本、胜朝遗事本与国朝典故本中南浡里一条，开头文本便有出入。底本“自苏门答剌（腊）往正西，好风行三昼夜可到”，吴本作“一昼夜”。如此一来，则前文藤田丰八与格伦维尔围绕龙涎屿、南渤里、苏门答腊三地航程的讨论便有迹可循。藤田丰八看到的《瀛涯胜览》（尤其是龙涎屿条）极有可能是胜朝遗事本。对比底本与吴本，两者的细节内容偏差较多，具体数值的差异尤为明显，注者冯承钧已出校。总体而言，校注据吴本所录数值修改底本的情况很少。再以同时期第一手资料《西洋番国志》作他校，底本“三昼夜”当是。藤田丰八认为南渤里距苏门答腊为一昼夜航程，则是受当时所见版本之限，紧随其后的推论自然也无法成立。

同样与郑和出海多次的费信于宣德九年（1434）回乡，至正统元年（1436）完成文稿整理，题名《星槎胜览》。《星槎胜览》同样有原本与删改本两个系统。原本赖费信的同乡与友人保存下来，凡二卷。现今仍存的有国朝典故本、罗以智校传明钞本、罗振玉影印天一阁本三种。另有明人先后删析的版本，凡四卷。周复俊不满原本鄙芜，加以修订，又被松江的陆深父子收入《古今说海》中。后刻纪录汇编本、百家名书本等即转录于此。由冯承钧校注的《星槎胜览》选用原本中的罗以智校传明钞本，以国朝典故本与天一阁本对校。因《星槎胜览》一书有许多地方参照、转抄了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故又取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互证。此外，冯承钧在正文之外又附有纪录汇编本中该地名下的全文。这样的做法不仅仅勘正了脱漏错讹的文字，更突出了版本间的思维差异。纪录汇编本随处可见地理航程的增补，为底本所无。《星槎胜览》的纪录汇编本龙涎屿条补“离苏门答剌（腊）西去一昼夜程”，没有注明出处，也许是增补了《郑和航海图》的航线针路，据苏门答腊十二更至龙涎屿估算得来。藤田丰八引用“一昼夜”的航程信息，表明他采信的很可能是纪录汇编本或其衍生的版本。

由以上分析可见，围绕龙涎屿今地与航程的争议因原始记录与文献流变共同造成，既是航行期间即时记录的产物，也与后期文献的整合、转抄息息相关。

五、地理信息量化视域下的新考证

当前学界关于龙涎屿地理定位的争议主要聚焦于布拉斯岛与龙多岛两种假说。因此对龙涎屿地理归属的考证，实质上可简化为对这两种假说的排他性辨析。若某种证据显示只符合其中一岛，便排除了另外一种假说，龙涎屿的归属可形成最终定论。以下分析拟延续既有的研究范式，通过多重证据补充对龙涎屿的定位认识：其一，系统筛选、梳理并重点分析古代文献中关于龙涎屿的描述性文字，提取其中包含地形地貌与周边海域环境辨识价值的信息。过程中尽量排除过度依赖第三方参照地的论证模式，转而采用更为聚焦的核心要素分析法，以期在简化考证方法的同时提升论证的精确性。其二，结合现代海洋测绘技术提供的方位与距离测算公式，对历史地理信息进行量化验证，在历史文献考证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

（一）古籍记载比对

《星槎胜览》和《岛夷志略》描述龙涎屿的具体文字可用于对比龙多岛与布拉斯岛的位置、地形、外轮廓、人口、田产，从而判定二岛中何者更符合文献记载。

古籍中描述了龙涎屿的周围环境。《星槎胜览》纪录汇编本、《陈氏香谱》记载龙涎屿“望之独峙南巫里洋之中”；《通雅》记载“龙涎有屿，在花面国傍，独立南海中”，可知龙涎屿附近没有其他岛屿，与其他岛屿相距较远。今天的地图显示，龙多岛是四岛中离苏门答腊岛北最远的岛屿，和其他三个岛屿相隔距离最长。而布拉斯岛周围还有韦岛与纳西岛，所以从古籍记载的观察而言，龙涎屿更可能是龙多岛。

古籍中提及了龙涎屿的地形和外轮廓。《岛夷志略》记载“屿方而平，延袤荒野”，《星槎胜览》地名后附有一首五言律诗，首联是“一片平方石，群龙任往还”，可知龙涎屿的海岸线弯折较少，地势也相对平缓。通过观察地图上龙多岛和布拉斯岛的外轮廓，龙多岛的海岸线明显比布拉斯岛平缓，更符合“方”的特征。经查询，龙多岛的高峰为153米，而布拉斯岛中央的顶峰Ceumo（Tjeumo）高度为685米，地势为两边低中间高。从地势的角度而言，龙多岛也更符合“平”的特征。从地形和外轮廓的角度分析龙涎屿更可能是龙多岛。

