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弄堂里曾住过郁达夫的学生，中国文学史家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盛典|刘大杰|屠格涅夫|弄堂|托尔斯泰|文学史|郁达夫

编者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被誉为20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其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一经问世，便被视为“文学史研究领域内具有系统性、成就最为突出的一部文学史样本，确定了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基本范式。”他还是作家和文学翻译家，创作过大量短篇小说、剧本、旧体诗集；翻译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施尼茨勒等多位大师的作品。这位杰出的文学史家曾长期居住在靠近静安寺的元善里。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走近这位中国文学史家，追寻其在静安留下的遗踪。

文｜惜珍

元善里和文学史家刘大杰

▲元善里

一组低调的新式里弄

元善里是建于1928年的一组整齐、明快的新式里弄，共三条，从万航渡路乌鲁木齐北路口一直延伸到新闸路口。弄名中的“元善”二字源出于宋代名人范仲淹《体仁足以长人赋》。赋曰：“法元善之功，可处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为天下之君。”“元善”的意思就是“大善、上善”。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由于所处地段临近静安寺，交通方便，建成后就受到青睐，据说当时想要租元善里的房子，光是付押金就要用去不少根金条。

元善里的三条弄堂格局基本一样，简约的弄口上方的白色匾牌上用红漆镌刻着“元善里”三个楷体大字。弄口下面是两扇大铁门。从铁门进入，可见弄内两侧排列着红砖砌筑的二至三层整齐的小楼房，木窗木门，二楼带有铁栏杆阳台，家家户户门前种植着花草，石库门墙内天井里种植着的高大繁茂的树木也把缀满绿叶的树枝殷勤地伸向墙外，那些沐浴在阳光下的花花草草显示着岁月的静好。元善里朝向万航渡路的底层是各种店面，开出了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店，卖的都是些日常用品。弄堂闹中取静，出门就是静安寺商圈，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去处。元善里文化积淀深厚，人文荟萃，群贤毕至，最有名的当数曾经住在元善里212弄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刘大杰在元善里住了数十年，他的好多作品，应该就是在元善里写就的，于是，这条普通的新式里弄在我眼里变得不平凡起来。

郁达夫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

刘大杰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幼年失怙，家境贫寒。白天为人放牛砍柴，夜入私塾识字读书。刘大杰走上文学道路绝非偶然，他说：“母亲死时，我只有12岁。她在秋夜纺纱的灯光下，教给了我两本书：《唐诗三百首》和《儿女英雄传》，在我穷苦的童年，得到了文学趣味的培养。”刘大杰14岁进湖南一所学膳费全免的公立中学就学。18岁考入免收学膳费还给予文具书籍补贴并发给春秋两季制服的武昌高等师范读书。

▲刘大杰（1904—1977）

幸运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恩师郁达夫。当年，囊中空空的刘大杰居住在学校的一间小房里，心情压抑的他唯有寄情写作，课余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篇一万字左右的小说《桃林寺》。当时在武昌高师主讲“文学概论”和“小说创作”的郁达夫看了《桃林寺》后，评价说“还好的”，便写了一封推荐信，与这篇小说一起寄给了《晨报副刊》，很快就被刊登出来，刘大杰获得了12元稿费。之后，他在郁达夫的指导下开始了文学创作。1925年冬，武昌高师旧派反对郁达夫，郁达夫愤而辞职。刘大杰同情恩师，便追随他一同离校来到上海。

▲郁达夫（1896—1945）

在郁达夫的鼓励和资助下，刘大杰于1926年赴日留学，第二年初考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文学部，专攻欧洲文学。在日本的六年里，刘大杰系统地掌握了世界文学知识，他把研究重点放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先后翻译了托尔斯泰的《高加索囚人》、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显克维支的《苦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屠格涅夫的《两朋友》《雪莱诗选》等世界文学名著，并撰写了《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国文学大纲》《德国文学简史》《表现主义文学》《东西文学评论》等专著。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一批小说寄回国内发表。此后，刘大杰又陆续在国内出版了小说集《盲诗人》《昨日之花》《三儿苦学记》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郁达夫曾对《昨日之花》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觉得作者是一位新时代的作家，是适合于写问题小说宣传小说的……我希望刘先生能善用其所长，把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斗争问题、男女问题，都一一的在小说里具体地表现出来……”

刘大杰的成就离不开恩师当年的启发帮助，师生交往密切，感情深厚，两人常在一起饮酒赋诗。1945年，当刘大杰得知恩师郁达夫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时，唏嘘不已。当年秋天，写下一首悼亡诗《闻郁达夫为日帝杀害作诗哭之》，缅怀恩师：“飘零半世投荒死，子散妻离泪欲吞；春夜每难忘旧事，南溟长此望中原。许身报国诚无愧，隐姓埋名再不冤；凡文平生诗意苦，杜鹃啼血我招魂。”郁达夫周年祭日，刘大杰痛悼恩师又挥泪写下两首悼亡诗《哭郁达夫》和《再吊》。1957年秋，正值郁达夫蒙难12年，刘大杰又撰五律《夜夜海南船》以寄托哀思。古往今来，学生悼亡老师的诗词屡见不鲜，但如刘大杰这般先后四次为老师作诗哀悼的似不多见，可见他对恩师的感情之深。

在研究中国文学史中找到自己

1930年，刘大杰毕业回国，他与夫人李辉群曾住在愚园坊。回国之初任职于上海大东书局，编辑《现代学生》杂志，负责外国文学和翻译作品的审稿。后经胡适介绍，刘大杰到复旦大学文学院任教，开设欧美近代文艺思潮课。在复旦教了一年后，又先后辗转于安徽大学、大夏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曾任川大、暨大中文系主任及暨大文学院院长。1935年７月，刘大杰受聘四川大学任教授。1937年夏，刘大杰从四川返沪探亲，时逢抗战爆发，交通断绝，不得已滞留上海，处于半失业状态，主要靠夫人李辉群在上海工部局女中教书的收入维持生活。虽生活拮据，他却坚决拒绝了一些学校要他讲授日语的聘请。文学创作与世界文学研究的经历让刘大杰转入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晚年曾对友人说，他涉足过众多领域，“最后转入研究中国文学史，才找到了自己”。这段时间，他闭门专心撰写论著，1939年出版了《魏晋思想论》，1941年、1949年出版了80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中国文学发展史》可以说是刘大杰的扛鼎之作，也是他学术的巅峰。在这部文学史中，刘大杰充分展现出他作家的个性与才情，他用生动传神的文笔刻画历代文学大师们的经历和个性，但是这些并没有湮灭他作为史家的理性与冷静，这种客观又不失感性的写法铸就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独一无二的风格。

1949年９月，暨南大学的一部分并入复旦大学，刘大杰也随之来到复旦大学担任教授。他在复旦大学工作长达29年，直到1977年因病去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记忆里，“读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听大杰先生讲课，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讲建安文学，他从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讲到慷慨多气的文风，一直讲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倾倒，刘桢又如何以平视而获罪。讲课时，他能随口背出很多诗句，引用又恰到好处，令人折服。他讲《红楼梦》，也能随口背诵很多东西，就连黑山村庄头乌进孝上缴贾府的货物清单，他都能背诵如流”。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欢章曾说：“听大杰先生讲课，同学们都形成了一个心理习惯，就是怕下课，希望他讲得越长越好，以致他的课总是上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等在教室门口才不得不打住。”可见学养深厚的刘大杰讲课的魅力。

1957年，刘大杰因肠癌动了手术，便以“断肠人”自嘲，但仍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中国古代的大诗人》等作品，译作有屠格涅夫的《一个无可救药的人》等。1957年，刘大杰出版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第一次修订本，1962年又出版了第二次修订本。1983年，教育部将《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版本重印，作为全国高等学院文科教材。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认为“它是本世纪最具才华和文采，最客观冷静、体系完整而又具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一。”同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骆玉明也认为：“此书不仅影响了后来多种同类型著作的撰写，其自身也一直没有完全被取代，没有停止过在高等教学及普通读者中的流行。总之，要论影响广泛与持久，至今还没有一种文学史能够超过它。”因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巨大影响力，晚年的刘大杰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赏识。1965年，刘大杰在复旦大学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鼓励，后来两人保持通信。陈尚君先生在《二十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记刘大杰先生》一文中披露说，“今存于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的毛泽东主席生前最后一封信，就是与刘先生谈李白、李商隐诗歌的。”

1977年，刘大杰因病在华山医院逝世，走完了他73年的人生历程。一个秋天的黄昏，暮色四合中，我在元善里伫立了好长时间。想象刘大杰曾在窗下奋笔疾书，以及他在弄堂里频繁进出，去复旦大学讲课的场景。听朋友说，刘大杰家里有一台德国施特劳斯钢琴，那么他会不会写作之余在钢琴上弹奏他喜爱的肖邦的《夜曲》呢？这时，我又仿佛包围在肖邦夜曲中所弥漫的惆怅、瞑想、缱绻的气氛之中，刘大杰欣赏的也许正是那种委婉平和、优雅而高贵的忧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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