古籍中记载了龙涎屿的田产和人口。据《岛夷志略》，龙涎屿“前代无人居之”“绝无田产之利”，说明龙涎屿基本没有常住人口和劳动生产。而布拉斯岛上种植了大量的可可豆和糖作物，和“无人居之”还有“绝无田产之利”的表述相违背。龙多岛处于印度尼西亚最北的国境线上，古代一直无人居住且缺乏治理，如今也只有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军事基地，与无人居之、绝无田产之利的描述更加吻合。从人口和田产的角度分析龙涎屿更可能是龙多岛。

古籍中记录了帽山和龙涎屿相对位置的直接信息。因依乾戌针推导出的位置关系自“苏门答剌（腊）开船”而来，非自帽山，借帽山（韦岛）求证龙涎屿今地的方法需慎重考虑。格伦维尔与苏继庼有关相对位置的判断很难做出进一步推测。排除参照地标，寻找更为直接的位置关系不失为另一种可行的思路。古代航海手抄孤本书《顺风相送》便记载有东西洋各地间往返针路及更数，其中亚齐往罗里有一条记载，“乾戌（307.5°）十二更取伽南貌（即帽山）、龙涎屿北边时月早过洋”，直接注明帽山位于龙涎屿北部。默认韦岛是帽山，结合当代地图所绘两岛位置，龙多岛位于韦岛北侧，则龙涎屿大概率是龙多岛。而布拉斯岛位于韦岛西南，郑和一行不经过该地。

（二）方位角与距离计算辅助定位

等角航向计算是海洋测绘的常见方法，通常使用墨卡托投影下的等角航线模型，由正解与反解两部分组成。正解为已知起点的经纬度、航向与航程，代入求讫点的经纬度，反解则是已知起讫点经纬度求两点的航向与航程。本研究中，龙涎屿一例已知起点苏门答腊岛、讫点龙多岛和布拉斯岛的经纬度，适用反解法求两点的夹角度数。故将起点苏门答腊岛与讫点布拉斯岛的经纬度代入等角航线模型，采取反解法计算航向与航程。

选取墨卡托投影下的等角航线模型进行计算，两个岛礁之间的理论最短航程及对应航向计算公式为：

航向：K=arctg(Δθ/ΔD) （1）

航程：S=secK×ΔX（2）

式中：a指地球半径，按平均值6371千米计； (θ1，φ1）是起点坐标；(θ2，φ2）是讫点坐标；分别取苏门答腊岛、龙多岛与布拉斯岛的坐标代入公式计算。因苏门答腊岛的东西跨度较大，先确认取点位置。据航海图记载更数，苏门答腊在急水湾以西五更处，大致对应今萨玛朗加（Samalanga）。以萨玛朗加港（Samalanga port）为发船港口，定苏门答腊岛的经纬度为5.21°N，96.37°E。取龙多岛坐标6.08°N，95.11°E，布拉斯岛坐标5.70°N，95.07°E。将苏门答腊与两岛的经纬度分别代入式（1），最后将K值代入式（2），作对比分析，计算见表1、表2。

计算得出苏门答腊岛到布拉斯岛的航向角度是69.26°，苏门答腊岛到龙多岛的航向角度是55.25°。已知苏门答腊至龙涎屿所用乾戍针对应角度为307.5°，两者夹角约为52.5°。苏门答腊岛到龙多岛的航向与理论数据误差更小，若龙涎屿是龙多岛，更符合理论上苏门答腊到龙涎屿的针路。继续计算得出萨玛朗加港与龙多岛的距离为169.70千米，萨玛朗加港与布拉斯岛的距离为153.87千米。受风向、洋流等因素影响，航海中实际的航行方向与距离和依靠理论计算得出的数据往往存在差异。郑和船队所绘制的是计入各种因素后的经验性地图，只为保证实际航行中操作不出现失误，故上述计算结果只作为辅助证据。

六、总结

郑和航海图中苏门答腊的亚齐附近海域绘有龙涎屿一地名，是船队自近海入远洋前的重要转向点，也是明代发展南海及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航标之一。考析龙涎屿今地的地名及方位对于认知郑和船队的行驶航线具有重要意义。十九世纪末以来，郑和航海图的考证在东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完善，但部分关键地名（如龙涎屿）的定位仍无法确定。十九世纪末以来，许多专著与论文不断补充考证，提出了韦岛、布拉斯岛、龙多岛三种假说。二十世纪后，韦岛说逐渐退出主流视野，但龙涎屿的今属地为布拉斯岛或龙多岛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笔者试图综合历史地理学、文献学、海图学、测绘学等方法重新考证地名，认定龙涎屿是今印度尼西亚最北部的龙多岛。这一结论进一步明确了郑和船队自苏门答腊至锡兰（今斯里兰卡）航线的中间节点：由起点依次经韦岛（Weh）、龙多岛（Rondo）与大尼科巴岛（Great Nicobar）至终点，填补了苏门答腊以西海岛少人考释的空白。分析过程注重梳理假说分歧，量化古籍描述、厘清史料源流，尝试更好地融入真实的历史制图语境，为古代航海图地名考证提供多维验证体系。

作者：邱丛姗

来源：《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江桐

校对：杜佳玲

审订：汪依婷

责编：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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